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账。
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若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运气不好，任凭他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瘾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很好；
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坏很坏。
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份，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
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连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事。
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事竟做出来了！
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
“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官，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会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诤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一类的小官，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有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的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的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译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比干的故事。比干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徵。魏徵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会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气了。
唐太宗和魏徵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徵来了，唐太宗立刻装作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徵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徵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徵进来了，唐太宗怕魏徵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徵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徵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跟大臣拜住说：
“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徵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徵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很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是说做臣子的该如何劝皇帝。《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们；他们不听，再劝他们；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们。第三次劝他们他们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们，到他们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会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了，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傅良，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
“你是不是要找死？”傅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地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礼记》所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臣子，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表演自杀；有的拼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有谏即死，无赦！（翻译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敢有谏者，斩！（翻译成白话是：谁敢劝我，就砍谁的脑袋！）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了。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会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
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轧死算了！你轧呀！你轧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跟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禾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禾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禾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皇帝很感动，特别叫人把被撕破的衣服保存起来，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
像这类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的一个地方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下，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占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
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是不知道你们该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将军叫辛庆忌，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 ”地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臣子可以有话直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怕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拍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个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若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会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说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因为怕历史，怕历史学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弓）。有一天，玩得正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生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两颗门牙被打掉在地上。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学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个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
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和你是平等的。
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