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里慢慢长大，在十三个月里快速地投射他的力量，使自由中国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七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很感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情况下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说起。
1949年，上海撤退前，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我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完高二，高三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想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了。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地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早餐一毕，纷纷作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
1961年2月6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回来后，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飏。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定名为“四席小屋”，频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已有了私人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1949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十四年后，我竟被这本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令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认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拿这张中学文凭了。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觉得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了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序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退化，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投笔从戎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人。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了。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退伍归来，我写道：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地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忍不住油然而生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时，我竟忍不住对自己说：“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来说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地、稳健地，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11月1日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一个本性嘻嘻哈哈的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为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过相当多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嬴、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伏尔泰（Voltaire）、斯威夫特（Swift）、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烦。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被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在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地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是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
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地交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着拦路，大模大样地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实现抱负的机会确实受了很大的限制。20世纪10年代、20年代或30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