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道士就是如此，他只是先写下“一”字，然后在真相大白以后做出相应的解释。所以，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他都可以猜对，这就是他推演因果很有一套的关键所在。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福建福州府城内朱紫坊有个秀才叫郑堂，字汝昂，号雪樵山人。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某年，他开了个字画店，生意兴隆。
一天，一个叫龚智远的人拿着一幅五代名画家的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押当，这幅画可是价值连城。郑堂大喜，当场取出8000两银子给了龚智远。龚智远答应到期愿还15000两。可是一晃15天过去了，并不见龚智远来赎画。郑堂拿着放大镜，仔细辨认，发现是幅假画。郑堂被骗去8000两银子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夜之间全城的同行都知道了。
15天期限过后的第三天，郑堂在朱紫坊的家里办了10桌酒席，遍请全城士子名流和字画行家来此赴宴。这天宾客来得很齐，有的是抱着关切的心态来，有的是抱着吸取教训的心态来，也有的是来看看热闹的，更有一些人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的。
酒至半酣，郑堂从内室取出那幅画，挂在大堂的正中，对大家说：“今天宴请各位，一方面是向大家表明郑某立志字画行业，决不因此罢休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各位同行共看假画，看看骗子是如何用巧妙的手段以假乱真的。”
同行看完假画后，都说：“郑先生让我们大开眼界，以免我们以后再受骗上当，真是功德无量阿！”
正在这时，郑堂把假画投进火炉，边烧边说道：“决不能再留此假画害人！”
郑堂烧画，一夜之间又轰动了整个福州城。
第二天，郑堂到店里，却见龚智远已坐在那里等着他，说是有事而误了还银子的期限。
郑堂说：“只误了三天，没有等，但需要加三成利息。”一算，本息共计达15240两银子。那龚智远知道假画已被烧了，所以并不害怕，说：“好，兑银，请郑先生拿画来！”
郑堂进去取出那幅画，龚智远接画在手，迅速展开一看，顿时大惊失色，两腿一软，坐到了椅子上。
原来，经验丰富的郑堂早已看出这幅画是假的，当时故作不知，让龚智远就范。随后，郑堂又仿造了一幅，与此同时又故意四处声张自己受骗了，于是设宴毁画，让典画的幕后策划者知道，主动送来本息巨金。而郑堂在宴席上烧的那幅画，正是自己仿造的那幅。
现实是险恶的，往往会有心存不轨的人在暗中算计你，这就要求我们机智地去应对。当对手设计陷阱来陷害你的时候，你也要学会运用策略欺骗，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和巴里·J·奈尔伯夫在《策略欺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芝加哥交易所的期货合同市场，假如一个交易者主动提出要卖给你一份期货合同，那么就说明它只会在你损失的情况下得益。这个交易是一宗“零和博弈”，就像赌博一样，一方赢了意味着另一方肯定输了。所以，当他愿意卖给你一份期货合同的时候，你绝对不应该买下来。
学会用策略欺骗来对付敌人是明智有效的应对策略，故事中的郑堂正是充分利用了欺骗策略，让本想暗算自己的龚智远尝到了害人即害己的“甜头”。
元末，统治者横征暴敛，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当时，郭子兴的反元队伍势力最大。贫民出身的朱元璋(1328-1398年)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很快便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深受郭子兴的器重。
很快，起义军攻占滁阳，分田分粮。郭子兴在滁阳称王，大封诸将，把数万人都交给朱元璋统领。朱元璋成了拥有兵权的实权人物，这引起了郭子兴两个儿子的忌妒。他们没有本事，却凭着父亲的威望，享受着起义成果。他们认为，现在朱元璋碍了他们的事，一旦老头子撒手归西，他们斗不过朱元璋，就继承不了王位。这个肉中刺、眼中钉必须拔掉。诬言陷害，会被郭子兴斥责；明争硬拼，等于以卵击石……施尽了阴谋诡计都不成功。
无毒不丈夫，他们准备用毒酒害死朱元璋。朱元璋知道他们的密谋后，仍不动声色，假装不知道，仍与他们称兄道弟，笑脸以对。所以他们还以为朱元璋仍被蒙在鼓里。
那天，他们三人约好外出打猎。郊外风景迷人可他们三人却各怀心思，谁也没有心思赏景。一路行来，气氛很是沉闷。
突然，一阵马嘶声打破了野外的寂静。两位公子回头一看，只见朱元璋正勒住马、仰头朝天，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似的。他们也跟着望去，除了白云，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朱元璋大骂他们：“我哪里亏待你们了？刚才天上的神仙告诉我，你们想用毒酒害我！”说完勒马便要往回走。
他们连忙拦住，告饶道：“都是我们鬼迷心窍，今后若再有此心，天在头上，叫我们不得好死！”朱元璋暗暗好笑，但表面上还装出怒气未消的样子，“我也不追究了，你们以后得摆正良心！”
他们连声说是。其实，这两个家伙心肠虽然毒辣，但很迷信，刚才中了朱元璋的计，还蒙在鼓里呢。从此他们再也不敢起谋害朱元璋的念头了。
交际中适当地采取一些骗人的策略也未尝不可。很多时候，策略欺骗可以是善意的谎言，可以是委婉的沟通，也可以是自保的计谋。当你发现了对手行动的规律与计划时，你可以利用策略欺骗把对方顺其自然地引诱到利于自己的轨道之上。
一个善于运用策略欺骗的人，往往能在交际中出其不意地把对手诱入局中。
先下手为强与后发制人
公元前506年，吴军在柏举迎战楚军。吴王的弟弟夫概早晨请示阖闾说：“楚令尹子常不仁，他的部下缺乏必死的斗志。我们抢先进攻，他们的士兵一定溃败。”阖闾拒绝了夫概的建议。夫概退下，与孙子商议，孙子表示赞同。夫概于是说：“臣义而行，不待命。”率部抢先攻击子常的部队。楚军大败，部将史皇所率车兵全部战死，令尹子常弃军仓皇逃往郑国。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围棋上黑子有先行优势，战场上也是如此。闪电战便是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折叠空间的主动攻击战。
道理很简单，你拥有战争的主动权，可以决定何时何地开战。毛泽东说：“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先下手为强正是博弈论中经常提到的先发优势。我们知道在序贯博弈中常常存在先发优势，首先行动的参与人能够得到更多益处。在战争的实践中，我们需要拓展先发优势的含义，我们把敌我双方谁抢先采取某个特定行动就得到更多利益的情况看做是先发优势，实际上谁抢先行动就引发一个局部博弈，像战争这样漫长的过程难以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博弈。
有时候，我方在战争中取得了较大的优势，敌人如果选择“狗急跳墙式”的冒险战略，我方亦可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当然，后发制人要因敌而异，根据客观、现实的条件决定如何去实施策略。
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中最具实力的智伯胁迫韩、魏两氏出兵向赵襄子宣战。赵襄子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在坚固的晋阳城固守。
智伯统率三家联军猛攻晋阳三月不下，又围困一年多未克。联军屯兵坚城之下，渐渐趋于被动。而晋阳城中军民却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战势逐渐逆转，赵襄子便派遣张孟谈乘夜潜出城外，秘密说服韩、魏两家暗中倒戈。此时形势对智氏已经非常不利。智伯眼见战事拖延两年而进展甚微，不仅取胜无望还有可能自取灭亡。情急之下他想出一条妙计：引晋水淹灌晋阳城的计策，企图用它来攻破晋阳坚城。于是，智伯命令士兵在晋水上游筑坝，再挖一条河通向晋阳城西南。这是个相当冒险的决策，因为大水无情，对自军也构成强大的威胁。于是他又在围城部队的营地外，筑起一道拦水坝，以防水淹晋阳的同时也淹了自己的人马。而且此计之成功还取决于天气，如若雨季没有准时到来，决堤灌城只能是白费心机。然而他赌对了，工程竣工后，连日大雨不止，河水暴涨。智伯下令，掘开堤坝，一时间大水奔腾咆哮，直扑晋阳城。很快地晋阳全城都被浸没在水中了。城内军民只好支棚而居，悬锅而炊，病饿交加，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形势下，赵襄子又该如何决策呢？
赵襄子经过缜密的策划，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一个约定的夜间展开军事行动：赵襄子在韩、魏的配合下，派兵杀死智伯守堤的官兵，掘开了卫护堤坝，放水倒灌智伯军营。智伯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赵军乘势从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自两翼夹攻，大破智伯军，并擒杀智伯本人。三家乘胜进击，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
智伯将错就错在不能合理地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当他在战争中取得了较大优势的时候，没有联系现实做出正确的决策。当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军对智伯发起进攻时，他才明白对方已经采取了狗急跳墙式的报复，但为时已晚，只能空叹自己时运不济，决策失算。所以，在战争中，进则先发制人，退则做好防范，要确保一切都万无一失才能在战争中取得长期的优势。
在“智猪博弈”中，小猪的优势策略就是坐等大猪去踩踏板，然后从中受益。
换句话说，小猪在这个博弈中具有后动优势，无论大猪踩不踩踏板，小猪的损失都比大猪少。大猪不踩，双方都没有吃；大猪踩踏板，小猪可以多吃。这样的后动优势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就属于后发制人的策略，也是“智猪博弈”的生动体现。
公元1356年，朱元璋进攻婺源，久战不下。早闻朱升大名，便决定去拜访朱升，可是朱升却来了个避而不见。由于他不愿辜负朱元璋的一片诚意，所以就留下了锦囊妙计。朱元璋依计而行，果然大获全胜，由此他更加佩服朱升了，决心再访。
当得知朱升遁居石门后，朱元璋恨不得立即就见到朱升，但他接受了一访教训，生怕朱升得到他的动向后再次远走他乡，所以他将所率卫队装扮成商队，由江西绕浙江，过连岭，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请求朱升辅佐他平定天下。朱升避之不及，但还是婉言拒绝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有办法，又不敢强逼，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朱升恳求安邦定国的大计。他对朱升说：“现在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学当救国，敢问先生以何来安定天下？”朱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顿时心中豁然开朗，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
短短的几个字就概括出了丰富的制胜捷径。
“高筑墙”，看似保守，其实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成功地防住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二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而非迫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来攻城的。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城里养精蓄锐，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对手。
“广积粮”，在战乱年代，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能够守城，古人早就说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这仗就无法打下去，这城也就无法守下去；第二，能战，有了粮草，军心就稳定，将士能够安心打仗，士气和作战实力就会大为提升，特别是当对手的粮草不足时，这就是不战而胜的最有效的根本；第三，能够及时扩充自己的势力，招收更多的将士，这样自己实力也就会随着战争的推进而逐步提高。
“缓称王”，这是制敌的妙着，看似是承认自己的弱小，或者是在向其他反元势力和割据势力示弱，但这种示弱却为自己赢得了多种好处。
首先，能够让对手轻视自己而使他们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在真正进行对阵的时候就使对手无法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自己却能够看清对手的实力，从而更有利于寻找克敌制胜的计谋。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汉帝后，率兵顺流南下，直指应天。
陈友谅认为这场战争能很快结束，因为光从兵力对比来看，他的军队是朱元璋守城部队的10倍，所以很轻视朱元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朱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最终，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设计打败了陈友谅。原来，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经是陈友谅的故交，朱元璋让康茂才给陈友谅写信说愿意作陈友谅的内应。陈友谅不知是计，应约到江东桥，连呼“老康”。见没有人答应，陈友谅才明白是中计了，立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余向龙湾逃去。但此举为时已晚，朱元璋伏兵四起，内外夹击，陈友谅的军队溃不成军。这时又正赶上退潮，陈友谅军队的船搁浅不能动了，这样被杀溺死的不计其数，被俘的就达2万多人。陈友谅的大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都投降了朱元璋，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巨舰一百多艘以及其他战船数百艘都被朱元璋的军队获得。与此同时，朱元璋派他的大将胡大海攻克信州(今江西上饶)，用来牵制陈友谅。陈友谅兵败后逃往江州，朱元璋军队乘胜攻占太平、安庆。这一次陈友谅就是犯了轻视朱元璋的低级错误而被朱元璋打败。
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可以转移对手攻击目标。特别在当时天下割据势力众多，而元朝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使各个割据势力相互争斗，而不把朱元璋当做主要对手来攻打，元朝也不会把朱元璋当做主要的敌人来镇压，甚至还会把他当做联盟的对象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