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为例
反英雄的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Superhero），是指美国漫画中的英雄角色，拥有超越普通人的特殊能力，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壮举，保护人民，与恶势力搏斗。随着21世纪的到来，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在电影中真实地表现超级英雄终于成为可能——历史上备受欢迎的漫画书的改编时代到来。因此，超级英雄电影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流行的类型之一，它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类型既能够为好莱坞赚钱也能吸引全世界观众。
起初，著名的漫画公司漫威向好莱坞主流片厂大量出售角色版权，好莱坞再发展出自己的版本；后来，漫威开始自己独立制作电影，因此造就了漫威电影宇宙。“漫威电影宇宙”以超级英雄电影为中心，依据一般叙事将不同的超级英雄分离，基于漫画出版物中的角色独立制作电影，因此也有机会在未来电影中集结起所有人物，如《美国队长》（2011）和《复仇者联盟》（2012）等。竞争对手的票房成功，使得DC漫画公司也有了一个相似的电影计划，这些现象暗示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新趋势。
为什么超级英雄电影如此受欢迎？一如托德·赫兹（Todd Hertz）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超级英雄》中所言：有人告诉过你吗——你可以飞起来！可能因为超级英雄能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当事情不可能达成时，我们希望超级英雄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这的确是超级英雄所做的，他们无私的英雄主义行动吸引着我们。事实上，他们映照出另一种类型的超级英雄，比一本漫画书或暑期档电影更崇高的东西——为我们奉献和付出所有的上帝之子[8]。超级英雄电视剧出现在1940年代，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英雄电影被公认为是1978年的《超人》。进入21世纪后，超级英雄电影不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类型风潮，并且在“9·11”、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反英雄趋势。
2008年，蝙蝠侠张开翅膀回归。回顾49年历史，我们跟随“韦恩”完成了从市民到义警的革命性转变。他无所不能，拥有军事艺术、侦探技能、装甲与军火、在法律之外打击犯罪来保护哥谭市民，并且还是亿万富翁和情圣……在他的“十字军”里，配备着充满良知的皇家管事阿尔弗雷德，一个愿意信任他的警察戈登，一个天才发明家兼企业运营官福克斯，一个童年的甜蜜爱人瑞秋，这是观看《黑暗骑士》需要知道的全部。
但是到了第五十个年头，蝙蝠侠累了。在平等主义的年代，英雄不再迷恋超级个人主义的伟大雄性，他们像我们一样有缺陷，也会把事情弄糟。超级英雄正在失去超能力，蝙蝠侠从肌肉和武器中获得力量，而不是拥有外星人的超自然力。他每晚出去为正义而战，被猎狗追击；当他脱下衬衫，我们看到藏在衣服下的伤疤，心疼地发现：这个男人会受伤，不是神。他真正想做的是收起战车，与心爱的姑娘平凡地生活在一起。今天的英雄，想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审视近年的美国流行文化，你会发现这个共同“症候”——反英雄。比如于世纪之交诞生的美剧《黑道家族》风靡一时，主角托尼·瑟普拉诺既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位黑帮老大，又是一个送孩子上学、照料母亲、周旋在家族与家庭之间谁也不敢得罪的可怜中年男人。他背叛过妻子，却绝不容忍情妇碰触他的家庭；他冷酷又平易，强大又脆弱，混杂着欲望、野心和谎言，是魔鬼也是天使。道德的模糊性增强了角色的复杂性，也加大了剧集的冒险系数；经由勇敢的制作人，我们得以看到美国当下电视剧对反英雄文化面貌的大胆刻画。
2008年，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时的竞选广告，就借用了《黑道家族》的结尾方式——托尼正与妻子、孩子在餐厅用餐，一个杀手从隐蔽处将枪口对准了他……忽然屏幕一片漆黑。一方面，这一模糊结局令粉丝无所适从，一度疑惑是否全美供电系统出了问题，八年等来一片漆黑，不啻为美剧历史上最残忍的一次行为；另一方面，《黑道家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批评家最喜爱的剧集，如查理·麦科勒姆（Charlie McCollum）所言：“《黑道家族》从不屈服于电视习俗或常规的压力，给了我们辉煌的七季包括那令人发狂的绝妙结尾。”《黑道家族》的石破天惊，在于人物塑造、意义走向、道德评判上的模糊与不确定。这部剧集扩张了电视剧的艺术表达，它折射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生命很少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而电视都太少还原这一点。[9]
“托尼·瑟普拉诺”以男性反英雄形象启动了美剧革命，以致有评论家称，美剧历史应该这样划分：托尼前与托尼后[10]。在《黑道家族》之前，电视剧人物主要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托尼·瑟普拉诺使观众赋予恶棍一种值得同情的品质，这部剧为“忠奸人”（good-bad guy）创造了空间，带领我们进入道德的灰色地带。在他的引领下，又出现了女性反英雄形象。比如《从肥皂剧到〈黑道家族〉，戏剧如何逐渐地走向真实》一文，总结了美剧女性角色的革命——从完美的温柔妈妈形象逐渐转变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当大部分电视女性还是天使时，《冷暖人间》就已上演了小银幕上的早期罪人；《美国警花》则提供了一个与强奸、婚姻灾难、吸毒成瘾等作战的强人女警；海伦·米伦在《头号嫌疑犯》里扮演了一个在工作中克服性别歧视却又被内心魔鬼所困扰的侦探；《黑道家族》里黑帮老大托尼的妻子卡麦拉，虔诚又理性，她嫁给了黑帮、也嫁给了道德妥协。[11]
在诺兰之前，蒂姆·伯顿执导的蝙蝠侠电影颇具风格，有着娱乐精神——1989年的《蝙蝠侠》，1992年的《蝙蝠侠归来》。当年轻的英伦绅士克里斯托弗·诺兰来到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变了。他用一部思想性大片置换了喜剧大片，大胆证明了常规可以被拒绝。《格里菲斯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通过细读流行文化文本来重新解读我们对合法性的概念，认为诺兰的《黑暗骑士》刻画的不是一个传统超级英雄——保守地补充一个旨在维护正义的法律系统、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而是一个批判了正义与合法性本身的反英雄。诺兰颠覆了传统超级英雄神话与正义、法律与合法性的叙事，“蝙蝠侠”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基督性的人物——因为在结尾他承担了检察官哈维·登特犯下的谋杀罪，因此《黑暗骑士》可视为对超级英雄电影崛起以及超级英雄作为法外义警之膨胀的一种基督论回应[12]。
哲学家齐泽克深入考察了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中蝙蝠侠形象的演变：“三部曲遵循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在《侠影之谜》中，蝙蝠侠还局限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体系可以用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方法来捍卫；蝙蝠侠只是一个都市义警的经典形象，他在警察无力为之的地方惩罚罪犯，但在行动中从不违背法律。《黑暗骑士》改变了这些坐标：为了捍卫体系，我们的社会不得不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我们不得不违反规则；蝙蝠侠的真正对手不是小丑，是‘光明骑士’哈维·登特、有进取心的地方检察官，同犯罪的狂热斗争致使他滥杀无辜，最终毁了自己。仿佛登特是合法秩序对蝙蝠侠威胁的一个回应：为了抵制蝙蝠侠的法外义警的斗争，官方义警比蝙蝠侠还要暴力，直接违反了法律。所以在末尾，蝙蝠侠承担了登特犯下的罪行。《黑暗骑士崛起》走得更远：登特得出结论，即体系本身是不公正的，为了有效地反抗不正义，一个人不得不转而直接反抗体系并摧毁它。[13]”
就像新一代独立电影人诺亚·鲍姆巴赫在《美国情人》（2015）里的讽喻：“美国人白天在政府机构上班，晚上做超级英雄，就像美国精神的本质——自己是自己的神话。”在《黑暗骑士》中，虽然心力交瘁的蝙蝠侠最终战胜了小丑，但是他骑着摩托车消失于暗夜的孤寂背影，第一次使超级英雄神话受了伤、去了魅。
当代政治寓言
好莱坞类型电影是一种集体文化表达的形式。大约每十年，就有一部电影既斩获票房又成为文化现象。《黑暗骑士》不仅跻身10亿元俱乐部，仅次于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在IMDB评分上，也一度挤掉雄踞榜首多年的《教父》。一如瑞恩.M（Ryan.M）与科内尔.D（Kernell.D）早在1988年就尖锐指出的：文化是政治的前厅。电影是一种症候治疗[14]。那么，荒凉暴力的《黑暗骑士》到底碰触了哪根文化神经而大热天下？
2009年初，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巴以战火在加沙重燃。有观察家称：世界是复杂的，对于以色列，哈马斯是恐怖分子；而对于加沙人民，哈马斯是自由战士。希伯来人出埃及莅迦南，杀光原住民，那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也是流着血的地方。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显然违背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混乱是今日世界面对的最大恐怖，所以《黑暗骑士》生逢其时地描摹了这个大时代的特征。阐释家可以轻易为它抹上政治色彩：“小丑”就是恐怖分子，是电影里的本·拉登。
2001年，“9·11”拉开21世纪恐怖主义的序幕——
2004年3月，马德里地铁连环爆炸；
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
2008年11月，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
2010年3月，莫斯科地铁连环爆炸；
2011年，1月莫斯科机场爆炸；7月挪威奥斯陆爆炸；
2013年4月，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
201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连环爆炸，12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连环爆炸；
2017年，3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4月埃及亚历山大发生爆炸……
《黑暗骑士》是一部“后9·11”寓言，激起了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绝佳辩论。右翼迅速建立起布什与蝙蝠侠之间的相似性，他们将影片视为一曲赞歌，正如前总统小布什在反恐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与道德勇气。影片警告人们，不要出于恐惧、不幸和仇恨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在打击怪物时，必须小心自己不变成怪物；不要将道德代理人让渡给外来权威。然而，左派却好像看了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蝙蝠侠在监狱里打小丑，不是让人联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恐怖嫌疑犯的审讯技术吗？电脑跟踪系统进入哥谭城的每一部手机，不是像极了布什任下所采用的“完全信息计划”吗？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就像反战宣言——一场反恐战争，却为更多的恐怖创造了条件。尽管蝙蝠侠做了英雄之事，却始终游走在道德的刀锋边缘，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爱人瑞秋的话意味深长，“古罗马遭遇危机时，人们推举出恺撒，但是恺撒再也没有交出权力”。
在类型电影中，社区和冲突都被惯例化了。最终，我们对所有类型的熟识似乎更少地依赖于辨认特定的场景，而更多地依赖于辨认特定的戏剧冲突，把它与行动和角色关联起来。超级英雄电影的叙事机制，是拥有超能力的英雄与威胁人类的邪恶反派作战。《黑暗骑士》作为一次深度写作，表面上以流行的娱乐方式来消遣观众，但是内在不以任何娱乐或游戏精神为卖点，它直入人心最深的恐惧。检察官哈维·登特发誓要捣毁哥谭城的黑帮，他高效地抓了500多个人，眼看光明骑士就要诞生、黑暗骑士可以退休，我们却迎来了诺兰创造的一个全新小丑。
安曼达·安·克莱因在《美国电影周期》中言说了我们对于类型变化与流行电影周期的社会可能性的理解：“不是指涉真实世界中遭受痛苦的真实的人，而是在以前成功的电影中可以找到的人物。”我们知道，在五十年历史中蝙蝠侠打击犯罪的首要武器是恐吓，但是《黑暗骑士》里的小丑变成了一个很难恐吓住的疯子。
如果你见过诺兰，很难觉察他对社会混乱的深层恐惧来自哪里。这位如日中天的英国导演如今在好莱坞过着富足宁静的家庭生活，与剧作家弟弟和制片人妻子一起工作，一切被自如掌控。他有着爱德华时代的老派时尚——西装外套，浆洗挺括的白衬衫和袖针。诺兰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两本护照，一本英国的，一本美国的[15]。我们揣测，诺兰谨慎的服装与护照，是对秩序的心理需求的外化。当我们还来不及弄明白他关于混乱的深层焦虑来自哪里，他就已经花了高昂成本，把自己最极端的恐惧给了小丑。那是一种对意志丧失、心理失控、变态疯狂的恐惧，我们称之为混乱，诺兰称之为小丑。当小丑的父亲一块块切割母亲时，看到吓坏了的儿子，父亲说了片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干吗这么严肃？！”（Why so serious？！）现在，角色位移。诺兰变成那个受到惊吓的小丑，小丑变成那位吓人的父亲，整部电影相当于小丑对着大家狂笑着吼了一声：“干吗这么严肃？！”（Why so serious？！）
小丑做了一个实验：在恰当的环境中，好人能够轻易变坏。他设置的伦理题是：一船市民，一船囚犯，谁先按下对方的炸药按钮谁就存活，如果谁都没按，小丑就会引爆两只船。雄心勃勃的检察官哈维·登特，因为厄运而放弃信仰——“在一个不讲正义的时代追求正义是荒谬的”。他的转变兑现了小丑的预言，那张被毁灭后的阴阳脸，隐喻了内心的分裂。
《黑暗骑士》之所以颠覆了传统超级英雄电影，在于它是现实的，或是“现在”的一个替代性现实。新蝙蝠侠不再像漫画里的英雄，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两难中做出几乎不可能的选择的人。也许美国人会问：这不正是我们的领导人今天所面临的情境吗？它提供了最具批判性的一些社会议题：与邪恶做斗争，到底被允许走多远？恐怖主义如何摧毁了曾经可靠的道德？2013年，斯诺登向世界揭秘了美国的完全信息收集系统。《黑暗骑士》的编剧乔纳森·诺兰（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弟弟），随后创作的美剧《疑犯追踪》如同电影的编外补充：电脑跟踪系统进入每个公民的手机，掌握着人们的即时行踪，政府只提取系统中与反恐相关的信息，而无关信息中的普通人便成为《疑犯追踪》的救赎对象。这只上帝之眼，正是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big-brother）。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将成为新世纪好莱坞许多类型片的主题指涉。
《黑暗骑士》掀起的文化波澜，最终抵达了哲学高度，凝结为一本《蝙蝠侠与哲学：灵魂的黑暗骑士》。20章里18章由哲学家写就，由漫画人物蝙蝠侠的虚构故事来回答神秘的哲学问题：人性、责任或者缺乏责任，自由VS宿命，社会义务，政治信托……[16]四年后，诺兰在《黑暗骑士崛起》中再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然是现实而非替代现实。《21世纪的超级英雄：电影中的性别、类型与全球化》一书，就考察了诸如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后9·11”时代的超级英雄电影，揭示了这些电影是如何插入并评论近期文化事件与社会趋势的[17]。
抵抗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暴动反映了霸权，它可以被当作改良的工具。同时，电影是好莱坞工业的商品、是全球化娱乐体系的一部分。想象一个超级英雄电影中的特殊代理人拯救这个世界，要比想象由一个真实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它更为容易。不可否认，思想的力量可以将普通人转变为超级英雄，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政治行动不需要爆炸。一如艾柯所言：“这些超级英雄人物试图与来自生产他们的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作战，它的叙事试图抚慰与观众息息相关的焦虑和担忧。”超级英雄类型，也许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评[18]。
事实上，超级英雄电影曾被批评为——包含了一种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表征。一如约翰逊（Johnson）所言：漫威漫画在历史上曾经整合了社会现实，创造了更为互文的冲突。这一倾向渐渐出现在电影中：人物变得更具主体意识，甚至提出了他们努力达成的“上善之道”。漫威电影宇宙开始追随这一更为传统的逻辑，因此近年的故事更多聚焦道德议题，批评了典型的诸如美国外交中的武力解决等。超级英雄类型呈现出价值与意义的复杂变动，当流行文化开始使用主流理想时——意识形态投射就强化了它的影响。这些电影展现了一种危机、一种矛盾，映照出当下的政治语境。芬兰学者罗德里戈·穆尼奥斯·冈萨雷斯（Rodrigo Munoz-Gonzalez）在《超级英雄是戴着面具的思想家？》中，也通过对当代超级英雄电影的分析做出如下结论：“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2008）与《美国队长：冬日战士》（2014）暗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当下政治议题。当代大片呈现出在一种爆炸性叙事中处理重大政治议题的趋势。[19]”
类型也可以伟大
好莱坞是一个焦虑的电影工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担忧在一个新的电视黄金时代它的意义何在，以及艺术如何应对技术的变革。事实上，正是电影业不断增长的真空为电视业创造了条件——如今的电影投资动辄超过几千万美元，依赖高新科技、视听奇观和魔幻风格。由于中等预算、基于人物塑造的电影逐渐衰落，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逐渐退出大银幕，于是电视接过接力棒，同时它也拥有足够的篇幅去表现更复杂、更有挑战性的角色。
对于天才电影人诺兰，因为商业赌注太高、预算太大，他必须全球获胜。正如好莱坞随便是谁都能告诉你的——电影全球化的共通语是动作而非语言，深刻的人物刻画不是必需的，主题共振不是必需的。但是在《黑暗骑士》里，它们又来了。这部电影的票房构成非常有趣：既有青春期男生，也有把希斯·莱杰当作圣物一样瞻仰的女生；女观众的数量几乎等于男观众，25岁以下的观众数量持平于25岁以上的。这个有着破碎的脸和灵魂的疯子小丑，成为2008年以及许多年里的不朽的形象。
《黑暗骑士》创下的票房纪录，也许部分归功于数月的免费宣传——影片最饱满的表演来自一个在其职业生涯巅峰过世的年轻红星，希斯·莱杰演完这部电影后因药物过量致死。他凭借“小丑”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影史中另一个与之相似的死后提名是我们熟悉的“世纪偶像”詹姆斯·迪恩：迪恩24岁，希斯28岁。如果没有他近乎癫狂的表演，恐怕也没有《黑暗骑士》的票房神话，《纽约时报》赞誉“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小丑”。
类型明星，已经成为类型意义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亨弗莱·鲍嘉的硬汉、约翰·韦恩的英雄。通过重复成功的程式，成本可以被最小化，因此类型选角也意味着把个体表演者的品质资本化。但是对于《黑暗骑士》，你甚至想不出，之前与之后还有谁能够逾越这座高峰，希斯·莱杰与小丑将不分彼此地走向不朽。肮脏的头发，破碎的脸，剥落的白色油彩，覆盖着伤痕的血盆大口，形容怪诞名为小丑，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可笑。这个精神变态者，收集人质，引爆炸弹。他对大部分人的心中所想有着敏锐的理解力，并能够利用这种认识驱使人们做他想要他们做的。希斯自由了。他催眠术般的表演证明了市场的反应，那是一种可怕的深度表演，完美配合了诺兰的深度写作。他提供了这部电影所需要的某种奇异的、异想天开的成分，让我们看到一个足够令人信服的疯子。
一定有人替蝙蝠侠抱憾或不平。这应该是他的电影，却给了他太少发光的机会，他甚至不被允许在自己的电影里成为英雄。相反，昂贵的银幕时间与动作场面都给了小丑。小丑的爱好相当简单——汽油、炸药、火光。小丑与蝙蝠侠，基于相反的童年，人生背道而驰：蝙蝠侠由于目睹了双亲被害，立誓为人类铲除罪恶；小丑由于被亲人伤害，立誓向人类报复。嗜血的父亲一块块切割母亲时，看到吓破胆的小丑，随即拿刀把儿子的嘴割成血盆大口。可是就在我们几乎为他伤心的时候，关于伤口的另一个版本出现了：妻子被毁容，为了让妻子笑，他不惜割了自己的嘴，妻子却离开了他……小丑的一切无章可循，邪恶的力量不可解释。世界是疯狂的，电影也疯狂地长、疯狂地复杂，希斯给了我们最令人不安的疯狂。他闯进富豪名流的派对，逼近人们的脸说：“疯狂就像地心引力，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推动。”
如果因为《黑暗骑士》是一部漫画书电影而忽视它，那就错了。电影理论家巴赞很早就预言了作者与类型的互动：“‘作者论’的支持者崇仰美国，而那里受到的生产限制却比任何地方都要沉重得多。同样真实的是，正是这个国家给导演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技术可能性。不过，这两者并不是相互抵消的。我真的认为只要一个人懂得怎样去洞察好莱坞的表现形式，那么他就会看到在其中的自由远远要比大家所说的要大得多，并且我还要进一步地说，类型传统是创造性自由的运作基础。”
在1950年代，约翰·福特的《搜索者》、霍华德·霍克斯的《赤胆屠龙》曾为西部片迎来伟大，这些丰富、有趣的电影正是在程式中找到了一种深度与主流的结合方式。西部片或侦探片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这些类型中都曾产生过伟大的电影。如今轮到超级英雄类型片了，《黑暗骑士》第一次为“爆米花电影”书写了伟大。诺兰用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方式，通过一个历史悠久的漫画人物，使我们的世界重新被认识，虚构的哥谭市并不是银河系那么遥远。2007年的《血色将至》，让观众用时代术语重新思考历史，或者用历史术语重新思考今天，它似乎预示了一个新潮流。回顾2008年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电影：《米尔克》《革命之路》，同样从一个双重视角展示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20]。
小丑深谙人性的荒谬——在和平时期，建制具有稳定的力量；一旦诱因出现，建制便岌岌可危。诺兰让我们惊恐地张望深渊后悬崖勒马，一如齐泽克所言：“小丑要求一种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批判性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但他的观念还无法转变成群众的行动。他代表了先驱，以自身的名义发动政治斗争。这样一种具有最大的颠覆潜能的力量，是体系无法容忍的。它必须被消灭。”
这是一部相当艺术化的、野心勃勃的高水准电影，银幕上的三小时似乎处于永恒的黑夜，本该让人昏昏欲睡，但是银行抢劫的开篇奠定了大数篇章的脉搏：快节奏，高感官，惊奇连连。但是它一反此种类型堆砌特效奇观的惯例，诺兰甚至不认为《黑暗骑士》是类型片，而是严肃商业电影。作为高预算大片，本应特效第一、真实与思想第二，现在反过来了：比如黑帮在芝加哥摩天大楼的顶空之间悬滑的场景，和大部分爆炸场景一样，用了最低程度的电脑特技。震撼的哥谭医院爆炸也是真的：开拍前，诺兰承诺，要拍出比以往任何导演所做都要多的爆炸，当听说一个旧糖果厂即将毁灭，他立刻请求芝加哥当局让他先把那里装饰成哥谭医院。希斯是真的站在爆炸的医院外面，虽然始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真的很危险。
《黑暗骑士》虽然是暴力的，但暴力场面的取景与展现却有相当的严肃性，无意激起观众的嗜血欲。比如小丑变魔术：小丑猛捣黑帮的头让铅笔消失，留下名片扬长而去，这里没有用电脑合成的铅笔，是诺兰藏在桌子后面，当黑帮的头被按下，他迅速夺走铅笔。残忍而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没有一滴血。蒂姆·波顿的华丽哥特风格谢幕，诺兰的极简主义美学风格登场。
超级英雄类型的成人化
当然，《黑暗骑士》也暗示了超级英雄类型的成人化趋势。人们被小丑那超越常规的虐待狂行为钉在座位上，对于漫画书类型片来说也许过了，对于一定年纪以下的小孩来说也许过了，影片被定为PG-13级。
2015年，DC漫画与华纳兄弟为两部超级英雄电影发行的预告片在圣迭戈国际动漫展上展映。批评家给出反讽般的批评：“不再瞄准孩子时，那是多么大的类型损失啊！”《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似乎成为一个政治寓言，它影射如“9·11”、卡特里娜飓风为新奥尔良酿成的洪灾这样的国家创伤，“超人”被抗议者谴责为“非法入侵者”；而《自杀小分队》呈现了色情化的暴力——一个女人嘴里被绑了皮带、经受拷打。无论视觉还是主题，这两部电影看上去都是黑暗的、残酷的，如同近年来的其他超级英雄电影，如诺兰的《黑暗骑士》三部曲、《超人：钢铁之躯》、《金刚狼2》等。《海扁王》被定为R级，其他大部分电影也只瞄准成年观众。像这些电影一样，诸如《夜魔侠》《绿箭侠》等电视剧集也充斥着噬骨的暴力。
如此成人化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激增，反映了一个在动漫书产业中长达三十年、如今已根深蒂固的一个趋势——那就是更明亮、更适合家庭观看的动漫改编的超级英雄电影日益成为例外，如2014年的《银河护卫队》与2015年的《蚁人》。事实上，超级英雄电影最初是为所有年龄的观众创造的娱乐，主要瞄准孩子，但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成年人。而引入超级英雄的动漫书最初就是卖给孩子们的：1933年，19岁的“超人之父”杰瑞·西格尔和乔·舒斯特，创造了《超人》的第一个原始版本；1940年，18岁的杰里·鲁滨逊——蝙蝠侠的原始作者鲍勃·凯恩的助手，创造了日后著名的小丑。
1960年代，几乎所有超级英雄漫画书成为面向所有年龄的娱乐：有些专门瞄准孩子，有些更为复杂，但是它们的预期受众都包括孩子，如杰克·科尔的《塑胶人》、威尔·埃斯纳的《闪灵侠》等。由斯坦·李、杰克·科比、史蒂夫·迪特科创造的漫威电影，即是从这些文学作品如《金银岛》、《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或《小妇人》系列中选取线索，迎合多层次观众。这些动漫书是丰富有趣、轻松愉快的，致力于儿童的想象力，同时有足够的意义回馈给成年读者。而大部分真人动漫改编的电影也是如此，如1960年代亚当·威斯特主演的蝙蝠侠电视剧，1970年代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超人》电影（它们明亮的色彩与《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与《自杀小分队》的昏暗色调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天空永远不是下雨就是阴云密布）。
如今，这一居于主导地位的类型如此向成年观众倾斜。那么，是什么变了？
自1980年代起，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由漫画大师弗兰克·米勒与阿兰·摩尔领军的漫画书创造者，与这一传统决裂。他们精心制作的超级英雄故事，专门面向成年观众。米勒和摩尔经常被归功于使超级英雄类型成熟，尽管他们关于成熟的理念有时似乎主要意味着包含了毫不隐晦的性与暴力场面。米勒开拓性的漫画小说《黑暗骑士归来》（1986）刻画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蝙蝠侠复出，在一个颓废堕落的未来美国组成了一个义警群体；摩尔的漫画小说《守望者》（1986）解构了超级英雄类型，在核战争的阴郁背景下，展现了这个有缺陷的义警群体被中伤的痛苦。米勒和摩尔的作品在商业上非常成功，重塑了超级英雄电影；在美学上，米勒花哨时髦的表达与摩尔复杂精准的叙事，为他们的继任者带来深远影响。
随着超级英雄类型的成人化趋势愈演愈烈，《新共和》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超级英雄电影只拍给成年人看，真的是它最好的方式吗？”有人认为适合所有年龄的超级英雄电影效果最好，因为这一类型的根本就在于孩子的白日梦——可以像超人一样飞，可以像神奇女侠一样套索，可以跑得像闪电，或像蜘蛛侠一样从一幢大厦跳到另一幢大厦。一个好的适合所有年龄的超级英雄故事可以满足核心欲望，让成年读者进入一个天真无邪的幻想世界；而瞄准成年读者的超级英雄故事几乎总是排斥这一类型的童真本源，并且通过强化荒诞的暴力与耸人听闻的性，来费尽心力地建构成年人的真诚和善意。
一如漫画家克里斯·威尔所言：“为成年人写作严肃的超级英雄故事，就像为儿童写作色情故事。”这一类型有一些固有的本性是极力反对仅仅以成年人为目标受众的，一如《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的创意只在儿童的逻辑层面能够奏效——蝙蝠侠被假定为在身体上是一个人类，而超人则是一个有着上帝般力量的外星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原因是愉悦孩子们的感受力，如同你在游乐场看到恐龙大战眼镜蛇、或薯头先生与灰姑娘一起喝茶。因此，赋予蝙蝠侠与超人一决高下的故事以心理逼真性是荒唐的。
迪士尼公司始终作为一个安全的、健康的、家庭娱乐制造者的形象存在——从早期的《米老鼠与唐老鸭》到后期的《狮子王》《玩具总动员》《超能陆战队》等，都是阳光的、美好的，注重亲情、友情与爱的价值。2009年，漫威被华特迪士尼公司收购，旗下拥有蜘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金刚狼等超级英雄和复仇者联盟、X战警、银河护卫队等超级英雄团队。一如曾引领超级英雄成人化的漫画家弗兰克·米勒在采访中所说：“总体而言，动漫书是靠孩子赚钱的，孩子要比大人更天真无邪。如果孩子们看一部女人穿着B&D戏服的漫威电影和DC电影，我会非常不舒服；让我更气愤的是，片中不停地说一些令人发腻的小小性典故。”
由于2008年蝙蝠侠超级英雄电影《黑暗骑士》的巨大成功，四年后的《黑暗骑士崛起》未映先热，几乎成为2012年全球瞩目的文化事件。但是科罗拉多州首映时发生的枪击事件使诺兰的恐惧一语成谶，开枪者模仿着片中小丑，在影院里对着观众扫射。奥巴马发表声明，全国降下半旗，电影公司哀悼，停止一切宣传。疯子变现，世界震颤。
米勒在蝙蝠侠系列里将披着斗篷的猫女塑造为施虐狂，而由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将其漫画搬上银幕的《罪恶之城》（2005），既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卡通背景中的真人戏，也是一次彻底的黑色之旅——以光滑的黑白色调拍摄，偶尔出现的电脑生成色强调那些迷离物：枪口的火花、汽车上的彩绘。罪恶之城总在黑夜里，空中飘洒着雨丝或雪花；穿着风衣的男主角都是超级复仇者，女人一律性感艳丽，穿着高跟鞋、施虐女王皮装、渔网丝袜甚至只穿着皮带。这里有一种矛盾。米勒这样说：我真的不是为孩子们写的。但是如果事情变成这样，那么我应该停止写作超级英雄故事[21]。
如今在成人化之外，另有一种新声音——女性主导的超级英雄电影。由女性主导的动作电影已有成功先例，如2012年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饥饿游戏》、斯嘉丽·约翰逊扮演“黑寡妇”的《复仇者联盟》[22]。随后，漫威与DC推出了《惊奇队长》（2019）与《神奇女侠》（2017），盖尔·加朵扮演的神奇女侠备受影迷喜爱，“惊奇女士”令人耳目一新。漫威总裁凯文·费奇也暗示了女雷神的故事有望被搬上大银幕：这个故事揭示了雷神神话的核心演变。
也许，超级女英雄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