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水拿着这支似千斤重的笔杆，在发抖，怎么也下不了手。这是死罪啊！他们怎能这么狠毒、这样黑心，硬将眼前这无辜的人，一个劲地诬蔑他，非要致他于死地不可呢？难道世间上真的会有这种比虎狼还要凶猛狠毒的人吗？这样他们还算是人？他没有考虑他的签名，只是在想，在胡思乱想。
“喂！叫你签名，你在想甚么？”李泳鸿开始不耐烦地催促了。
“你问我在想甚么？我在想你们！”何开始显得愤怒了，这种愤怒反而使他没有了害怕，他表现得很镇定地，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甚么？你想我们甚么？”程才也不耐烦了。
“我想你们还是不是人！人是有良心的，怎么能够这样不顾事实地颠三倒四，硬将一些与我无关的罪状，砌在我身上！”他的语气非常坚定，声调一反往常那样地平静：“要吗，如果你们说你们还是人的话，那么你们在制造谋杀！
这是一起由你们整整一个集团在裁脏、诬陷、利用文化大革命作为你们的幌子，进行真真正正串通的谋杀阴谋！”
“甚么？你大胆，你竟敢这样同我们讲话！”程才大怒，站起身来，想动手。
可是何金水也站起身来。李泳鸿唯恐事情闹大，忙说：
“你不签名，后果你会想像得出的。”她按着程才，不让他发作。
“我签不签名，按你们的定案，后果同样可以想像得出－－签是死罪，不签也顶多不过同样是死罪，对不对？”何再一次平静地对他们说：“名，我是绝对不会签的，你们要怎样就怎样。至于后果嘛，没有比死罪硬大的罪名吧！从谭永富执笔、谭永富砌词，到你们合谋制造的这么一份定案材料，就算是白痴，也会很清楚地知到，签与不签，也会是同一个样子，就是致我于死！你们为何要将一个人，硬是非要套上个死罪，你们才心安？由甘涌，谭永富，到张付顺，以至你们一大夥人，不是不清楚这些事情的真相。却非要将这些事实歪曲，还一个劲似地“痛打落水狗”对我，这是为甚么？难道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往上报说你们在阳关医院“破获了一起特大潜伏特务案，进行阶级报复，主犯何金水”！于是你们就会立大功，管你何金水死活！哈！哈！想坏你个心，不管你听与不听，我得告诉你们：我不是潜藏特务，不是间谍，没有进行过阶级报复！我完完全全清白。听清楚没有！我会提出上诉，你们乱来，我会向上级告你们。”何金水在这么一个情形下，他已经毫无选择的余地，由最初的害怕变得无所畏惧。畏惧保证不了他的安全，畏惧也换不了他的生命。他更不怕面前这两个人，他再说：
“以前我会怕，可是，今天我已看得很清楚，你们欲加之罪，将全部不实之词，统统强加于我的身上。完全不理会我的申诉。就拿这份定案材料，完全、百分之百是谭永富诬捏之词。你们纵容他用捏造之词来置我于死地，你们才是真正的“谋杀”犯，你们这班人明知我无罪，硬往死罪来写，你们才是真真正正的谋杀犯！尤其是谭永富、甘涌两个人！”何金水说出的话，就像是一道决了堤的水，直冲他们两人喷过去，完全忘记了本身的处境。人到了绝望时，就顾不了自已了，反正都一样。他继续说：“我要上诉，你们奈何我不得，除非你们要下毒来毒杀我。可是毒杀我，对你们无好处，因为这样你们领不到功！你们非要制造一起“破获反革命事件”来邀功不可，你们妄想！”
程才与李泳鸿也慌了手脚，他们以为这只瓮中之鳖会俯首听命，最多不过是哭哭啼啼，用一些甜言蜜语加恐吓威逼就可以压服，完全没有估计到何金水会如此猛烈地反击他们。他们立即收起了定案材料，走了。
三天过去了。何金水已打定了一死的主意。暗中在他日夜穿着的破皮鞋鞋跟，挖开底胶，将一片小刀片藏进去，准备如果一旦再被逮捕，他会用这块刀片割进腹股沟动脉自杀。他有过被拉进看守所的经验，知到进入看守所，甚么都要被搜查，但在鞋跟内藏有小刀片，他们是无查鞋跟的。
“何金水，你跟我来。”另一个军代表出现在劳动的花圃上，他是汪同志。这个年青军官来找何金水。
“要来的事情，到底来了！”何金水心想，他打定主意，不管怎样，一定要为自已辩护，绝不能这样无声无响地被这一群人无赖。就算死，也要讲个一清二楚！
“你是不是对专案组的定案有意见？”他开门见山地问。
“你有无看过我的定案材料？”何反问。
“看过一下。”他说。
“那么你又有无看过我以前所写的一切资料呢？”
“也看过。”
“那么，你同不同意定案材料所讲呢？”
“我同不同意，这点暂时你无需要问，今天我来，是想重新了解你对定案的意见。你不妨详细讲，有甚么讲甚么！”汪同志用平静的语调同面前这个当事人讲。
他没有摆任何官威，这点多少使到何金水有了好感。何也多少了解到汪的为人。
“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哥哥是不是在台湾？”汪同志问。
“他曾经去台湾读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加拿大读书，现在在加拿大是电机系工程师。”何答。
“那么，他不是国民党的甚么人啦？”
“应该不是，他是一个学生，现在是加拿大工程师，而且，还将我的父母弟妹们都申请去了加拿大定居。因此，我的家庭成分应该改为华侨，而不是整天被他们诬懒说我是甚么反动家庭。”
“你父亲的资料，我已清楚，如果无新的补充，应该是实情。你父亲抗日战争期间是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支队长。他在乡中根本没有土地，成不了地主，对不对。”他问何金水。何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家除了有一间祖屋之外，甚么也没有，何来地主？
“那么为甚么他们硬说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呢？”汪同志再一次问。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一边同日本人打游击，经常无政府的经济接济。这点你应该清楚，战争环境，甚么事情都会出现。于是父亲那时是到了另外一个乡间驻扎他的队伍。在这个因战乱、饥荒的农村，死的死，外逃的外逃，人口只剩下两三成。土地完全荒茺，十室九空，杂草比人还高。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同他的部下，以及请一些本地还生存的农民，一起开荒了两三百亩土地。
他们一边垦荒，一边打游击，用这片土地来养活了当时打游击的国民党游击队员，也用这片土地，来救活了当时未饿死的农民，这样维持了两三年。就是这样，成了今天他们所讲的“恶霸地主”。这些土地完全不是自已的，也没有因为开垦过这片土地而出卖赚钱。更没有拿这块土地来继续耕种。那时，我年纪还幼小，所知不多。但是关于田地方面，确实连一亩都无，怎能成为地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你父亲在广州经商，开游泳场及报关行，也在顺德糖厂承包一些甘蔗生意，但与此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刑警队长。对不对？”
“对，但刑警队也只是专做刑事案件，不是特务组织。”何金水说：“当然。
在刑警队中，他做过些甚么，我怎会知。”
“50年他们到香港之后，无再做甚么其他工作。生活很清苦。这点，我们也很清楚。”汪同志很客观地说。
“临解放前，你父亲无接受国民党的封官，升为少将。他没有接受这一封赏，而自甘在香港吃苦。这点，我们也调查得一清二楚。”
“那么他们为甚么还要诬蔑我，定案材料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何在问。
“这点，你不必追究，我也无权向你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绝不容许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容许冤枉一个好人。你已往写的材料不是无用，而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李青定书记虽然不在阳关医院当党委书记，但他没有忘记你。他为了你的事，曾向上级，包括地区及省委革委会，为你申诉。因此你的问题省革委会及地区革委会非常重视，他们指示及责成专案组再行重点调查。前几天，你院专案组的材料，你无签名，是对的。就算签了名，我们也一样会为你查个水落石出。”汪同志这番话，使他稍为安定了些。
“我再问你，你在解放前，在学校，有无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汪同志问。
“没有。甚至连三青团（三民主主义青年团）都没有参加过。我是一个完全清白的学生。”
“你可不可以详细地讲一下，你在阳关医院搞研究的事呢？”汪是在调查事件。虽然这些事，已经多次谈过，也有了书面申诉，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问。
“我初来阳关医院时，是一个青年人。青年人有他的特点，就是好学，上进心强。再加上，对革命的响往，促使自已对每一件事都希望能做好。我曾经要求过参加共青团，后来知到自己出身成分问题，不可能参加这些组织，之后，我便死了这条心。但是我对工作不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增加我的热忱。我用“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鼓励自已，用巴甫洛夫作为榜样。于是对每一样事情，只要是我接触的，只要是应该去做的，我都毫不迟疑地去做，做好。但是，自已的学历不足，自已的知识不够。于是我就尽量地，拼命地学习。业余医学院五年毕业了，中山医进修血液及肿瘤，中医学院进修中医。这些都是我学习提高的一个方面，然而，我觉得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学习，还是我在工作中，带着问题学习，是最有成效的。比如，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这个病在整体来讲，是少见的病种，在学校时没有学过，但是来阳关之后，我大量接触这类病。
于是我从流行病学，病源学，病理学，临床，治疗，预后，以及对他们的追踪观察，追踪检查。我都非常深入细致地去做，在做之中番查大量文献，从多方面、不同角度地去学习、研究、了解。今天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专家了。批斗时说我“拿病人作实验”！我是实验吗？不是，这一类病人。临床资料不多，也需要我们进行边做，边学习，边试验。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资料，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没有。我们也不可能等待研究好才去治疗。而且我也是非常慎重地进行研究，也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包括到如今还未有的，对此病恢复时期的肝脏病理变化。这种肝穿剌，是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也没有人在这种肝穿剌中出现那怕是一点一滴的医疗问题。相反，甘涌他不听我的指导，那时我是他的上级医生，我曾经明确讲过，这个病人不宜进行肝穿。可是他当我不在时，擅自给一个不应该作肝穿的病人，在自已完全不熟练的情况下，偷偷作了肝穿剌而出现大出血。还是我给他邦助，及早发现，及时处理，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也挽救了他的声誉。今天，他入了党，升了官，反过来诬陷说我拿病人作试验肝穿。而谭永富同他两人，就是内科搞起如此多风雨的一对活拍挡。
”何金水谈这些，汪同志很静心地听，不时用笔作记录。
“为甚么其他一些医生也在大字报中鸣放你呢？”汪同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