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象的。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生活里，我们不能问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后，做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地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国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国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地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才华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子，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人，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人的徬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便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或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地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或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留给我们的悲剧或恶果，并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
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坦白地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来说，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的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辞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作样地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太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固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两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里，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大老板。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被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还是“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组成“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于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喽啰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拥进司法大厦，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七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赃，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批评他们：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30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个角色，直到60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人，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人。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象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60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在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说还不算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