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有两名非常有魄力的护士接替了加拿大人，一位是外科主任徐方方的太太姚爱意。她是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位非常有魄力及有经验的护士，而且她也具有管理的才能。可也是一位性情急燥、骄傲与自负的人。她是护士部的主管，当时医院给她的“官衔”是“护理干事”，实际的职权是护士主任，专责护理的行政及工作安排。不但护士对她存有畏惧，甚至新毕业的“医生新丁”也怕她三分；另一位是赵深的太太，李志与，她是一个颇为文静的女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皮肤白暂，细细粒，瘦瘦削削，说话细声，斯文。同她的丈夫赵深是两种不同体型的人，她也有十年经验的护士，同样是护理干事，专职护士培训、教育及提高在职护士水平的工作，与姚干事平分护理工作的半边天下。于1955年初，在她的主持下，正式招收了15名应届中学毕业女生，作为护士学生。何金水也是从那时起，有生以来第一次担当护士学校教师，所教授的是：细菌寄生虫学，也是在第二年开始担任该班（以后正式改为护士学校）的内科学教师。从此他走上了兼任内科教学工作，一直到他28年后出国时为止。
这些女学生，全部都是十六、七岁，天真、活泼、好学的人。
那两年新毕业的护士，多来自广州华南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学院）护士学校和地区卫生学校毕业的护士为主，但亦有来自其它地方的护士。
这些年青护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具备年青、端庄、美丽、爱穿花衣裳、打扮入时、甚至涂点儿胭脂水粉、滴点儿香水的习惯。而且都只说纯正的广州话，而不是蓬江市及其附近那些地方性的方言：“乡下话”。她们几乎成了一种标志，走在街上，谁也可以一眼便认出，“那是阳关医院的护士”。
由于阳关医院的存在，整个阳关区都只讲纯正的广州话，而不说蓬江市的地方方言。
从四九年解放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之后，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升平景象，虽然平均个人的工资不高，但物价平稳，所以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太平盛世，人们安居乐业，对共产党歌功颂德。
没有了娼妓、没有了赌搏，人们兴起了跳交谊舞。这种交谊舞风从北京吹到蓬江市，又由蓬江市吹入医院，于是医院的工会以及共青团每于周末例必组织交谊舞会。
医院是一个“阴多阳少”的单位，除了部分男医生，以及部分行政部门的男职员以及男勤杂工之外，都是女的。虽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是男勤杂工与女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容易培养出“共舞”的感情。因此医院的交谊舞存在不少女的跳“斋舞”。
邻居海关，却是一个“阳盛阴衰”的团体，他们上上下下，除了几个女检关员之外，绝大部分是男丁。而且事有凑巧，因为海关也从近年在上海海关学校毕业分配到的年轻而又未婚的男关员不少，这些男关员多数都不乏有型之人。医院的工会主席老陈，看到这个情况，实行互补不足。医院开晚会，则邀请海关参加；而海关开晚会，也必请医院参加。医院及海关的共青团支部，也力促这种健康友谊的交往。
内科共有三个病区，1954年将三个病个起了三个名字，即健康楼、民主楼及张机楼。健康楼主要收容消化系、呼吸系、内分泌、运动系等疾病为主的病区；民主楼主要收容心血管、泌尿系、血液系、胶原系统等疾患为主的疾病；而张机楼是传染病区，其中肺结核则在张机楼另癖一个结核病区，归张机楼管核。每一个病区，都有大病房与小病房之分，大病房的病床在4—12张不等，小病房即一般的单房，1—2张病床。这些病床的分配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往单房，而是按病情；一般病，原则上住大房，危重病住单房，病情好转，改住大房。张机楼的单房最多，主要是按不同传染途径，以便作好隔离消毒之用，以预防交叉传染。
这三个病区的名称，是由何金水提议而成，健康楼是使病人尽快恢复健康：民主楼因解放初期，毛主席提出中国现阶段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使全国人民得到新的民主，故取名为民主楼；至于张机楼的意义，张机是谁，似乎知到的人不多，但张仲景则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张仲景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一个伟大的传染病学家，他原名是张机，着有“伤寒论”是举世闻名的古代传染病学巨著，因此用张机楼来命名传病区最恰当不过。
为了使医生能全面掌握内科疾病，每一位医生每三个月轮换病区一次，连同门诊医生的安排，即每一位医生，一年中三个病区加一个门诊都要轮换过。而轮到去门诊时，又要轮换急症室与普通门诊。
两个主任，也分别每天轮换病区查房，其中有一个病区没有主任查房，这也无伤大雅，因为无主任查房的病区如有特殊病人，主任随时于查房后去看，反正只是一天，第二天又会有主任来查房。主任查房完毕，如病房无特殊，也到门诊去应诊。
其后，由于两位主任有时忙不过来，于1957年开始决定挑选一些“二线医生”，所谓二线医生，其实他们所做的是主治医生的职责。最初阳关医院接管时，就在这一层次的医生十分欠缺。而地区卫生局又迟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调派来，只能在本身中提拔一些具有主治级资格的医生担当此一责任，但这些医生却又未能实时被地区卫生局正式批准。于是想了一个折衷办法，就是称为“二线”医生，用有资格的住院医生取代主治医生（也有不少其他医院叫做“代主治”）的工作。而一线医生就是一般的住院医生。
“我们医院目前的医疗技术力量已较以前提高，人员的配备也已显著增加，但是中层医疗骨干严重缺乏，几乎每科都缺主治医生这一层次的医生，尤其是内科将近20名医生，几乎都是近年来新毕业的医生，除了主任，就是住院，没有主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发表意见。”医院院务委员会在开会研究，潘钻应院长首先发言。
院务委员会是由党支部书记、三位院长及各科主任所组成。党支部书记姓向，是一位长征老干部，是“打出来的”老干部。原来老家是山东人，种田出身，是一个典型的农民革命家，文化程度仅仅能看懂简单的文件，对于医院的一切，他完全不懂。按照常理，党的书记应该是兼任正院长。但由于原有的张院长是全省有名的专家，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且在向书记来前已经是正院长，无理由将她拉下马，再讲，在向书记来之前，已有前一任的书记兼副院长，于是向书记也只好屈居兼任副职。不过他为人很谦虚，而且非常朴素，对医院的专家、医生及护士都很尊重，所以也颇有人缘。其实他被派来医院，最主要的目的是给他挂个名，好在医院中休养休养，一切工作都不必他费心。
最初接管医院，党员不多，党组织不大，因而不是党委会，只是一个不太大的“党支部”。整个卫生系统的党组织是卫生局的党委，每间医院及独立卫生单位成立一个支部。因而，阳关医院也只是以支部命名。
潘钻应是一位副院长，他是一位行政院长，其实医院本身的一应大大小小事务他一身包起。他原来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从他的老家云浮来到广州，就读于当时的光华医学院，但未毕业，于1948年即投身于革命，参加了广东有名的东江纵队，同国民党打游击去了。1949年，广州解放，他成了革命干部，由于他曾在医学院学习过，所以他最初是派到一个县去当县卫生局长，其后调到阳关医院当副院长，由县级干部升为地区级干部。
连支部书记兼院长在内，一共是四位院长，以及内、外、妇、儿科主任和一位团总支书记杨昭，一共九个人组成院务委员会。但问题也出在内科，因为在伍尚主任未到时，院务委员会当然由赵深担当。但伍尚来之后，按理就应该是伍取而代之，赵则应该引退，但伍是一个傀儡，没有赵深的意见，他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于是名义上伍是院委员会的委员，但每一次召开院务委员会议，均请赵深出席，算是“尊重”他，这次也毫不例外。
“我们儿科也无主治，最好是请地区卫生局从地区一院调一些主治来，无需太多，每科一个也好。”儿科叶主任说。他自己也知道这是白说的，他有他的算盘，他是以退为进。
“这是无可能的事，我已经同卫生局谈过多次，他们都说没有，地区一院有地区一院的人员调配，我们不能强求，我们只能从本身的力量来考虑自己的事情，即立足于自力更生。”
潘院长直接了当地说明不可能的理由，使大家只能从本身去考虑。
“我建议从我们的医生挑选“代理主治医生”，一边行使代主治，一边向卫生局提出升他们为主治，当卫生局批准后，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主治了，这点在其它医院也是有先例的，我们何不也这样去做呢？”外科徐主任谈他的意见。
“这个意见很好，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由于我们医生不足，如果将他们一下定位于“代主治”，那么他们就很自然地、或渐渐地将自己固定于“主治”的职位，而忽略了住院的职责。我的意见提给大家参考一下，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就是以老带新，即老住院带新住院，但用什么名堂较为妥当，因为能给他们一个恰当的名位，一来他们可以有机会锻练自己作为主治的能力，实质上他们是做主治的工作；二来他们仍未脱离住院医生这一层次，他们仍需做住院所做的一切，即他们是做双重工作；三来给了他们一个恰当名位，他们才可以发挥“指导”地位，否则下级不会听从他们的话。这样一来对他们而言，虽然压力很大，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给与他们以重任，作为他们锻练的机会。”
“这个主意不错，确实能锻练他们今后的工作能力。不过，似乎不够公平，因为这是加给他们双重工作任务一主治及住院，而职位及工资却不加，”张院长似同意又犹豫。
“我想潘院长的意见不错，当然，对他们而言，这是加重了他们的责任，但不要忘记，这是干革命工作，干革命不应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个人的得失，任何事情都以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才对。而且，这正是组织信任，给与一个锻练机会，是应该乐于接受才对。我想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是不会拒绝这样安排的。我建议共青团委及党委委员多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乐于接受重担，勇于接受挑战。”向书记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还是能坚持原则、坚持立场。任何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从革命利益而言，个人是无选择的余地。
“我也认为向书记及潘院长的建议不错，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用“以老带新”这名似乎不够好，我建议用“二线医生”，即一钱是新毕业的一般住院医生，二线医生即老住院，也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培养对象，这点应对他们言明，可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不会因为工作量及责任加重而有怨言。”赵主任说。
最后，委员会对于“二线医生”一词同意通过，这个名字就此定下来。对于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别名词，一用就差不多二十年。这批原来有为的医生，却停留在这“二线”上，也跟着差不多二十年。
但是在讨论到一些具体名单时，有点争论，即内科的何金水、儿科的王瑞喜、外科的陈以徽、放射科的赵予容，这四人从学历方面都不够，因为他们都只是中级专业（即中专，他们都只是卫生学校毕业）生，四人中何金水是1954年毕业，其余三人是1955年。如果比起大学本科毕业生而言，他们从学历上输了一大截。可是这四人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聪明、肯学、努力、勤奋，除了放射科赵予容是独当一面之外，其他的内、外、儿三科的科主任均视他们为得力助手。由于他们自我努力，从理论知识上完全不亚于大学本科毕业的医生；从口才语言讲授方面，三个人都具备一定的天才，不论对于护士学校的讲课、医学院实习医生的带教、以及县进修医生的带进修等等均能胜任教学任务；从诊断及医疗实践技能的掌握都远远超出其他同年的本科医生。由于这样，深得本科的主任赏识而给予科秘书之职成为科主任的左右手。也因此而使一些同届大学毕业医生的不满，背地里闲言闲语是不可避免。这次提二线医生不免有些争论。不过，在院务委员会上，因为此四人都是科主任的得力助手，而且王瑞喜在儿科也深得张院长的喜欢，故此当提名他们成为二线医生时，不难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