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庸》内容完全相同的还是强调“诚”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中庸》里有若干章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而《大学》所提出的人生进修阶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级也是“诚意”的问题。由此可见，“诚”的确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以这里与《中庸》相同的文字来看，由”明善”到“诚身”；由“诚身”到“悦亲”由“悦亲”到“信于友”；由“信于友”到“获于上”，直到“民不可得而治也”的反面，那就应该是“民可得而治矣”。实际上也就是《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序列，所以朱熹说这段文字“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孟子集注》卷七）一句话归纳起来，在儒家的学说里，真诚的确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一切都是空谈。
因此，孟子最后说：“至诚而不动者，来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道理了吧。
【原文】
孟子曰：“存①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嘹②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③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④哉？”
【注释】
①存：察。
②嘹：明。
③眊（mào）：不明，蒙盹。
④廋（sōu）：藏匿。
【评析】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句名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从人物画的方面来讲的。而我们看到，早于他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已经从识人的角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确了。
日莲宗的《妙法尼》也讲过：“巨人也好，侏儒也罢，其志气乃表现在一尺的脸上；一尺脸上的志气，则尽收在一寸的眼睛中。”
所以，与其察言观色，不如观察他的眼睛。
现代美容术已经使人的眼眶、眼角、眼梢、眼皮甚至眼睫毛都成了它的试验场地，但是，仍有一点是它无能为力的，那就是眼神。
眼神是无法加以化妆或修饰的，不论你是如何高明的一位超级美容大师。
观察眼神，洞若观火。
别听他说得口若悬河，天花乱坠，你要看着他的眼色。
【原文】
淳于髡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②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注释】
①淳于髡（kūn）：齐国著名辩士，曾在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的朝廷做官。事迹见于《战国策·齐策》《史记·孟荀列传》《史记·滑稽列传》等。
②权：本指秤锤，衡量轻重。引申为衡量轻重而变通处理，即变通之意。
【评析】
男女授受不亲是中国古代礼制中一条微妙的牵涉性心理问题的规定。由于有这一条规定，当“嫂溺”的时候是否“援之以手”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想来弗洛伊德博士不一定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恐怕也没有读到过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对话，不然的话，倒正好可以作为一份性心理分析的材料了。
我们既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当然也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方面的分析，只好从淳于髡先生与孟子的精彩对白方面来欣赏了。孟子虽是亚圣，但这淳于髡先生也非常了得，人虽矮小，其貌不扬，但太史公在《史记》里称他“滑稽多群，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是当时齐国准外交部长级的人物，幽默诙谐的国际名士。只要看他问孟子的问题，出语不凡，神出鬼没而又直钉本质。稍有反应不过来，不弄得你尴尬无措，“顾左右而言他”那才怪。
但亚圣毕竟是圣人级的高手，群才无碍。只需略施机锋转语，以“权”释“礼”，便出人意料又合于情理地回答了对手的诘难，令人不得不服。
通权达变，智者风范。
而我们在前面的若干篇章中已经知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重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通权达变精神。
【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①之誉，有求全之毁。”
【注释】
①虞：预料。
【评析】
孟子曰：“有意料不到的赞誉，也有过分苛求的诋毁。”
所以要“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菜根谭》）因为毁誉本身就不一定客观准确，有时甚至还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何必因他人对自己赞誉或诋毁而乱了自己的心理呢？
话又说回来，说是这么说，能够完全无动于衷，超脱于毁誉之外，真正“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一般人总是听到别人的赞誉就高兴，听到别人的诋毁就生气。人之常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至少不要太在意，还是我们应该抱希望的态度吧。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评析】
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一语道破古今文人通病。
问题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有什么不妥呢？孔圣人不是“自行束情以上，吾未尝无诲”吗？不是“诲人不倦”吗？我们今天不也大张旗鼓地欢迎大家都去充实教师队伍，欢迎大家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症结在于“好”为人师。
而到底有没有“病”却在于是否“能”为人师。
所谓“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真正胸有雄兵百万的人并不急于露才扬己，倒是那些半瓶子醋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动辄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出言就是教训别人，一副教师爷的派头。其结果总是误人子弟，令人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好为人师的人还往往自足，不思深造精进，结果是不但害人，也害己。
毛病就在于“好”为人师而“不能”。所以，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为人师表者并不在此范围。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区分的。不然的话，谁还敢去加入教师的队伍，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原文】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评析】
孟子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后代的罪过为最大。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就是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但实际上和禀告了一样。”
这倒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大舜不是成了婚姻自主的先驱者了吗？
三种不孝又到底是哪三种呢？
赵岐《孟子集》补充说：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
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
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最大的不孝了。
如今社会，独身主义盛行，那“大不孝”的“无后”之人恐怕正满街走，而且可能走得潇洒欢实着哩。
儒家这种“无后”为“大不孝”的思想是不是太陈腐落后而应该被批倒批臭了呢？
问题倒不是这样简单。从人类绵延发展需要人口再生产的角度和“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情态来看，“无后”似乎并非没有罪过。不然的话，“断子绝孙”怎么会成为人们最恶毒的诅咒呢？
想想看，如果人人都抱独身主义，人人“无后”，用不了百年，人类何在呢？
不可想象啊！
【故事】
己之所欲，要施于人
人有困难我就救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
我们处世为人，之所以提倡虚心，就是要求谨慎持守道德。舍己为人，亏己利人，薄己厚人，损己益人，把持着这四项基本观念，人们就会心悦诚服。
老子说：“尽力照顾别人，我自己也就更加充实；尽力给予别人，我自己反而更加丰富。”这就需要至诚，以最完美的德来辅佐这个最崇高的诚，使它感人至深。他人有恩德于我，虽是一碗饭的施舍，也不能忘记；我有恩德于他人，虽是救死之恩也不能企望报答，也不能向他人提及，也不要图回报，这也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施恩德于人不望回报，受到他人施的恩惠千万不能忘记”的道理。
使人信服的关键是：凭道理不凭道术，凭仁德不凭武力，依仗武力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的人，称霸就必须有很强的国力；依仗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的人，称王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商汤王只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只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依恃武力而降服人们，人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正归服，而是力量不够，迫不得已；凭借道德使人们归服，人们会出自内心的欢喜而心悦诚服，就同孔门七十二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中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以道德服人的人，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使人们都信服我罢了。修养自己而使内心达圣的人，以圣德光耀天下，使人们都仰慕他、尊敬他就是了。唯有孟子所说的服人道理，除了“以德”之外，还要有“行仁”来紧紧跟着。也就是说，仅仅立自己的德还是不够的，还要行仁于天下，还要有爱人、利人、济人、救人、立人、达人这样的道德。
要想人们都信服于我，己立己达，还不足以使人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人想立我就立他，人想达我就达他，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这样愿望就能达到，利益就会归来，祸害就会免除，纯粹是一片仁人的胸怀。我只为人而不为自己，只利人而不利自己，只爱人而不爱自己，只尊敬他人而不尊敬自己，这样怎么会害怕人们不归服我呢？
所以孔子说：“以富贵而天下，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以我的富而能富他人的人，想贫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贵而能贵他人的人，想贱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达而能达他人的人，想穷也不可得到了。”
要勇于迎接困难
上天的安排不可猜忌，让人们的境遇变化多端。只有能逆来顺受、居安思危的人，才能摆脱上天的束缚，将“抑”转化为“伸”。
丰臣秀吉生于尾张国中村贫贱之家，幼年家境非常贫穷，受尽了困难。他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于是离开了家乡，投到松下嘉兵卫的麾下。丰臣秀吉在松下嘉兵卫的手下过得并不顺利，没过多长时间，他就不得不脱离松下嘉兵卫，改投到织田信长那里当了一名小吏。在这里，丰臣秀吉受尽折磨。在几次的出生入死的境遇中，他的才智才被织田信长赏识，被提升到武士的行列，后来成为掌握天下大权、享受10万石俸禄的大诸侯。在山崎的一役之后，他扶摇直上，最后代替了主君信长而成为诸侯的首领。丰臣秀吉成功的事例是先抑而后伸的一个最好例子，他逆来顺受，才摆脱了绝境，最终走向了成功。
在科西嘉孤岛出身的拿破仑，趁着法国大革命的机会，没几年的工夫便直上云霄，终于坐上了法兰西大皇帝的宝座，征服了欧洲各国，但谁能预料得到他在滑铁卢的战败，被英军逮捕远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孤岛之上，遭受那悲惨的厄运，终生遗恨而死。这是先伸而后抑的一个最好范例。在逆来顺受的同时，还要做到居安思危，这样才能避开凶险，避开困难。
春秋时期，有一次，郑国曾被其他12国联合攻击，后经晋国的周旋，最后才化险为夷。
郑国国君为此而给晋国国君晋悼公送去了大量礼物，以示感谢，这些礼物包括兵车100辆、著名乐师3人、歌女16人及许多钟磬之类的乐器。因此，晋悼公十分高兴，论功行赏之时，他欲把歌女中的8人转赠给他的功臣魏绛，以作为他竭思精虑、为国事筹谋划策的奖励。
魏绛却谢绝了国君的分赠，并抓住机会向晋悼公作了一番不失分寸的劝告：“国事之所以办得顺利，首先应归功于国君您的智慧。其次，则是靠朝中同僚们的齐心协力，我个人有何贡献可言呢？我衷心希望您在享受安乐之时，还能想到国家尚有许多事要办。《书经》上有句话：‘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望您能牢记！”魏绛是聪明的，他在国君高兴的时候提醒国君要“居安思危”，起到了很大的预警作用。
居安能思危，可以防患于未然。祸福在于人自取。人能求福，也能避祸，求福与避祸，也全在自己。有一次，孟子的学生问他如何才能使国家免于灾患，孟子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孟子说：“那自然首先在于行仁政，但还不仅于此，还要尽力防患于未然。国家无内忧外患，就趁此清平之时修明政治法典，那样，纵使强大的国家也会惧怕了。”这就是《诗经》上说的：“趁着雨未下来云未起，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都修理，下面的人们谁敢把我欺。”假如在清平之时追求享乐，怠惰悠闲，那就等于自找麻烦。
假如能够辨明这个道理，天运逆来之时去顺以受之。在遇到悲运厄境，绝不失望丧胆，反而要勇于迎接这一悲运，努力不懈地准备扭转厄运为幸运，就能转祸为福。如果在平安的时候，能考虑到危难和困厄的到来，并且在困境来临的时候，敢于去碰面它，就能窥破天机，不为天机愚弄与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