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李世民管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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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九月识前言往行 (3)

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这些坏习惯积累成世俗,至今还没有停止,既紊乱了人伦关系,又损害了名教。我日日夜夜战战兢兢,警惕万分,忧虑政治,勤于治国之道,历代积弊都已铲除,只有这个坏风气还没有彻底改变。唐太宗一向主张尊重前代礼法典制,但他并不盲目遵从礼制,而是善于选择在不同时机及时清除前代积弊。改革布新,这是他取得贞观盛世的重要因素。上述这段言论鲜明体现了唐太宗对待传统继承与现实革新的态度。一是积弊危害。积弊危害之大,并不在于弊端本身对于个人的影响,而是一旦形成一种习俗,就具有了普遍性的社会力量,如此一来,积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就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唐太宗所说的积弊不过是当时山东地区几户没落的家族依仗祖宗的功劳而夸耀卖弄,在婚姻中大肆收受聘礼,败坏风俗。正是这少数几家婚姻的陋习,形成了整个山东地区高价婚姻的积弊。二是积弊难除。唐太宗坦诚已亲自铲除了历史上的诸多弊端,但是,唯独借着婚姻勒索钱财之弊没有铲除,这并不是帝王治国的疏漏,而是积弊已成社会习俗,已经深入人心,非常顽固。这提醒我们在处理积弊时,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三是忧勤除积弊。积弊固然难除,但并非无法铲除。这除了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帝王或者领导者有忧虑畏惧之心。第一,要从心里意识到积弊对整个团队风气的巨大影响,树立必须铲除积弊的信心和意识。第二,面对积弊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期望一时能够彻底铲除,否则,往往积弊未除,又添新弊。第三,管理者自身首先要具备革除积弊的勇气和信心,并准备为之辛勤实践。

星期五富有

求侍养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民间认为生日可以欢欢喜喜,而对于我,心情是充满了感慨和思念。我当了君王,拥有整个天下,想要侍奉双亲,却永远无法得到。子路怀有不能为父母背米的遗恨,实在是有道理啊。古人向以侍奉双亲作为人伦的基本要务,所谓“孝为先”,在中国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对于一般百姓而言,这并非什么特别困难之事。但是,对于那些肩负国家苍生幸福重担的人而言,往往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尽忠往往意味着无法尽孝,而尽孝往往阻碍一个人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其实,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一个人固然需要在很多方面付出牺牲。但是,当一个人事业成功之后,是否来得及弥补呢?正如唐太宗所言,当他“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时候,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

因此,为了追求个人事业或者为国尽忠而失去侍奉双亲机会本已为憾事,而如果抱定功成名就之后再去补偿也往往不可得。唐太宗在富有后求侍养而不得的感慨,无疑在警示现代人应该妥善处理好个人事业、集体奉献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不要企图以事业和国家为借口而逃避尽人伦的基本义务。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家里十分贫穷,他怕父母吃得不好,就到百里之外买米,背回家奉养双亲。虽然路途辛苦,但他乐意如此。后来子路发达了,家里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他的父母却已经先后过世。为此,他非常痛心有能力报答父母的时候而父母却已经不在之事。唐太宗以子路负米之遗恨,警示当朝大臣们应该趁着父母健在而多侍奉,不要给自己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要摆正事业进步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不要把个人事业永远凌驾于人伦义务之上。事业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弥补家庭责任上的缺憾,相反,只能增加在人伦关系上更大的缺失。

第四周星期一礼乐之作

礼乐之作,是圣人象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制作礼乐,是圣人取法天地的物象而施行的教化,以此用来节制人的感情,治理国家政事的好坏,岂能与这个相关呢?古人对于礼乐的态度耐人寻味,早在孔子时代,帝王就被告诫慎重对待礼乐,尤其是只能听“雅乐”,而不要沾染任何“郑声”。因为雅乐歌颂德行教化、曲调平和,而郑声则歌颂男女爱情、热烈奔放。

那么,音乐又如何与君王政事相关的呢?在古人看来,音乐可以极大地刺激人的欲望,导致君王玩物丧志,不理朝政,唯其如此,君王政治得失可以通过君王喜好的音乐看出来。倘若君王纵情于音乐,那么,政事当然荒废。同样,一个由昏庸的帝王治理的国家,也可以通过音乐曲调的雅和俗得以辨析,这样,本来属于纯粹艺术的音乐就和纯粹属于政治的治国之道联系在一起。同样,礼制也和音乐相似,不仅属于个人礼仪、社会规范,还和君王治理国家政事的得失相关。综合起来,中国古代的礼乐就上升到君王政治层面了。唐太宗却一反上述说法,认为音乐的制作纯粹出于圣人取法天地之象,和政治得失并无关系。这就显示了他在政治治理方面的高度自信,以及对把治国失败归罪于礼乐观点的质疑。不要把管理上的失败归罪于社会的“礼崩乐坏”。

星期二尊礼

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陛下友爱的胸怀和情谊高过古代,赐给他们车马冠服,封他们做藩王,他们做事必须按照礼仪行事,使他们与承受的期待相称。贞观二年(628),中书舍人高季辅上书唐太宗,近来看见太宗的儿子们向密王李元晓这样的皇帝的兄弟至亲施礼下拜,叔辈们也立即向他们回拜。他认为,王爵既然相同,那就应该遵守家庭礼节,不能颠倒了辈分,因此请求太宗加以教诲和训诫,作为永久遵守的规范。高季辅认为,即使兄弟友爱,但该遵守的礼仪也不能偏废。

中国传统文化里是相当强调礼节重要性的。礼,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工具,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也体现出一个团体的精神。有人认为,“尊礼”就是讲究各种繁文缛节,其中很多是文化糟粕而又显得过于麻烦。的确,在现如今看来,古代所尊崇的某些“礼仪规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其中更多的是合理的成分,具有可以不断传承与发扬的意义。在中国,“礼仪规范”其实更多体现的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渗透。在家庭中,体现为孝顺父母,辈分分明;在公司里,体现为尊重上司、爱戴下属等。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内部也应当存在必要的礼仪规范,有些是无形的,有些是需要诉诸有形的文字、口号或是制度。

星期三褒贤贬劣

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除弃浮华,去伪存真,对忠贤者给予褒奖提拔,对悖逆者给予贬斥罢黜。古代圣明的国君治国,大都是亲贤臣、远小人,给予忠诚和有才能的人提拔和奖励,对于悖逆或是钻营之人加以贬斥和罢黜。现代的一家企业也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其用人策略也有相似之处,更加贴切地说,就是要遵循“优胜劣汰”原则。在企业管理中,“优胜”体现在奖励体系和晋升体系上,“劣汰”则体现在惩罚体系上。但由于“劣汰”的执行阻力远远大于“优胜”的执行阻力,所以在实践中“劣汰”的执行往往很不彻底。许多管理者在面对表现不佳的员工时显得优柔寡断,他们觉得让这些员工走人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

但卓越的管理大师韦尔奇不这么想,他认为让不合适的员工继续留在企业内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使他们既得不到发展也得不到他人的肯定;另外,不淘汰那些态度、能力、心智、道德中任何一个因素不符合企业要求的员工,就等于降低了组织的标准,不利于人才的长期培养。韦尔奇创立了一种曲线评估方式,在他的曲线中,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谁是最优秀的20%,谁位于中间的70%,谁又在最差劲的10%当中。最优秀的得到奖励,最差劲的面临淘汰。企业以赢利为目的,如果为一名不能创造价值的员工支付工资,意味着将打破精心建构起来的公司公平体制。因此,当发现谁表现总是不能够达到既定标准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请他走人。尽快处理那些表现不佳的员工,这对于企业、员工个人都是一件正确的事,而管理者不应该为此而感到难为情。人才管理中实行“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注意营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

星期四竭诚关爱

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今日听说诸侯王派来的朝觐使臣,都是自己租房子住,与商人杂住在一起,仅仅能够容身而已。既然对他们这样不够礼遇,必定使人家多有怨叹,还怎么肯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劳呢?唐太宗曾提到,古时候诸侯朝拜,朝廷会给他们提供专门休息和沐浴的地方,还有很多喂马的草料,并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来招待他们。天子白天处理朝政,晚上点着蜡烛接见他们,慰问他们的劳苦。汉朝时也为各郡在京城设立了邸第。而如今却让各侯王的使者自己租房,并且常要与商人杂居一处。

他认为,这样对待地方的部属必然会引发他们颇多怨言,这样一来这些部属怎么能够全力为国家效劳呢?所以后来他命令利用京城的空闲房宅,为各州的使者建造邸第。这给现代管理者的一个启示是: 对下属要竭诚关爱,多关心下属,关注他们的生活,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能让下属感到自己受重视,心中充满温暖。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也认为:“一个公司最主要的使命,是培养它同雇员之间的关系,在公司创造一种家庭式情感,及经理人员和所有雇员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让员工感到在公司就像在家一样,员工就会身安心乐,自然精诚团结,全力以赴为公司效劳。第一,营造愉快的工作环境。第二,给予员工适当的关怀与认同,促成同事之间的融洽与合作。第三,实施人性化管理,让每个员工感到被关爱,被尊重。

星期五除祸

乱之源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堵塞祸乱的根源,作为治理国家的人,对此要特别慎重。中国古代大多数史家,包括历代比较明智的统治者,大都认为社会祸乱的根源不外宦官、佞臣、外戚之祸: 从吕氏称制、诸吕当权,到唐明皇时的杨国忠专权,从东汉第十一任皇帝刘志时的宦官封侯,到明朝第十五任皇帝朱由校时的魏忠贤专权。历史上的这些外戚、宦官、佞臣,不是造成皇权的丧失、皇帝的丧命,就是造成朝政的混乱、百姓的遭殃,甚或政权的覆亡。唐太宗作为明智统治者的代表,在其当政期间,十分强调治理国家的人要能够很审慎地发现发生祸乱的根源,务必及时扼杀或去除。在如今的企业内部,经常也会有“祸乱”(或许称之为“问题”更加合适),当然每个“问题”背后都存在着“源本”,而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学会发现问题的“源本”,不让其发生或是当其发生时顺利解决。培养预测和发现问题的能力,问题出现后,对问题作出三个方面的反映: 首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然后,是什么原因致使问题发生?最后,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