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谈文学风格，这也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我们从熟悉的苏东坡开始吧。看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朗诵下来，大家是否有一种壮怀激烈、豪气冲天的感觉？该词以“大江东去”开头，仿佛我们站在长江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这个地方不能太高，太高则我们不能感受到滚滚长江水的气势；也不能太低，太低了我们的眼界又会被眼前的江水所束缚，而看不到长江的“大江”气势。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恢宏气势。同时，“大江”本身的“大”字，从读音上来说，属于响亮的音。这样，词的开头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豪放、恢宏的气势。从眼前的巨浪，突然转到时间上来，首先是“千古”，其次是时间上的“过去”：“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时间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但是不变的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长江。时间与空间、现在与过去、声音与图画等，在此交融错结，共同营造出一种慷慨激昂、豪气冲天的气势。
下片以遥想周瑜的英雄形象开头，匠心独运。周瑜是一个足以在历史长河中留名青史的英雄人物。对于英雄人物，我们想象其是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但是接下来词却突然插入一个似乎与大英雄形成对比的柔美人物——小乔。我们都知道，小乔和大乔是当时著名的美人。这样一个柔美的形象，怎么与阳刚的英雄在此交汇呢？更何况是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长江赤壁。但奇怪的是，正是这样的阳刚与柔美的对比，却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它不仅没有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相反更加突出了“雄姿英发”的气概。下面继续采取这种强烈对比的手法来描述历史上的伟大英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谈笑”，这是何等的儒雅悠闲，但是这样的儒雅悠闲绝对不是无聊文人的午后清谈，而是被注入了阳刚之血、英雄之气。在“羽扇纶巾”的“谈笑”之时，却是“樯橹”的“灰飞烟灭”。在一般人看来，战争得面对生命与鲜血，充斥着紧张与危险，但是在此，却是轻松的“谈笑间”就决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对比，英雄的气概更加得以突显。
与历史长河中的大英雄相比的是作者自己：在事业上一无所成，但是时间却并不因为我一无所成而停止，而是像长江之水一样川流不息。一事无成而时间逝去，不知不觉之间，时间给我留下的只是斑斑白发而已。我也曾经像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一样，企望能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今天看起来，我实在是太故作“多情”了。想到这里，我何能饮酒？只有以之献于长江与明月。永远不变的长江与明月，也许只有它们能够理解我。读到此处，我们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图画：在宁静的明月之夜，在万里长江之边，孤独地坐着一个人。长江—明月—作者，三者构成一幅图画。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就可以以此概括出东坡词作的特征呢？当然不能，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首词就对东坡的所有词作下一个判断，这是违背学术的严谨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评价来看看。古往今来，企图对东坡词作的个人特征进行总结的言论很多，其中有一段文字被广为引用，这就是俞文豹在他的《吹剑续录》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它以生动的故事形式讲述了东坡与柳永词作的各自风格。东坡在玉堂，一个幕士特别擅长于歌唱（“讴”是不用乐器伴奏，也无一定乐章、曲谱的随意歌唱）。当时的词不像今天这样只是看、读，而是需要吟唱的。当时广为吟唱的是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所以东坡就问：“我的词与柳永的词相比如何？”读到这里，我们可能都充满期待，一想知道幕士怎么回答，二想知道东坡如何看待他的回答。苏词与柳词，作为影响较大的词作，每个人都希望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何在。恰好这则材料反映的又是东坡本人对这个差别的看法，所以广受关注。幕士回答说：“柳郎中（柳永）的词啊，最适合妙龄少女拿着红牙板轻轻地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柔弱的妙龄少女、红牙板、轻唱——幕士没有直接、具体地说柳永词的特点，而是用一个形象化的场景来间接地说明，我们由此也心领神会了。幕士用这样形象化的场景描述来继续说明东坡词作的风格。“学士（苏东坡）的词啊，则不同，要演唱你的词，必须要健壮雄强的关西大汉，击打着铁板，高唱‘大江东去’。”东坡听了以后，高兴得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想来东坡对这样的回答颇为赞同。为什么幕士会这样说呢？道理当然只有一个——两人词作的风格不同。那么什么是“风格”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上则材料中所提到的柳永的词，也采用出声吟唱方式的诵读：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我们可以感觉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高声地朗诵，后者则是浅吟低唱。情感也大不一样：前者是豪情满怀，气冲云霄；后者则是柔情盈怀，肝肠欲断。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答案当然是整首词的风格不同。前者属于豪放一派的词作，后者则为婉约一派的词作。
什么是“风格”呢？“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义指“刀笔”，指古希腊人用来在蜡版上写字的工具，后来喻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风格”一词最初属于修辞学的概念，强调作品中语言的修辞特色（参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简单地说，风格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鲜明的特征。这样的特征为作家个人所独有，其他人不具备。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和了解的话，那么即使在不知道作品作者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作家作品的风格判断出作者是谁。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词人李清照。李清照填了一首词《醉花阴》，然后她将这首词寄给了她的丈夫赵明诚——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5-36页
赵明诚看到妻子的作品，深为叹赏，自愧弗如，但是心中又升起好胜之心，决定要与妻子决一高下。怎么办呢？他关门闭户废寝忘食三天三夜，最后填得五十首词。再将李清照的《醉花阴》与这五十首词混杂在一起，拿给好朋友陆德夫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赵明诚此时焦灼而期待的心情——只要陆德夫挑出好的词不是李清照的，那就胜利了。谁知道，陆德夫对这些词品读、玩味了半天，最后说：“只有三句最佳。”赵明诚迫不及待地追问是哪三句。陆德夫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正是李清照词里的啊。不知道当时赵明诚是何等表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李清照填词的才华远远超出她的丈夫；另一方面，李清照的词作具有鲜明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决定了，即使将她的词作混杂于其他作品之中，也是非常鲜明突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风格是一个作家作品的个性，它仅仅属于作家个人所有。
风格不可强求，影响和决定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因素当然很多，这在文学理论里有很多研究。在此我们只说一点，作家个人的内在气质、修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德国文学家歌德曾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文）
文学的风格除了属于作家个人外，某一地域、某一时代的文学可能也有自己的风格。从地域来说，如有江西诗派；从时代来说，如有不同于唐诗的宋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