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道人生难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浣溪沙》王洪钧先生在《自由青年》第二十五卷第七期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完，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根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很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庄子》天道篇的后面，记载着那个斲轮老手对桓公说的几句话，实在很有余味：
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这真是老年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青年人的悲哀？老年人感到对青年人“不能以喻”，另一方面，青年人又感到对老年人“不能受之”，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老年人“行年七十”，但却仍旧孤单地走着那没有止境的老路，他们有热血，他们不能不悲哀！
现年八十六岁的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的《生命前进着》（Life Goes On）里写道：
Just a little while back, at my farm near Ripton, Vermont, I planted a few more trees.You wonder why? Well, I’m like the Chinese of ninety who did the same thing. When theyasked him why, he said that the world wasn’t a desert when he came into it and wouldn’tbe when he departed. Those trees will keep on growing after I’m gone and after you’regone.不久以前，在佛蒙特州，在我那靠近瑞普顿的农场上，我种了一些树。你猜干吗？呃，我就像那九十岁的中国老头子，他也做过同样的事。当别人问他干吗的时候，他说当他来的时候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当他走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它是。这些树在我离去和你离去了以后，还会继续发荣滋长的。
这种留点余音的人生观，它代表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心怀。在奴隶出身的喜剧家斯塔提乌斯·凯西里乌斯（Statius Caecilius）的《青年朋友》（Synephebi）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栽了树为后人享用的老农夫，他深信上帝不但愿他接受祖先的遗业，并且还愿他把遗业传授给下一代。
在活着的人里面，没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这根棒，由于他们的身世各异，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
第一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他们根本就没接到过这根棒，也许接到过后又丢了。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装糊涂（我还看不到一个真正糊涂的老年人），他们的人生观是“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他们永远不会退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进化，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那一日就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五代史记》汉家人传记太后李氏向周太祖唠叨说：
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
其实“托于始终”的不是她那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衰朽”，而是那四张“小白脸”和一百三十二张“麻将军”！
在另一方面，他们属于长寿的一群。他们不需要蓬斯·德·莱昂（PonceDe Leon）追求的那种“青春泉”（Fountain of Youth）。他们青年时代虽然衰老，可是老年时代竟得不死。他们的“残年”是难终的，孔丘骂他们“老而不死”，他们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圣人这句话，可是在心里却奇怪为什么孔老二自己七十多岁还活着？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的胸襟；另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来说，老年人可訾议的地方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左传》里记石碏虽然自承“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有点酸性反应，尤其在青年时代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到了老年“一官匏系老冯唐”，酸劲儿就更大。康有为刚出山的时候，叶德辉、王益吾咬定他是洪水猛兽，写了《翼教丛编》去骂他，可是二十年后，跑在时代前面的康有为却被潮流卷到后面去了。我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当年是飞扬跋扈的豪健人物，六十年下来，他竟变成一个整天吃斋念佛写毛笔字的老人了。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时成为冥顽不灵的人。
民国七年的十月里，梁巨川以六十岁的年纪投水殉情，当时二十七岁的胡适曾写《不老》一文评论这件事，他说少年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个时代的新人物吗？”这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其实做白头新人物谈何容易！在近人中，被冷红生骂做“媚世”、被章老虎骂做“媚小生”的梁启超庶几近之，其他的文人实不多见。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从霍桑（NathanielHawthone）的《海德哥医生的试验》（Dr. Heidegger’s Experiment）里，我们看到那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妇在喝了“返老还童水”以后所发的狂喊：
“Give us more of this wondrous water!”cried they eagerly,“We are younger, but weare still too old! Quick, give us more!”“把这一些奇怪的水再给我们一点！”他们着急地叫着，“我们年轻些了，可是我们仍旧还太老！快点，再多给我们一点！”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些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ruminate）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诲人不倦，可是却不承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爱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疲劳轰炸式的常谈！
我想起《琵琶记》蔡公逼试中的那句对话：“老儿，你如今眼昏耳聋，又走动不得。”参加接力赛跑的人都知道接一个“走动不得”者的棒子的味儿，尤其是失败后，他们竟还埋怨那些接棒的人。他们从来不肯自己反省，自己跑不快还要嫉妒青年人，说青年人不行，恰像评剧里边那种衰派的老旦，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角色，可是却在任何人面前倚老卖老，这不是滑稽吗？
第三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以前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就是一个好代表，他老先生拿棒子打人，比孔夫子还积极，孔夫子只不过是“以杖叩其胫”，可是刘副座却和郑板桥一样，志在“击其脑”。现在他死了，棒子也殉葬了，真可惜了这根杀气腾腾的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