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深了。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终于忘却了战争的威胁，已经沉沉地睡去。高低不一的建筑物，黑黢黢地耸立在长江的北面和嘉陵江的南面之间。街上没有灯光，没有行人和车辆，空荡荡的异常寂静，毫无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的繁华气氛。只有长江和嘉陵江，按照自己的活动规律，不知疲倦地流淌，不时地发出汩汩的响声，仿佛喃喃地倾诉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又像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妄图叛国投敌的不肖子孙！
祖国母亲的一切规劝终成枉然，他们决心甘当民族败类！
就在这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时刻，汪精卫官邸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通明的电灯光亮，正映照着一张张寡白的脸，焦急的脸，神秘的脸。
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曾仲鸣、褚民谊、陈春圃等人，一左一右地分别坐在两张长条靠背木椅上，一齐望着摆在小圆桌上的发报机。那期待的眼光，胜似干旱盼望云头雨的农民，胜似等待皇帝加封的宫廷臣相。
根据事先秘密约定的时间，汪精卫每夜零点至两点间，与在香港的高宗武和梅思平电报联系。按照这个约定，汪精卫在二十四日凌晨一点，电告高宗武和梅思平，他完全接受重光堂协议。
现在已是二十八日零点五十分，电报发出已经四天了，应该是收听日本政府明确答复的时候了。怎不令他们焦急呢？如果将整个叛国投敌计划比作一张大网，日本对重光堂协议的批准意见就等于纲绳，只有抓住纲绳奋力挥甩，汪精卫一伙逃离重庆的具体行动方案才能应运产生。赢得时间就是胜利。一切计划只有在蒋介石返回重庆之前实现，才能万无一失。出于这种紧迫感，昨天晚上汪精卫要陈春圃守着发报机，空度了沉寂的两个小时。今天，汪精卫实在急不可耐了，手表上的时针刚指向零点，就带着妻子和亲信们来到了地下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无声地坐着，一种说不出的焦虑和忧悒，向全身扩散，令人难受难熬。
凌晨一点整，发报机里的电磁波终于发来电报传来的信号。陈春圃敏捷地打开接收机，准备接收电报内容。
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暗暗揣摩着：“日本的态度将是怎样呢？”日本的电报给汪精卫一伙以极大的满足。电报是用暗语拍来的：“兰姐：教师和校长都欢迎钧鸿赴美留学，请速告行期，以便安置。静华。”
“兰姐”是指收电报的汪精卫。“教师”是指日本近卫首相，“校长”是指裕仁天皇。“都欢迎钧鸿赴美留学”，是说近卫和裕仁都已批准重光堂协议。下面两句是速告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日期，以便近卫及时发表支持汪精卫的声明。“静华”，是高宗武和梅思平的代号。
大家仿佛同时服下了镇静剂和兴奋剂，焦虑的心情刚平静下去，一股喜悦的激流又涌上心头。
“诸位的意见，我什么时候离开重庆好？”汪精卫趣味盎然地连读了两遍电报，用征询的语气问道。
亲信们身上像有台离心泵，泵内的叶轮正急速旋转着，一致都希望快点离开重庆，时间最好在一个星期之内。
“太仓促了！”汪精卫早已深思熟虑，“我们离开重庆前，应该先将诸位的家眷送到香港安置好，还得把各自在银行的存款取出来，以备急用。如果家眷的搬迁和存款的提取，都集中在一个星期之内，很容易引起人家怀疑。我的意见，老蒋计划在下月中旬回重庆，我离开重庆的时间就定在下月十日。”
汪精卫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大家提不出任何异议。他接着说：“离开重庆后去香港好，还是去河内好，我想请孟余、柏生、圣五三位回重庆一趟，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长期住在香港，最有发言权。”他见亲信们都表示同意，就用顾孟余、林柏生、李圣五三人的代号写成如下电文：“静华：请谷玲丽速回渝接钧鸿，定下月十日离渝，十一日赴美。”然后亲自按动发报机的电键，将电报发给高宗武和梅思平。
“为了避免嫌疑，希望诸位的家眷离开重庆时，只带贵重的东西。不要这也想带走，那也舍不得丢。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总之要慎重，一切要从我们的事业着想，从远大前程着想。”他见时间已到凌晨两点，大家都疲倦地打着哈欠，再嘱咐几句散场：“白天请诸位照常上班。有关我们的事业，晚上十二点以后来这里研究。老蒋把顶代总裁的乌纱帽给我戴，晚上十二点以前，总有人来请示这个，报告那个。反正我这里有好几间客房，晚了，大家就睡在这里。此外，这次秘密行动，让不让学沛、乃光、正纲他们知道，请诸位准备意见，明晚再磋商。”
地球自转一周，又到了夜阑深沉的时候。夜是静谧的，但静谧中有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惶惑、伤感和不安。
在同一间地下室里，人物多了个陈公博。他是接到汪精卫的秘密电报后，傍晚时从成都赶回重庆的。
“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文辉三位，都对老蒋恨之入骨。他们真诚地拥护汪主席主政，扬眉吐气地跟随汪主席干一场。”陈公博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把部队撤至云南或贵州，第二步，发表讨蒋拥汪声明。”
大家听到这里，齐声叫好。但是，刚浮上脸部的笑容，随着陈公博下边的话而转变成片片阴云：“可是，有种迹象值得警惕，近五天内，老蒋把三个嫡系师开入成都周围，分别驻在距离成都东面二百里左右的南充，南面二百里左右的内江，西南面百余里的蒲江。他娘的，不知老蒋玩的什么鬼把戏？”
“是不是陈先生说的三个人中有谁泄密？”周佛海的心怦怦跳动着。
“不会。”陈公博自信地说，“这三个人对老蒋的积恨极深，对汪主席推崇备至，与我也算深交。从我四月去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七个多月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褚民谊惴惴不安地说。
“问题不难理解。”汪精卫泰然自若，开导大家说，“老蒋把三个嫡系师布置在成都周围，这是他一贯狡诈多疑的必然行动。”
汪精卫的话使大家弃疑解惑，一齐向他投去钦佩和景仰的眼光。
接着，汪精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着人名的纸条，将彭学沛、甘乃光、谷正纲、谷正伦、王懋功、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白云梯等二十多个人的姓名念了一遍，怀着沉重的心情说：“这些同志，现在都在中央机关任职。他们自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冬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来，一直与我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请诸位慎重考虑，这次秘密离开重庆，是否通知他们一道走？”
顿时，大家的思想感情，陷于合而欢与离而悲交织的矛盾之中，房间里显得异常寂静。
“真感到为难。”陈璧君心情十分复杂，“通知他们一道走吗？他们对重光堂会谈前后的种种情况，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难于做出抉择；让他们留在老蒋的网罗中吗？必定受到老蒋的严重迫害。眼看着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将会遗憾一辈子。”
“这些同志拥护汪主席，也拥护中日和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诚如璧君姐所说，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要离开重庆去香港或河内，都敢冒这个风险吗？”陈公博不禁心里涌起一阵伤感，“据我平时观察，他们自从那次成立改组同志会，被老蒋开除过一次党籍之后，都谨小慎微了。”
“的确谨小慎微。比如甘乃光，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中央部长级，连下边的办事员向他请一天假，他也要征得孔祥熙的同意才批准。真是！”周佛海很担忧，“这些同志处于这种思想状态，一旦通知他们，势必大吃一惊。吃惊之余，难免不与妻室儿女和至亲好友磋商，必然失密。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就糟糕透了！”
“在这种关键时刻，最怕‘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败事。”褚民谊轻轻摇摇头，“保密范围再也不能扩大了。要注意，人多嘴必杂，难免走漏消息。”
汪精卫对改组派的亲信们，曾经冒着风险从蒋介石营垒中分化出来，拥护他为领袖而感激涕零，无奈他的地位每况愈下，没能够给这些人以恩赐而深深感到内疚。他很想把他们带在身边，一旦建立新政权，再好好器重他们。但是，他不能把他们带走。除了大家分析的原因外，汪精卫感到最可怕的，是担心他们当中有人向蒋介石告密。当年的改组派的重要骨干，有些人正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忠于自己吗？古往今来，用告密背叛这一方和投靠那一方，使这一方身遭横祸，一败涂地，使那一方诛锄异己，扭转乾坤，因而获得宠信和高官厚禄的事例还少吗？汪精卫越想越感到可怕。不过，他不愿意把这种多疑的思想暴露在亲信们面前，而从另一角度发表意见。他显得无限悲伤地说：“我现在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同志，如果通知他们与我一道离开重庆，若途中遇到意外，那才是真正牺牲他们。因此，决定忍心不让他们知道。那么，他们留在重庆，会不会牺牲在老蒋手下？据我分析，未必。因为老蒋是盗世奸雄，他尤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我离开重庆后，他为了孤立我，打击我，必然会柔和他们，利用和重用他们。所以，我与璧君商量好了，对她的胞妹陈淑君和妹丈谭仲揆，也绝对保密。”
又是一个深夜。
当悬挂在卫队室门口上的三五牌圆钟“当！当！”响到第十二声时，卫队长桂连轩起床检查岗哨。他悄悄地带上无声手枪和手电筒，轻轻地掩上门，蹑手蹑脚来到官邸小花园，站定脚跟，神经质地谛听了一会，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就习惯地欣赏一会夜景，然后去前门和后门检查岗哨。这时，几点星星在狡黠地挤眉弄眼。风，带着峭寒从嘉陵江刮过来，出现了入冬以来的第一次霜冻，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粉，使山城的夜更显得清冷、幽阒而又沉寂。只有从远处山林中传来的声声狼嗥，给神秘的夜增加了无限的恐怖。
桂连轩用手语住嘴，打了个无声的哈欠，正准备抬步去检查岗哨，忽然，一条黑影踽踽地顺着会客室移向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外，呆在窗户下面不动了。
“是卫士偷听秘密？”桂连轩暗暗想着。他知道，汪精卫夫妇习惯夜深人静处理事情，虽然窗户被黑色窗帘遮掩着，不透一丝光亮，但他断定他们这个时候尚未睡觉。然而，他相信他手下的卫士不会干这种偷听勾当，这个念头很快被否定了。“是间谍？肯定是间谍！”他这么想着，一股由主人小恩小惠积聚的精神力在胸中升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向那黑影，集中吃奶的力气，使出浑身解数，对准那黑影的顶端猛击一拳。随着“哗啦！”的玻璃破声，那条黑影扑通倒在地上。
桂连轩拧亮手电筒一照，不觉一怔：倒在地上的竟是前卫队长刘文焕！他左鬓角被窗户上的玻璃划破流着鲜血，手枪仍紧紧地捏在手里。桂连轩趁刘文焕处于昏迷状态中，将他的手枪缴过来。他推开枪膛下子弹时，发现是一支德制无声手枪。接着，又从刘文焕身上搜出一把匕首和一部微型照相机。
汪精卫夫妇被那突然的“哗啦”一声吓得大吃一惊，慌忙走出门来，见此情景，不禁毛骨悚然，惊恐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前门和后门站岗的四个卫士闻声赶来了。不一会，睡着的三十多个卫士被喊醒起来。桂连轩一边吩咐二十多个卫士将官邸内外仔细检查一遍，一边吩咐几个卫士把躺在地上的刘文焕抬到卫队室。接着，他来到汪精卫卧室，将情况向汪精卫夫妇报告一遍，然后说：“刘文焕不是来搞暗杀，就是来刺探情报，可鄙可恨！”
“两种可能都有。”汪精卫惶惑不安，心表也十分沉重，“刘文焕该不会死吧？”
“死了，活该！”陈璧君愤恨地说，“死有余辜！”
“现在还不是让刘文焕死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口供。”汪精卫启发地望了妻子一眼，回头对桂连轩说，“你去看看，刘文焕一苏醒过来，就来向我报告。”
桂连轩走后，陈璧君想起刘文焕过去在她家的特务行为，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咬牙切齿地说：“实在不能容忍！这回，把刘文焕的口供审问出来，就把他毙了！”她见丈夫沉默不语，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四哥！”
“看看刘文焕的态度再说吧！”汪精卫沉吟一会，“不可任性，如何处置他，要从有利于我们这次秘密行动着想。”
“他如此仇恨我们，会有好态度吗？”陈璧君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
“记得北宋哲学家程颐有句名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再试试看吧！”汪精卫思考着感悟刘文焕的办法，争取他为自己的秘密出逃效劳。
刘文焕的神经中枢被击伤，现在还昏昏迷迷地躺在地上。桂连轩叫人端来两盆冷水，往他头上一泼，这才苏醒过来。眼下，他坐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睁着两只充血的眼睛，恐怖地望了桂连轩和卫士们一眼，然后垂下脑袋，痛苦地双眼紧闭，脑子里万念俱灭，只等待着无声手枪子弹穿脑的那一刹那。忽然，他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汪精卫夫妇来了，心里一惊。但很快镇静过来，他暗暗鼓励自己：“要争取死中求生。”汪精卫夫妇一进卫队室，他就落水狗似的爬到汪精卫跟前，额头在水泥地面上砰砰磕着，痛哭流涕地说：“汪主席！汪夫人！我，对不起你们！”
汪精卫本想臭骂刘文焕几句，见他一副狼狈相，心也就软下来，俯身将他扶起来，说道：“别的不说，单凭你刘文焕监视代总裁的行动这一点，完全可以交军法执行部公开处决你。但是，考虑你是受人支配的亡命之徒，只要你把问题说清楚，今后真正悔改，我可以原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