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一个医生的故事
8560600000049

第49章 茁壮成长(48)

“昨晚新入院一个“发热待查”的病人,怀疑伤寒。今早仍高热40度……”早上护士交班时,值班护士报告。

“这是昨晚新人院病人。”实习医生陈同学报告病情,何医生带查房。陈同学继续说:“她发热十五天了,热度时高时低。但最低也不会低过39度,入院怀疑伤寒,医嘱给用合霉素(symtomycin)。”

“检查有什么发现?”何医生问。

“昨晚半夜入院,今早只简单问过,未作详细检查。”陈同学答。这也是理由。因人院不足廿四小时。实习医生的规定是入院廿四小时内必须完成完整病历,时间未到,不能怪责。

这是一个28岁女病人。头戴黑色头布,身穿棉袄(那天是六七月夏天天气,气温不会低于32度),皮肤因经常出汗而显得湿腻,伴有一阵汗酸臭味。

当何医生解开病人衣扣,露出左乳时,发现她整个乳房又大、又实、又红,皮肤热辣辣,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木瓜那样卦在胸前,稍为触动一下乳房,病人立即闪避,唯恐别人碰着它,因它掂一下都痛到人心。再一看右侧那个乳房,却是一个又细、又小。皮肤苍白。

“又一个误诊到离谱的个案’”何医生看到这样,不觉心头顿时难过起来,这种“发热待查”小应该在此例如此明显体征的病人被滥用:“马什么我们一些医生会如此粗心大意?”他看一看收容入院的医生是谁?是二线医生黄大诚。一个具有高学历,出自名牌大学,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却将一个明显的急性乳腺炎、乳腺脓肿的病人,误为伤寒,用“发热待查”收入传染病区。

“这个病人你们意见如何?”何医生问在旁一直观看的实习生。

“是不是乳腺炎?”……“是不是乳腺脓肿?”……“应不应该请外科会诊?”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谈开了。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谁见了她的乳房,都应该这样考虑,何况一个高年资的主治级医生!除了粗心大意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

一而再的医生误诊,一而再的差错事故。虽然未导致严重问题发生,但却触发起何医生要写些文章来针对此类情况,教育下一代。不能够待差错演变成严重事故,那时就晚了。

他要向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提出警告,要他们在医疗工作上应该慎重,不管他们是何等级的医生。对于那些工作粗心大意的人,对于那些晚上值班不专心工作的人,对于那些不是不能避免的误诊,是不应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于是他收集了几年来共有36个全院医生不应该误诊而误诊病例,作了一个临床总结性分析。这些病例绝大部分误诊都是人为因素。包括:工作马虎,不负责任,粗心大意、粗枝大叶,晚上值班时急于回去睡觉等占多数。亦有少部分是学识不高,理论水平低,思考力欠缺,因而思考不够周全。也有少数是工作经验不足又不愿请教别人。极少数是疑难病案。因此,在他的论文中针对主要对象是加强责任感,减少人为误诊率,提高医疗水平为出发点。完全采用辨证唯物论观点,主要矛盾,重视各种收集得来的证据,并将这些进行综合、整理、归纳、分析,将有用、无用的加以区别。这是他第一篇带有哲学性的医学论文,也是他认为医学与哲学两者之间有很大互补作用的文章。在此文中,对于批评一些人为的责任,他只是似轻描淡写地、却重点地谈一下,文字不多,以期达到警惕的目的就算。因为这些高级医生是喜欢别人尊重多过被别人批评,只能“点到即止”。

这篇文章无机会发表,只能给学生们上小课时的教材,用实例来教导他们今后做医生时应该警惕。

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得罪了很多人。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名姓,有些人心中有数,不喜欢别人拿他的例子作成文章。种下了他今后遭殃的种子。这文也遭到文革时被消毁。

几年来,医院党委及院务委员会,有一个没有公开的默契。就是在职工中,有一个原则:是“汰弱留强”。尤其是在主力的医生一层中最为明显。医生是医院中最主要的力量,医生的强弱,关系到整个医院长远发展方向。在早期,加拿大人全部离开时,医院人手顿感不足,地区卫生局也没有那么多新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分配来。于是一些中专毕业生也被派来地区医院顶数。解放初期向苏联学习,才会开办了一些卫生学校。虽然当时无经验,可是那些中专生也实实在在地为当时形势付出了他们应有的力量,他们很为本身的专业争气。但毕竟中专生比不上大学本科生。初期人手不足时,尚可应付。渐渐地发现这些中专毕业生有明显的两极分化:有些很出色,即如何金水、陈以徽、王瑞喜、及赵予容四人。但并不是每个中专毕业生都能像这四个人如此。而且:不管中专毕叶好,大学本科毕业也好,或者由外地调来医院工作的“调干医生”也好,他们分配到医院后工作一段时期后,即可发现是否能胜任地区级教学医院的需求。如果发现不适宜于大医院,或不适应教学医院的发展,就会以“下放干部”的形式,将他们“放”到县医院,甚至公社卫生院去。在1958及60年,曾有两批以“光荣支持海南建设”为名,拷锣打鼓地,将一些不能再在阳关医院立足的医生,包括一些本科毕业、医专、或中专的医生和一班护士“光荣地支援海南”去了。内科主任伍尚也不能在阳关继续留任,因而只能调到其它医院。

“汰弱留强”的方针虽然无明确提出,但留意的人,应该是看得很清楚。因而也加深了医生间内心斗争。在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如:中山医学院、北京医学院、白求恩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沈阳医学院………。这些医生当中有少部分不太甘心,他们形成一条无形的阵线,联合起来对抗、排挤那些非名牌大学出身的医生,当然少不了要对付那些只有中专程度的人。但是,上述四个;何、陈、赵、王,以及还有另外几位,他们这些任何一个,都不会被他们动摇得了的。这几位没有大学文凭的医生,不管对方如何强劲,也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出自任何学府。他们本身不拍马屁,只靠自己实力,老老实实地做,做好本份工作,反而越来越受到领导信任及重用。他们的出色,助长了嫉妒,嫉妒种下了他们今后的祸根。

阳关医院对于培养人才方面是重视的。早期接受一批中专及大专生,除了特出者需要培养之外,其余的不可能每个都下放去。于是实行培养后起人才。对于一些不算太好,却也不太差的大专及中专毕业生’会被送去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进修。这部分人虽然不太出色,但是他们能勤勤恳恳、沉沉默默地工作,反而是一个好干部,这些属于“中流”人物,在任何环境之下,大多能平平稳稳地渡过。如外科的何大军在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毕业后回到外科;内科的黎至成去进修超声波和心电图之后独当一面;放射科的刘学信,亦到中山医专修放射学;内科伍汝和到中医学院进修中医,回来后是中医科的主力。这些人原都是何金水的后辈,同样是只卫生学校毕业,也经过业余医学院学习,最后更经过进修成为每个科的专业医生。原给何金水去的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的名额,因他不去,改给当时是护士长的赖汝华进修,毕业后成为内科医生,其后再进修为心脏专业。这些人他们毕业后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起到他们应起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因而不受任何政治风浪冲击,能安安稳稳地做好各自医生的工作。

“何医生,今晚参不参加欢送潘医生及吕医生调职晚会?”陈老医生向何医生低声问。

“参加!”何答:“在那里?”

“在珠江大厦。”陈老答。

“有几多人参加?”

“大概两围枱,都是内科同事。几年共事,临别叙一下。”

“好的,我一定去。”

内科潘红昭医生原是中山大学附属医学院毕业。1956年调来阳关医院,比何金水迟来一年。按她的条件本来很不错,那时内科正是缺人之秋。很不幸,她的爱人却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解放初期,当她大学刚毕业,结婚不久,她的牧师丈夫还未看过自己儿子出世一面,就被人民政府以“披着宗教外衣,行反革命”的罪行,逮捕入狱,重判徒刑廿多年。于是,她就像一个新寡的文君,带着她那不满一岁的儿子,来到阳关医院报到。后来,这个还未见过父亲一面的儿童,就由其祖母抚养,她孤身一人在医院工作。

她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天必定和医院中那些包括张院长在内、同样虔诚的基督徒,一起到阳关唯一的一个基督教堂守礼拜。每次在饭堂食饭前,也必定闭目祈祷,同事们了解这一点,也不打扰她。只可惜她的丈夫是个“现行反革命”,是一个“在押”囚犯,她是个“反革命分子家属”。虽然同事之间并无歧视她,不管工作、生活,还是一视同仁。

但在组织上,就不是这样对待。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党和政府,是要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不应该、也不能受到任何动摇。因此,对于敌视共产党、敌视新中国的任何阶级敌人,都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甚至死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党一贯主张是宽大的,但他们必须接受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因而她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只能是循着规规矩矩的轨道前进,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逾越轨道,甚或至是“乱说乱动”的行为。组织上对她绝不会重用,虽然她也被提为二线医生,但似乎是“到此为止”,对这个“反属”难得再有提升机会。由于这样,她只能沉沉默默,平时不愿多说,对任何问题都不表态,保持低调,只做好本分工作,别无他求。

何金水对她抱有很大同情。毕竟大家遭遇上有很多类似之处。何金水家庭出身不好,一家人解放之后,跑到香港去了,而且大哥也去了台湾读大学(组织上曾暗示过:谁知他是不是读大学?读什么大学?),其后跑到加拿大去了。由于他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父亲、令纠他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制肘。他不能像所有革命青年那样申请加入共青团,更无望变成一个革命先行者,光荣的共产党员。他顶多只能自我安慰地称自己是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不过他内心上却暗自庆幸他父亲能在解放初期,当机立断地举家跑到香港去,否则,结果会比潘红昭更惨。至于本人,只能加倍努力地工作,来弥补父亲在解放前所做对不起人民的一切罪过(什么罪过?他也不清楚。反正党说他有罪过,就有罪过吧!)。幸好,他本身清白,从一个学生,毕业后就派到阳关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清白,任你组织上如何去查,他都只是学生出身,从无沾政治上半点污点。更兼来阳关那么多年有目共睹地显示他的本事。虽然不能富个共产党员,也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地衡量自己、要求自己,使自己能名副其实地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卫生干部。能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他已经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医生。况且,他得到业务领导的支持,政治上不红,也要业务上能专。加上前后三任医院的党书记对他的印象不错——年轻、有为、有上进心、政治单纯;而作为现任党委书记李青定对他的印象极佳。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来鼓励他。所以他不同于她。她是“反属”,他只是个出身不好而矣,他比她强!

像她这样的医生,业务上无多大进展,与阳关医院今后的发展不相适应,早就应该被淘汰。医院组织在一次工作调动会议上,决定将她调出,由地区级医院,降调到市级医院去。临走前,内科同事们自动组织一次对她及吕医生“送行宴”,而不是科室欢送的“公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