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实教育了王石：当企业家承载着企业形象时，更要如履薄冰了。而事实也证明，王石自此开始淡化自己在公司的分量，着手逐步“退出”公司核心层。
“一朝官府一朝政策”的宿命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但是，现在的王石却开始学会沉默。
2010年7月11日下午，在深圳图书馆五楼的图书馆报告厅“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里，万科董事长王石作了一场主题为“低碳经济与绿色深圳”的演讲。演讲是在女主持人笑侃中开始的：
“相信很多人最期待的是后面半小时的互动，但最好是别问房价！”现场响起一片笑声……但在演讲后，还是有观众打擦边球问王石：“物业税会不会征，能不能降房价”？他只回答了前半句：物业税迟早会征，像香港就是契约，就是物业税的一种。
最终，有一观众实在忍不住王石的“提问禁区”：“我不知道王石先生为什么不敢谈房价？像美国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能直接批评华尔街太贪婪，而这反衬出中国商界、企业家的失败，让人感到失望！”王石听完后，有点激动，脱口而出：因为他们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媒体、舆论环境不一样。
接着，王石说出了不愿意谈房价的原因：
一、感觉中国房地产报道也越来越娱乐化，观点也经常被断章取义，而我不想被娱乐。看看目前房地产界的两个人就是例子，在此就不点名了。
二、拐点论的影响。自2007、2008年的“拐点论”以来，个人的发言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超过了原有的想象，给公司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给行业甚至给政策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而在过去，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表达观点的机会。
1997年11月的一个上午10点，深圳市委办公厅会议室，正在酝酿“房地产新政”的朱基听取一些企业的汇报。
之前，深圳市政府限定每位代表发言10分钟，王石发言的题目是：一、万科的科学管理；二、万科的品牌建设。
汇报题目是市领导定的，但王石认为，市领导感兴趣的，朱基不一定感兴趣。应该选他感兴趣的话题。
能有这样的想法及作为，敢于违背市领导的旨意，也不得不归结于王石的家庭出身及历练。
时下，亚洲金融危机还没过去，中国承诺汇率不贬值，这对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有多大影响？该如何拉动内需？这些是国务院关心的问题。
最后，王石想到了分税制。这是朱基自1993年以来大力推进的一项改革。事实证明，这为他的成功汇报开了个好头。
10分钟时间早就超过了，但朱基丝毫没有叫停王石发言的意思。最后，王石大胆地抛出问题：“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最后，朱基斩钉截铁地给出的答案是：在两年内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很显然，对于究竟通过何种手段来刺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朱基心中早有筹划。
1998年4月，人行发布《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银发【1998】169号文），标志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终于向住宅产业网开一面。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的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沿袭了约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是我国房改最具突破性意义的一步。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地产行业逐步从1993年的低谷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而就在那次汇报以后，王石成为朱基的房产顾问。
这种结果，令王石既吃惊又兴奋。
但是，兴奋只是暂时的。王石在北京活跃了两个月，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他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而他尽管讲了些不同意见，但一旦陷进旋涡，说不定得罪了谁还浑然不知。
想到这，王石变乖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
很多时候，想到容易，做到却难，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王石亦然，他既想挣钱，又想做“带头大哥”，喜欢影响别人，有时还有那么一份家国情怀，这就害了他。正如前文所述，2008年的王石和他的万科载了一个大跟头：无论在政府、同行、民众，甚至股东眼里，王石都成为众矢之的，多方面关系均产生裂隙。
更残酷的是，2008年，24岁的万科遇到了成年后的第一个负增长。
2008年给了王石足够大的教训。一贯高调的他学会了隐忍克制。
王石曾表达说，他对中国企业家整体的社会角色颇为灰心。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本钱主义精力》一书对他影响深刻。他从新教伦理中找到了西方企业家的精力源泉。在《徜徉的灵魂》中，王石写道：“新教理论夸大通过世俗工作的乐成来荣耀上帝，以获解围赎。”这一主意让功利具备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业家一种配合的精力——“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根蒂根基上勇于挑战一切危害、驾驭一切时机的创王石简介事业精力”。这类精力恰是西方企业家不断成长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在追寻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精力源泉时，王石却失望了。他曾说，从商业传授继承上来看，站在宿命的立场上，他是个灰心主义者。
让他灰心的是，中国世间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授继承。
中国汗青上闻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甚或陕西商人，无不带有强烈的封建颜色——依附政界，霸占资源，倒买倒卖。
费正清将这类征象形象化地描述为：中国商人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耗子，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以明清期间的晋商为例，明初晋商因明代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粮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患上商业特别的权利，清末又因为替政府代垫军饷等以票号而执金融界牛耳。可谓，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柄，凭借封建政府赋予的种种特别的权利或好处而兴盛。
依赖这一传统的路径，很多中国商人在凭自己的勤奋精明发家致富后，再也不热衷于进一步扩展出产范围，提高出产效率，以获患上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于政界的凑趣儿，捐纳功名，举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很多商人往往是以财运亨通，富甲全国。
然而，恰是由于这类不正常的“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的“官商共同策划”谋划方式，不成制止地减少了中国商业的成长潜力与动力。中国商人在“一旦官府一旦商”的宿命里轮回。
“官本位”文化传统下，商人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独占的文化、精力无法形成，更无以传授继承。
王石或许想改变这种状况，并试图努力过。但结果或许让他灰心。
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王石悖论”是：前些年，王石说万科拿地不行贿，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与嘲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骗子、伪君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在当今的国情下，不行贿几乎是不可能按照公允的价格拿到地、不行贿几乎是没有办法做房地产的。
但是，反过来，如果王石说万科拿地靠行贿，几乎所有人又会义正词严地谴责王石，声讨万科，甚至会认为万科该死，王石该死，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丑恶的权钱交易掠夺了社会财富，败坏了社会风气，非法牟取暴利。
也就是说，王石说不行贿就是骗子，说行贿就罪该万死。
只怪王石选错了行业。
一个时代的结束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王石与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的商业地产之辩广为人知。此后，王石在多个场合警告住宅地产商进入商业地产要谨慎。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当房地产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时候，中国急剧膨胀发展了二十来年的房地产业，终于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候。
万科作为地产业的风向标，对房市的拐点早有预料。在2008年年报中，万科就提出了“转型”——从规模、速度的增长转变为质量和效益的增长。几年后回头来看，这或许会成为万科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王石说，万科几年前为自己设立的1000亿元的销售目标肯定要调整。他进行了自我检讨，“我应该明确限制万科拿‘地王’，这本来是我能够做到的。”他说自己“头脑发热”，“‘大’
是企业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把‘大’当成目标。我曾对万科管理层提出要做‘绝对第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求规模。如果公司发展是为了追求规模，结果就会变形。”
尽管如此，当政策突降之时，万科还是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既是万科面临业务模式转向时的抉择阵痛，也是王石对是否坚守20年来减法策略的犹豫。
王石和万科站在了岔路口，是继续专注住宅开发，还是实施业务转向？
不过，此前公司似乎已经给出初步答案。在万科2009年年报的“致股东”部分，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未来若干年内，轨道交通甚至电梯将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纯粹的住宅区将不再是建筑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综合体；另一句话是：面对新的局面，有许多具体问题万科需要重新思考。”
接下来是行动。
2010年5月26日，万科携手世界百强酒店企业君澜集团进军江城高端商业地产，以抢占高铁时代中原汉口新门户。而在此前一个月，短短的10余天里，万科也相继有3个大体量商业地产项目被披露，总投资超过百亿。
然而，商业转场，知易行难。
在北京，万科商业地产遭遇第一波挫折。其在京推出的首个商业地产项目，即陷入“贱卖局”的纷争。2010年7月12日，媒体一则“万科五折贱卖商业地产”的消息引发了业内对万科及其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万科五号公社的诸多猜测。
这对商业地产刚起步的万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万科放弃多年的住宅专业化，忍痛转型，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确实到了清算的关键时刻。
2010年12月5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会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行，王石发表主题演讲。对于公司2010年12月1日挤进千亿俱乐部这样的好消息，王石并没有喜悦，相反，是担忧和反思。他说：“万科的品牌市场、影响力、规模，在未来下一个10年真的如此令人兴奋、乐观吗？万科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会葬送自己，营收到3000亿的时候，也是消费者抛弃你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原点——消费者诉求。这也是万科遇到的最大危机。”
王石表示，在未来10年，万科面临着两个转型：一个是从传统的营销向技术科研转；第二是如何从建房卖房向服务型上转。
然而，王石和万科所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尤其是进入2011年后，万科及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尝到了“冬天”的味道，在与国家政策及消费者“博弈僵持”了半年后，房地产商开始了降价自救，包括万科。
而就在房地产开始进入冬天的这一年，王石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到哈佛去求学！这被媒体广泛解读为“王石淡出万科”，与2011年万科高管离职、调控下是否彻底转业，成为各方猜测的谜团。
但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在“拐点论”提出3年多之后，王石这个曾在2007年年底建议“三四年后再买房”的大佬，几乎是迅速淡出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市场。
春江水暖鸭先知。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选在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
了。
有媒体就指出，王石的突然性淡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
这是企业界的一个公认：王石是一个智者。另一个房地产大佬任志强是名副其实的精明，而王石是骨子里的智慧。任志强是不折不扣的房地产专家，而王石不仅是房地产专家而且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
28年的打拼过程中，10多年的房地产暴富“奇迹”过程中，王石从来慎言慎行，随风把舵；把民营的万科挂靠给国企华润，就更足见王石的老谋深算。作为民营企业的万科主动改换门庭，他得到的实惠是，在数轮房地产调控的过程中，别人缺钱，万科却在华润的大树下“不差钱”，别人拿不到的地，在国企的荫护下万科照样拿地。
但是，2010年后，房子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还涉及了政治和整个国计民生问题。房地产暴利时代终于迎来了它终结的时刻。
智者王石自然不难看到这一点。
然而，大环境变了，王石可以选择到海外求学，但万科不能。
作为一艘巨型企业航母，它已经不可能刹车停下来解决问题，只能且行且变，重新领会在房地产这个充满变数的行业做领袖的平衡力。
社会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王石的背影萧瑟如秋。不知道他问道哈佛，能否在西方之经中找到万科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