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听人说江文湛潇洒，以为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一日我随一帮人去终南山下访一位禅师，半路里上车的是一对男女，女的美艳，男的却五十多了。相貌古怪，像戈壁滩上一只公羊；有人说这是新夫新妇的江文湛，于是我们便认识了。
那天的云很淡，他穿件红衣，蓄老长的头发。论罢禅，大家往院外的河里去玩，后门不开，他第一个翻很陡的颓墙，手脚敏捷如猫，还硬要那女子也翻，不翻，就迭声儿鼓动，遂一团绿空中堕下，他在下抱住了也抱住了带落下来的一块残砖。河并不深，乱石匝地，他疯得像个孩子。女人是坐在一片林子边的，一语不发，任他放纵。他后来却歪在石窝里不动起来，河里是晚霞流动，红的团块和银的波线纠缠组合，岸的两边默坐了遥视的男女，境界如唐诗宋词。我说：“你在欣赏妻子吗？”他说：“我在看树。”他是在看妻子身后的树，看树全是些人在那里立着，站着各异的美妙，也看见了妻子是林中的一棵。我知道他的想像力极好，易入非非之境，就笑着说：艺术家都蓄这么长的头发，为什么艺术家都蓄长发呢？他说你见过狮子吗？我听说过，没见过，话题就这么断了。几个月后，再见他是在街上，他头发却短得出奇，几乎形象都变了，两人倚着车子在路旁的电杆下说儿女说天气，由发型说到形式问题，他说了一句形式问题是认识观的问题。这话很费解，分手后骑着车子想，回味如读了一本很厚的书：当今是搞艺术的人领导奇装异服，可搞艺术偏要弄到自身也艺术化吗？天上的鸟与水底的鱼原本一样，鸟翔云而不划水。鳞衍变成翅，鱼划水而不翔云，翅衍变为鳞，翅与鳞应美在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美而美。
此后的日子里，与江文湛处得熟了，读他的人也品他的画，理解了他是真正的潇洒。他崇高，是有孜孜追求的事业；他自私，作画原本是一种自娱。画可以悬挂在庄严的大厅和大人物的卧室，街上拉板车的运煤小工也可以拉他去画一幅两幅。他善吃好喝，敢冒犯，敢不卫生，也谈性说女人，他多么热爱他的生命，不失时机地要美丽，要辉煌。他为人为画，以人生的体证和心性的适意，他当然活得潇洒，别人说他潇洒，是企羡，又乏之摆脱外界和自身的俗尘的勇敢，只好几分嫉妒，几分戏谑，无可奈何。
当今能潇洒的人能有多少呢？轻薄玩世不是潇洒，那是做作和浪荡。如果说潇洒多是属于外向性，幽默多是属于内向性，那么潇洒和幽默同是沉闷的人生所透气的如窗的两扇，是一种超越，人生的别一个境界。
常常是一个电话，江文湛发动了一次沙龙清谈或野游。他喜欢爬极陡的崖涉老深的潭，着人大呼小叫，喜欢摆满墙满地的新作让朋友批点。或是喝到微醉，讲他难堪的少年和青年，最使他不能忘怀的也让我感动的是他小少时的教堂见闻，那高大五色的玻璃和辉煌的圣坛，他跟着大人蘸上圣水点在额上于胸前画十字，然后跪在长凳上合着音乐念经。音乐如水，非常悠扬低沉，神父穿着华而不丽白色镶着花边的披风，提着冒香气的熏炉，将一片叫圣体的白色的据说是江米作成的耶稣圣像送到闭目微张的教徒口里含化。那圣体一定很好吃，但神父不给他，而深深令他伤恼。这种对于江米糕片的圣体可望不可及，影响了他整个人生。他对于绘画有着天生的悟性，但为了圆满一个真正画家的梦，他在生活的渊海里沉浮。四十年的岁月里，江文湛才美丽潇洒。所以他不会轻薄，也不玩那一种“强说愁”的伪深沉。我们在野游的山巅之上待到鸦影日落，看万里夜空里，一轮明月来，朗读鲁迅的《鲜花与墓地》：在开满鲜花的墓地中，一位老人问一位少女：“你看到了什么？”少女说：“鲜花。你看到了什么？”老人说：“墓地。”江文湛站起来了，说：“我看到的是墓地上长了鲜花。”我们都为他鼓掌了，浅薄的喜剧是令人生厌的，但太沉重的悲剧并不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悲剧的基层上超越悲剧走向喜剧才是大的艺术。曹霑在写《红楼梦》时缺衣少食，为什么他写大观园那么明媚灿烂，一声“宝二哥来了”，鸟也叫，花也开，满院欢笑呢？
还是那种在教堂里吃不到江米糕片的圣体的忧伤，深深地痛苦着江文湛的绘画意识，一派灵性，又固执而放纵，当四十岁里真正步入了中国的画坛，他的花鸟创作赢得了一片声名，但他要潇洒，真正的潇洒使他在艺术上只能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而感官上的欲望，现实不可超越的困惑，新的追求和难以割舍的瓜葛，他毅然离开西安美院南下深圳，又从深圳返回西安，画了撕，撕了画，摔了画盘又买画盘，他心情不好，家庭又破裂，衣着不整，形容如鬼，他完全是被抛进了深渊旋涡，几乎是要沉没了。整整的四五个年头，江文湛硬挺着走过来，于人生和艺术上把原有的自己彻底打碎了，终于完成了他现在的潇洒。论起他作品的旋涡时期到如今的构成时期，江文湛总是笑笑，说：“我老去十岁。”老去十岁的代价后的潇洒，潇洒的创作使每一个面对着它的读者都感到“减去十岁”。
但是，当我最近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江文湛正窝在一张大沙发中，沙发下是一双摆成了×形的鞋，酒和茶在面前的小桌上淋得斑斑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