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让一个上大学的年轻人给我做了个人工呼吸，在此后的二十三年里，我就一直沉浸在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事实上正是因为吸食大麻导致我后来迷上香烟，那是在我和罗尼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去往加拿大的途中，我开始抱怨手边没有大麻，身边的世界变得不再那么美好，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如此无聊，如此沉闷，这令我十分抓狂。于是我问罗尼，吸上一根香烟的话，是不是就会感觉有所不同。
罗尼点了一根烟，想了一分钟后回答我说：“我觉得会让你有点头晕目眩。”
“你是说，就像晕车那样，有点恶心吗？”
“有点那种感觉。”她说，听了这话后，我当即决定，这种感觉也不错。
就好像当初一夜之间就开始吸食大麻一样，现在我眨眼间又投入了香烟的怀抱。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场戏剧的话，那么女主角终于隆重登场。忽然之间，我的生活中多了许多包香烟要去拆封，许多的火柴要去擦燃，许多的烟灰缸需要我填满、清空，我也开始像手拿锅碗瓢盆的厨师或者昼夜穿梭的编织工那样，双手难以停歇。
“好吧！这真是毒死你自己的好方法啊！”我父亲说。
不过，我母亲却总是能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一来，过圣诞节时我就知道该往你的圣诞袜子里面放什么礼物了！”后来，她往里面放了整盒的香烟，复活节时，她送我的礼物依然是整盒的香烟。现在，如果看
到一个年轻人弯下腰让母亲给他点烟，我们一定会觉得难以忍受，然而香烟并不是可以把人们区别开来的标签，吸烟这种行为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刚开始吸烟那会儿，工作场合还是允许吸烟的，即使你在医院病房里工作，里面住满了双腿被卷入工厂机器中去的童工。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抽烟的人，你也不会觉得他就是个邪恶无比的反派人物，和见到一个扎了一条条纹领带或者将头发分到左边的人没什么两样，这只是他身上的一个细节罢了，并不会彰显出他的本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美国开始对吸烟者实行隔离政策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同伴们。从那时起，候车室和餐馆等公共场合都开始设置“吸烟室”，在那种场合下，我总是会环顾四周，找到自己的队伍。刚开始时，大家的表现都还比较正常，和平常人一样，只是手里多了根香烟，但慢慢地，彼此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如果吸烟室里有十个成年人，那么至少有一个人通过颈部的一个洞而不是嘴巴来吸烟。
“你还是会觉得吸烟很酷是吗？”也许不吸烟的人会这样问，不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烟民来说，我们吸烟和“酷不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都会普遍认为，每一个烟民都被香烟广告洗脑了，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种用物质麻醉自己的生活中。如果你想批判吸烟者的话，这样说话兴许能派上点用场，但事实是，吸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烟就会全身抽筋、肌肉痉挛，还会用微小的声音呼喊救命的人来说，一根香烟简直就是上帝送来的礼物。不仅如此，香烟的味道也棒极了，尤其是早晨醒来抽上一根，然后再接着抽上七八根，那种美妙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等到了傍晚，我就已经抽了一盒了，那时我就会感到胃里沉甸甸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作要求我和危险系数极高的化学物质打交道，所以必须戴上防毒面具，不过当我发现戴上它会妨碍我吸烟时，我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我曾经向一位法医坦白过我这些行为，当时我们正穿着隔离衣，待在一间验尸房里。他听了之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一只肺递给我看，它主人的尸体就放在三英尺外的停尸台上，是个肤色较浅、十分肥胖的黑人，很明显，他还是个烟瘾极大的人。他的胸腔已经被打开了，胸骨也被锯断了，裸露出的脂肪和奶油蛋糕上的奶油十分相似，这让我联想到了烤土豆。“所以，”那个法医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很明显，他希望这一刻可以彻底改变我的一生，不过说实话，他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别人递给你一只被烟严重熏过的肺，你一定会仔细检查一番，然后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不是个医生，肯定会像我一样，站在那里心里面默默地想：“真该死，这肺可真沉啊！”
当纽约开始在餐厅禁烟时，我同时也拒绝了下馆子吃饭；当工作场合开始禁烟时，我放弃了在外面的工作；当香烟的价格提高到了七美元一包时，我把家里的东西打包后搬去了法国。到了法国之后，我发现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香烟品牌，不过这没关系，每年我至少会返回美国两次，免税香烟只不过二十美元一条，所以每次我登机返回法国之前都会买上十五条。除此以外，来法国看望我的朋友们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就好像专门走私香烟的商人一样，而且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我还可以收到香烟作为礼物，即使在我母亲去世以后也一直如此。甚至为了防范盗窃或火灾等意外的发生，我还在家里三个不同位置隐藏了许多条香烟，最高纪录达到过三十四条，“这些都是我的存货，”我这样称呼它们，“我是精神焕发，还是精神崩溃，完全取决于我的存货！”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定自己是个倾心于温和型“清凉”香烟的烟民。读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好像在读一个嗜酒人的自白书一样，喝了多年的酒，最后觉得自己的最爱就是“蓝圣斯”葡萄酒，但的确如此。是我的妹妹格雷琴把薄荷型香烟介绍给我的，她在中学期间一直在学校食堂兼职工作，食堂中一个叫都伯利的二厨把“清凉”牌香烟介绍给了她，从此以后她就喜欢上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都伯利，但在最初开始抽“清凉”的那几年里，每当我感觉呼吸短促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不知道如果他当初介绍给格雷琴的香烟品牌是“泰瑞登”的话，我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也有人说“清凉”牌香烟里面含有大量的玻璃纤维，不过我很确定，这只是从那些吸“沙龙”或者“纽宝”的人那里传出来的玩笑话。我也听很多人说过，薄荷型香烟比普通型香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但我深深怀疑这一点。在我母亲刚开始进行化疗时，她送了三条薄荷型“清凉”香烟给我，“正在搞特价呢！”她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我。无论是不是个垂死的病人，她都应该记得我当时在抽“555”才对，不过我看了看它们，心想：算了，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免费的。
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温和型或清淡型香烟与普通香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前者多了个针孔罢了。不过要是与“清凉”牌香烟相比，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是被驴踢了一脚和被穿着袜子的驴踢了一脚，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习惯抽这种烟，但到了我母亲被火化的时候，我已经转变过来了。
我写的几篇短文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每一年这些教科书都会再版，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如果教科书的读者是初中生或者是更低年纪的学生，有时候编辑就会和我联系，问是不是可以改动或者删除一些不当的单词或短语，我认为这也合乎常理。不过，不循常理的是，至少对我来说如此，他们请求删除一切与香烟有关的内容。现在他们也开始对照片进行编辑了，编辑后的效果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你会看到玛琳黛德丽①的玉照，她的手指无缘无故地跷起，本来盯着香烟烟头的眼睛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了。
有一本教科书是专门针对十年级学生的，书名叫做《眼界》或者是《视角》之类的。这本书中收录了我一篇短文，编辑想要删除的那句话并没有大赞吸烟的好处，恰恰相反，我只是将母亲的香烟描述为一种“有强烈刺激性气味，会让我头痛欲裂”的东西。我想，如果按照编辑的要求，我可能要把母亲嘴里的那根“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温斯顿”香烟改成“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罗马焰火筒才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坐在餐桌前，嘴里还叼着烟火爆竹之类的东西啊！我那篇文章想要说明的观点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吸烟的人，吸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人强迫你喜欢他们这样做，但逼迫他们改掉这个习惯还是有些残忍，尤其是这个人是你的母亲，我完全想象不出她嘴里没有香烟的情景。“如果将她比喻为一个需要上发条的玩具，那么香烟就是上发条的那把钥匙。”我这样写道。
将有关“抽烟的母亲”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去，的确是个疯狂的举动，但没过几年，电影中也不许出现吸烟的镜头了。在电影中，一个女人可以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从一栋摩天大楼的楼顶上抛出，她一边拿着枪向一家托儿所的窗户射击，一边找回孩子的尸体，往上面拼命地跺了几脚，这些镜头都可以出现，然而她若是为了庆祝自己谋杀成功，点燃了一根烟的话，那是万万不可的，毕竟，有很多年轻人在观看这部电影，我们不能向他们传播这种有害信息。
而且总是会有人告诫我们被动吸烟，即“吸二手烟”的危害，但如果真的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可怕的话，那么我早在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早已不在人间，甚至可以说我们原本就不
①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德裔美国女演员和歌星，因出演电影《蓝色的天使》（ The Blue Angel）（1930年）而首次闻名于世。她十分喜爱吸烟，甚至在拍照时也烟不离手。——译者注
会诞生，因为我们的母亲早就被她父母吸的烟呛死了。
我的爷爷奶奶并不吸烟，但他们开了个报亭，还开了个香烟铺，从吸烟的人身上谋利。我爸爸是上大学以后开始吸烟的，但在我和姐姐小的时候，他戒掉了。“这个习惯很不好，搞得自己一身臭气”，他每天会对自己说五十遍这句话，但一点儿用都没有。甚至在香烟盒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之前，每个人都知道吸烟对自己有害，但大家依然我行我素。我母亲的妹妹乔伊斯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每一次我到她家去住的时候，清晨都会被姨夫的干咳声惊醒，那是一种十分痛苦难受的声音，暗示着死亡之神不久后就会降临。等到早饭时间，我就会在餐桌前见到嘴里叼着香烟的他，这时，我就会想：“嗯，他还是医生呢！”
迪克姨夫是得了肺癌去世的，几年以后，我母亲也开始干咳，那种声音和姨夫干咳时一模一样。你可能会觉得，我母亲是个女人，她的咳嗽声一定会轻柔一些，就像文雅的女士那样轻轻咳几声，但是你错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总是会躺在床上，羞愧地想：“我妈妈咳嗽起来就像个男人一样。”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因母亲带来的羞耻也转变成了对她的关心，然而我明白给她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我自己都在吸烟，还能对她说什么呢？真的，说什么呢？最终她不得不放弃自己最爱的“温斯顿”，开始转吸“清淡型”香烟，最后却只能吸“超清淡型”了。“吸起来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就好像在吸饮料吸管一样。”她抱怨说，“给我一根你的烟吧，好吗？”
我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母亲过来看望过我两次。第一次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二次是几年以后。当时她刚过六十岁，我记得那时和她一起走路就要开始放慢脚步了，陪她爬台阶上轻轨时，每走五步，她就要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吐几口痰，用拳头狠命地捶自己的前胸，“快点儿吧！”我会不耐烦地想，“快点儿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