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甚么要送把匕首给我呢？我真怨他们（指解放军，他抢枪时给他的），如果当时没有匕首在旁，我是不会杀死她的。”他将愤怒转移到把那支精美的小刀送给他的人。
“不要再说这些了，既然现在上诉有眉目，不要又将自已问题复杂化了。”何金水恐他一旦失去理性，又会做出傻事，只能将他的情绪控制平静。
“一时之错，将倍掉两条性命。如果能给他一次生机，我想他一定会变好的！
”何金水闪过一下念头，他真为他可怜！
他无再继续讲下去。
放风时间。隔壁的一个犯人向这边打招呼：“老何，你好吗？”有人向何金水问候。起初何不知何人，只答：“很好，你呢？”对方答：“大家都一样啦！
”这时，何金水听出了他是谁。他是市医院的外科刚刚提升为科主任不久的曾沛明。他很年轻，同何金水的年纪不相上下，一表人材，戴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也是中山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年轻有为，外科手术不错，但人较轻浮。
在武斗期间，他是专门负责旗派受伤者的外科治疗，因而被主义兵他们恨之入骨，在军代表面前告他的状，因而也被拉入来看守所。
其实何金水同他不是很熟，只不过在一些医学会议时见一下面，点一下头。但进入看守所之后，大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吧了。
“听讲叶主任不太好，你知到吗？”他隔住墙问何金水。这种隔墙对话，如不涉及重大问题，看守所并不干涉。
“听讲过他呵血。而且现在还时有时无。我怕他是转移癌，那就大件事了。”
“我也这样认为。听讲他已申请出外治疗，但无答复。”
“对呀！医院一直不答复。不知是何用意！”
“想你死嘛！这班人，无人性！”曾医生口不择言，一句就来了。
“注意呵！讲话小心。”何提醒他：“保重。”
“军代表，我想有话同你讲！”中午饭后，军代表巡视监仓。何金水向他提出。
军代表让他出来，仍是在审讯室谈：“甚么事？”他问。
“我听说叶贵堂经常反复大便出血。是不是？”何提出。
“对，你怎知？”
“放风时大家隔壁谈到，所以知。”他不想牵连别人。因为监仓的规距，是不能将每个犯人的情况，通风报信的。
“叶贵堂曾患过鼻咽癌，现在不断呵血，可不可以通知医院，让他去检查一下，是否癌症有转移呢？”何金水婉转地提出。
“你提出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我们也清楚他以前有过鼻咽癌。通知了两次阳关医院要重视这件事。但他们无复，我们也无权擅自处理。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犯人，你们只是“寄放”在我们看守所内进行“监护审查”的人，一切事情的决定权，在你们医院。”军代表也很关心此事，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好吧，我们再次向阳关医院反映，如果仍无结果，我们会转告市革委会及市公安局。”
此事并无结果，叶贵堂仍然在牢中，一连串的最新指示相继发表：“给出路”的指示之后，随着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播站的喇叭在不断播送革命歌曲，以及群众在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些最高指示。这些声音每天都从监仓外的扩音器通过铁窗传送到监仓，使到困在仓内的人，同样可以知到仓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老人家的英明而有远见部署，是按照事物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发表，也一步一步地实现，不容许有任何干扰。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起，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到文攻武卫，全国大乱，武斗，以至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过程一个接一个地进行，青少年们、学生们从开始就没有上课，他们都是在街头闹革命。他老人家了解到这批正当学习年龄的人们，是需要有一个“安置”他们的地方了。于是，新的最新指示发表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于是号召广大的青年奔向农村，奔向广阔天地，做一个新型的农民，在农村中闹一次革命，以便改变农村几千年的落后面貌。对于那些父母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应该到农村去锻炼自已、改造自已的世界观，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这些最新指示发表不久，两名主义卒仔释放了。他们也同其他的主义兵们，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踊跃报名，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了，去当一名“新型的农民”了。
从1967年1月，武斗不断发生，并持续升级，全国大乱，党组织和国家政府机关完全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减产、停产，运输交通时断时续，完全处于不正常状态。而林彪江青又提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口号。全国的工厂、机关、学校团体两派对立严重。实际上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
。而党组织内部也四分五裂，彼此攻击、彼此打倒。因而，毛主席认为，决定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到关机、工厂、学校、文化事业、企业单位去“支持左派”。毛主席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于是决定派出北京警卫团作为试验，先派出“支左部队”。
北京八三四一部队，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团部队。这支部队听命于汪东兴，而汪东兴只直接受命于毛主席，而不需要受林彪的总参部控制。1967年春，毛主席下达命令给汪，由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并于该部队内抽调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为主任，对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实行“军管”。八三四一部队进驻该厂进行军管的时间是1967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时，毛主席向工厂提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才突，应该联合起来。”于是促成了全国的“革命大联合”。试点由北京针织总厂，向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发展。
北京八三四一部队的“军管”“支左”以及革命大联合的经验迅速地向全国介绍了。短短数月内，两百多万左右的解放军官兵被派到全国各省市县公社去“支左”及“军管”，并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各工厂、学校、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内，军管中的军代表，就成了各级党及政府部门的第一把手。
8·13之后不几天，医院也如同市一样，派出两名“支左”的军人，来到医院军管，人们称他们为“军代表”。其后，也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称“工宣队”。这个工宣队同文化革命初期进驻医院的工作队不同。那时的工作队，是由市委干部为主，而这一次是由工厂工人为主所组成。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初期的工作队，是由刘少奇派出的，是一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而今天这一支工宣队，则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人阶级队伍。军代表及工宣队的进驻，成了医院的最高领导。
军代表进驻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医院的领导权揸起来。因为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留下一个“革委会主任”一职是空着的，此次军代表一到，这一职位由他来填补。而且，他是来“支左”的，即是支持革命左派。谁是“左派”？
无一个标准，凡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都是革命左派。这个标准可以说人人都具备，也可以说，人人都不足，随他说“是”，就都是；他说“不是”，就都不是。
来医院的军代表有两人，一个是师级政委的杨同志，另一位级别较低的汪同志。由于阳关医院是地区级医院，从机关级别而言，相当于地区级，比蓬江市级要高一级，因此，这一名军代别是由地区的军区派出，在军队中的军阶，与派出到蓬江市的军代表是同一等级。
杨同志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年纪也有五十开外，此人在参加革命前，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体格魁梧，说话声音洪壮有力，而且因他长期在军队中所锻炼出来的那种对士兵训话的方式，每次讲话，必然带有一种不能抗拒的威严，使到听者只能服从，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丝丝的反抗或异议。
“全院的革命同志们，你们好！”杨同志到医院的第一天，就召开了全院职工大会，这个大会，可以说是医院革委会为他而召开的“欢迎”大会，其实是他授意他们而召开的。他的目的，是想给医院的知识分子来一个“下马威”。对于那些在医院内形形式式的“牛鬼蛇神”们，来一个总体的宣战。因此，他在大会上的发言，没有一般初来者那样客客气气地讲一些客套说话，而是以一个最高无上的占领者，对待投降的俘虏们那样严厉地训示：“我今天来到阳关医院，是来实行“军管”的。甚么是“军管”？就是军事管制。一句话，今后你们医院，在军管期间，一切无论大小事情，均要由我，军管代表批准，才能实施，才能执行。”他缓慢地、有力地、声音洪亮地说：“我是由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来进驻这间医院，进驻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进行斗、批、改，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对于你们，只能对我绝对服从！我正告一切牛鬼蛇神，你们只准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
会场鸦雀无声，不少从未见过这样世面的人，不寒而栗。
“我也是来支左的，凡是革命左派，我都支持。过去两派都已经大联合了，不应再争持一些枝节问题。”他语气略为和缓了些，继续讲下去：“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理阶级队伍，两派－－不，应该说是我院革委会－－应全力搞好清理工作，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不论这些人过去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同事或甚至父子、兄弟、夫妻，只要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我们就要揭发，就要批判，决不留情，使我们的阶级阶伍能获得一次大清理，使我们今后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中更加顺利，更加加快我们的建设步骤。我建议成立专案小组，由我亲自揸起专案小组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抽了一口烟，用他那威严的眼神，扫视全场七百多位职工。而在坐的人，从来开会时就未曾有过如此肃静，也从来没有过像今天那样正襟危坐。人人都在怕，会不会从他的口中，发现某些蛛丝马迹对自已不利的地方！
“我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特别是你们医院过去的“红旗兵团”组织。”他明确地表明态度支持红旗兵团。这是他立场鲜明的表现，他继续讲下去：“他们这个兵团对于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最积极，他们的阶级觉悟最高，阶级警觉性最灵敏。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对阶级敌人打击最有力，最坚决。”
他的讲话，震憾了全场，他的讲话使在坐红革联的人是一个大打击。但却是红旗兵团的人一大鼓舞。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谭永富带头高呼口号。
会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不管是那个兵团的人，都跟着他的喊。
杨同志吸一大口烟，并且伸长咀吧，长长地喷了一口烟，装出一副优闲的样子，等全场喊声告一段落时，他伸出两只手，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讲下去：“有时，真理不一定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少数服从多数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适用，而不是永远都适用的“不变真理”。就拿红旗兵团而言，他们一直处于少数的“劣势”，但却是掌握了真理，掌握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拿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历史上一段长时间中，我党都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可是真理却在我们正确的、伟大的共产党手里。最后，以少数的地位，转移成为被全国人民拥护的绝大多数，并且战胜了国民党，取代了他们，成为今天的绝对领导地位。因此，少数人，尤其是少数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这一段讲话，得到了红旗兵团人的热烈鼓掌。
他继续演讲：“我建议，专案组的组成由：黄学长、李贾善、谭永富、程才、潘长因、黄生晖、李泳红、何景耀、周致成、梁建如、冯慧玲、卢卫红、冯小容……等，他们全部脱产，进行内查外调。除了他们之外，还要抽调部分同志出来协助他们工作，尤其是一些文件整理、材料整理等都需要大量人手。
工作量很大，时间很长，因为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他讲话时间很长。
散会时，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当然，大部分人都觉得与已无关。但是那些有关的人，大家都是互相相处多年的同事、朋友，他们之中那一位不幸一旦成了“反革命”，总有点儿不知从何说起的味道。
大会开完之后，立即召开专案组第一次会议。这会议是专案组工作分配，以及打击的重点对像。这是一个绝对秘密会议。
“现在是第一次专案小组会议。工作的分配是这样的：专案小组组长虽然是我，但，我只是卦个名，因为我是揸全面，所以小组要有专人负责。我提议副组长由黄学长来担任。因他原是人事科副科长，对人事工作最熟悉，也最有经验，大家有无意见？”循例，他问一下大家，当然无人反对，也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