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名家讲堂·吴小如讲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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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上)(2)

下面就不是正面了。杜甫的诗总是把需要直说的话,掺在歌颂之中,让它显不出来。下面等于是提醒,“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上一句是说皇帝的外戚和宠臣,比如张良娣、李辅国之流的人;下句指军阀、藩镇。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杜甫早有预见。当时黄河以北,朝廷势力始终没恢复,经过五代,就变成契丹、辽的领土,西边是西夏,银川是西夏的首都。宋代文化是上去了,版图却大为缩小。“攀龙附凤势莫当”,这些人都占上风,谁也奈何不了;“天下尽化为侯王”,警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出现。“关中既留萧丞相”,肃宗时有几位丞相,浦江清先生注杜诗,认为此处“不知何所指”,我认为指第一任宰相房琯,虽然打了败仗,被撤职,可他还是有见解的政治家。“幕下复用张子房”,指现任宰相张镐。可惜肃宗也没有重用他,不久就被撤职。这里杜甫大为称赞张镐。很多注解都说,如果肃宗一直任张镐为丞相,历史就可以重写了,“张公一生江海客”,是没有功名的人,但被唐玄宗擢拔,官至宰相。“身长九尺须眉苍”,用《史记·张苍传》的典故,张苍也当过丞相,张苍的儿子不如张苍,孙子更不如张苍的儿子。司马迁说张苍身长九尺,儿子比张苍矮,孙子又比张苍的儿子矮。俞平伯先生在讲杜诗的课堂上说,用典故用得最幽默、最巧妙的,莫过于杜甫,好玩儿极了。这“好玩儿极了”,是他的原话。“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重笔写张镐,说张被玄宗从民间提拔起来,正赶上机遇,“扶颠”就是把唐朝从危险的环境里扶过来,这才看出来他会谋划,用重笔写张镐。然后用侯景的典故,“青袍白马更何有”,造反的敌人哪里去了?当时安禄山已死,不久史朝义也死了。“后汉今周喜再昌”,周宣王、汉光武都是中兴。表面歌颂唐肃宗,中间又插入“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两句,与前面“常思仙仗过崆峒”、“万国兵前草木风”一样,他把微讽的句子,放在前后歌颂的话中间,让人不易察觉。

下面又转韵了,很难得杜甫一连写了六句歌颂的话。但他歌颂是有分寸的,前四句全是虚的,“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寸地”、“尺天”很不具体,看起来歌颂得很全面,但不具体,“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都是虚报、谎报。“奇祥”、“异瑞”皆祥瑞,但搞不清楚是哪个国家送来祥瑞,又听说许多山里都出了宝贝。“隐士休歌紫芝曲”,商山四皓曾经作《紫芝曲》,这句的意思是,隐士们,你们不要再唱隐居的歌啦,这还是虚的,没有确指哪个人被征聘;“词人解撰河清颂”,鲍照曾作《河清颂》,读书的人应该写《河清颂》了。此后的六句是担忧,“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但老杜把担忧的话放在歌颂后面,又让你不觉得。

要我说,杜甫这首诗也是一篇《河清颂》,但不全是《河清颂》。此诗读起来像一片盛开的蔷薇,但是你不能碰,不能接近,一碰到处都是刺儿,暗藏玄机,暗藏了很多刺儿。要真正把它讲透,很不容易。从内心来讲,唐朝恢复了,杜甫也高兴,不是纯粹虚情假意。但他这个歌颂是有分寸的,第一,他这个歌颂用了一些不确定的词,歌颂而不显得肉麻,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又都在里面透露出来,他的技巧是跟着思想来的,为思想服务,要在歌颂的诗中表达忧患的意识,表达他的预见性。一首歌颂的诗一定要有漂亮的对仗。乍读而过,不会觉出有微微扎手的刺儿。过去歌颂的东西没有提到百姓的,请注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结尾,杜甫就说自己不纳税,不服役,“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杜甫思想里始终挂念战士和农民,农民是生产的,战士保卫国家,这是他最关心的,却又是统治者最忽略的。“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天总不下雨,鸟到季节就催种,不要耽误农时,尤其是下面这两句,“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淇上,靠近邺城一带的河,他不说战士回不了家,而是反过来说该回家了,不要耽搁,快回家,家中亲人盼你回来,其实谁不想回家呢?这就是反话,他故意这么说。“城南思妇愁多梦”,家里人盼你回来。高适《燕歌行》:“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仇注引了曹植的诗。高适也好,杜甫也好,只说到战士要回来,家里的人盼着战士回来,就说到这儿。盛唐诗还比较含蓄,晚唐诗人没这么客气了,比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这不是温柔敦厚了。我最欣赏晚唐张乔《河湟旧卒》,虽比高适显露,但是好: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我认为这写得很好,一个老兵的寂寞,一个老兵的回忆。唐诗真是太好了。唐代边塞诗不限于高、岑,李颀、王昌龄都有边塞诗,晚唐也有,《兵车行》是反战的。像这样的晚唐诗也应是边塞诗,但它变味了,客观的描写变成主观的谴责。“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话说得很厉害了。杜诗最后的结尾--“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望,永远不要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祸患太厉害了。

“三吏”、“三别”作于乾元二年,杜甫自洛阳回华州道中。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三吏的顺序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石壕吏》最普通,大家最熟悉。社科院文学所选注的《唐诗选》认为《新安吏》体现了杜甫的局限性,歌颂了郭子仪,歌颂了统帅,劝被征的孩子不要埋怨,说“仆射如父兄”是杜甫的局限。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新安征兵,连孩子都征去了,“中男绝短小”。杜甫是好言劝慰他,我们刚打了败仗,正处于休整状态,你去了挖战壕也不会挖很深,不过放放马,别太难过了,司令官是郭子仪,对士兵很照顾的。这难道就是局限吗?相反,如果对孩子说,你可要小心,上级很严厉,去了说不定会死在那里,这样孩子会是什么心理负担呢!安慰他活儿不重,上级不会太苛求,这才合情理。后人动辄批评前人有局限性,实应想想时代背景。杜甫让孩子安心,是说安慰的话好呢,还是恫吓的话好呢?哪一个效果更强一点呢?尽管说诗无达诂,但讲诗要通情达理,所以我认为讲诗最后要归结为揆情度理。在《新安吏》里,诗人只能说安慰的话。“三吏”每一首诗都有一个中心点,《新安吏》反对征孩子去打仗,所以他要安慰孩子,这不是他的局限。郭沫若批评杜甫是地主生活,因为他屋上有“三重茅”,这样批评还有道理可讲吗?所以要体会诗人的良知,要以诗人之意逆诗人之志,不能用个人主观的意逆作者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