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琏是长子还是次子？
《红楼梦》里的贾琏是位重要人物，书中多称他为“琏二爷”，其妻王熙凤也因而称为“琏二奶奶”。这种称呼法大约是当时仕宦人家的习惯，所以除了“琏二爷”外，贾珍是“珍大爷”，贾珠是“珠大爷”，宝玉是“宝二爷”，贾环是“环三爷”；其他还有“蔷大爷”（贾蔷），“芸二爷”（贾芸）等。“几”爷就表示在各房中排行第“几”。
贾琏是贾赦的儿子。贾赦这一房究竟有几个儿子呢？先看各抄本及刻印本第二回的说法：
“甲戌本”“庚辰本”“有正本”“蒙府本”“戚宁本”和“舒序本”均作：“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己卯本”“圣本”（即“俄藏本”）和“杨藏本”均作：“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子名贾琏”。“卞藏本”作：“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子贾琏。”
这九种抄本之第二回都以贾琏为贾赦的长子，称之为“琏爷”。然而，“甲辰本”“程甲本”及“东观阁本”“妙复轩本”“金玉缘本”等刻印本却作：“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贾琏。”
“程乙本”这句则改为：“若问那赦公，也有一子，名叫贾琏。”
这几种本子在此回中仍称贾琏为“琏爷”。但以上各本从第六回起都称贾琏为“琏二爷”。贾琏从贾赦的长子变成次子，从有亲兄弟变成没有亲兄弟！
再看王熙凤的称呼。第三回写黛玉初见熙凤时，“有正本”“蒙府本”与“戚宁本”作“琏嫂”；“甲戌本”“杨藏本”“圣本”“甲辰本”“程甲本”“东观阁本”“妙复轩本”及“金玉缘本”等都作“琏嫂子”；“己卯本”及“庚辰本”的正文均是“琏嫂子”，而有人于其旁增“二”字成为“琏二嫂子”；“舒序本”“卞藏本”与“程乙本”则均作“琏二嫂子”。但各种本子从第六回起，均称“王熙凤”为“琏二奶奶”。这是因贾琏的称呼从“琏爷”变为“琏二爷”，王熙凤自然就成了“琏二奶奶”。
由此可看出大多数抄本的第二回都确说贾琏是贾赦的“长子”，但后文却均称他“琏二爷”。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因在荣国府的大排行，贾珠稍长，故是“珠大爷”；贾琏年龄较轻，故为“琏二爷”。就如元春居长，迎春为次，探春是三姑娘，惜春则为“四丫头”，无何不妥。贾琏是贾赦的长子，贾琮为其弟，正合“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之说。但有些抄书人看不懂，妄改为“次名贾琏”，实为画蛇添足！ 护花主人王雪香首先指出：“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并未叙明，似属漏笔。”
大约是程伟元或高鹗也弄不清这个问题。“程甲本”里已改用“次名贾琏”，然而随后又发现书中贾琏并没有亲哥哥，所以重排“程乙本”时就改成贾赦只有一子贾琏，不考虑贾琮的归属。真是治丝益棼，愈改愈乱了。
贾琏为何是琏二爷？
或曰：为何不是贾赦长子早殇，故贾琏为“琏二爷”呢？由于小说中宁国公贾代化的长子贾敷已是早死，贾政的长子贾珠也是少年去世，《红楼梦》的原作者当不会再重复塑造一个具同样命运的人物，所以未给贾琏安排一个早殇的哥哥。各抄本第二回里称他为长子是没有错的，称他“琏爷”而不强调排行也没错。大多数版本第三回称王熙凤为“琏嫂子”或“琏嫂”，也不强调排行。都是早期的写法。可是第六回起却又改称为贾琏为“琏二爷”，其原因管见以为是《红楼梦》的作者故意表现他在小说里用了乾隆皇帝第二子永琏之名。
小说里贾宝玉的兄弟辈是以“玉”旁的单名为排行，和乾隆皇帝的诸皇子相同。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似乎少人注意到这现象的意义。笔者于1982年曾举证说明《红楼梦》的作者行文是故意不避讳的，此处则是另一个例子。根据唐邦治著《清皇室四谱》卷三所记，清高宗共有十七子，玉牒里有名字的包括：“长子永璜、二子永琏、三子永璋、四子永珹、五子永琪、六子永瑢、七子永琮、八子永璇、十一子永瑆、十二子永璂、十三子永璟、十四子永璐、十五子颙琰（原为永琰）、十七子永璘”十四人。红楼梦小说里属于“玉”字辈的除贾宝玉外，曾出现十五个姓名，即“贾珍、贾琏、贾珠、贾环、贾瑞、贾琮、贾珩、贾珖、贾琛、贾琼、贾璘、贾璜、贾、贾瑛与贾璎”等。其中与皇子同名者有四，即贾“璜”、贾“琏”、贾“琮”及贾“璘”。并非全系巧合，而是有所影射，请看下节之讨论。
贾氏兄弟与乾隆皇子
兹先谈贾琏与永琏的关系。《清皇室四谱》里有关“永琏”的记载是：
皇二子赠端慧太子永琏，雍正八年庚戌六月二十六日申时生藩邸，嫡妃富察氏即孝贤纯皇后出，世宗为赐今名。乾隆元年高宗密定皇储，缄其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三年戊午十月初二日已刻殇，年九岁。十一月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后功令讳其琏字。
故知永琏虽为“皇二子”，但因乃正宫皇后所出而立为皇储，而“琏”字是应避讳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44“礼部”之“贡举”例有：
（嘉庆）九年谕。奉天锦州府知府员缺，著善琏补授。琏字系朕兄端慧皇太子之名，不应用。著改连字。
《红楼梦》的作者不但故意不避讳，以贾“琏”为贾赦儿子之名，更屡用“琏二爷”“琏二奶奶”暗示名叫“琏”的人实为“二爷”，这也就是为何贾琏为贾赦长子但按大排行称为“琏二爷”的原因。不过书中只是借用“皇二子”永琏的“琏”字而已，永琏九岁就去世，当然不可能有小说里贾琏的那些故事。
其他三位与小说中人物同名的皇子中，“永璘”与“贾璘”应是巧合，因为这位后封庆亲王的皇十七子永璘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那时红楼梦早已写成。但“璜”“琮”则不然，有关永璜及永琮，《清皇室四谱》中的记载是：
皇长子赠定安亲王永璜，雍正六年戊申五月二十八日午时生藩邸，庶妃富察氏即哲悯皇贵妃出，乾隆十五年庚午三月十五日申刻卒，年二十三，追封定亲王谥安，子二人。
皇七子赠哲亲王永琮，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初一日子时生，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出，明年丁卯十二月二十九日亥刻患痘殇，年二岁，谥悼敏皇子，嘉庆四年追封哲亲王。
小说第十回称贾璜之妻为“璜大奶奶”，表示贾璜为“大爷”，正好与“皇长子永璜”相同。而且贾璜虽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但其族人那里皆像宁荣二府的富势”。既是“嫡派”，何以不如宁荣二府势？“璜大奶奶”何必要对“琏二奶奶”低声下气？贾璜在贾府不得意，亦如永璜不为乾隆帝所喜爱一般。王先谦所纂《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九记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甲戌有谕旨：
谕诸王满洲大臣等，今皇后大事百日已满，朕如不降旨晓谕，尔等亦不能明悉朕意。皇后之事朕甚哀痛者非为皇后与朕二十三载伉俪相得之意而已，实惟宗庙社稷神器之重，付畀不得其人。每一念及，深为心悸，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唯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心之子，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止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诚，朕彼时降旨谓大阿哥昏庸者，特以不孝之罪甚大，伊不能当，故委婉施恩，将伊开说，以全其生路，若将伊不孝之处表白于外，伊尚可忝生人世乎……
为了永璜礼仪失当，该年三月另有谕旨将其师傅及谙达各以罚俸处分，可见乾隆对永璜之不满。
至于“贾琮”这人在小说里的身份并不很清楚，从第五十三回祭祖时来看似是较年长的，但第二十四回却又像是个小孩。这回写宝玉向邢夫人问安时，“只见那贾琮来问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儿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黑眉乌嘴的，那里像是大家子念书的孩子！’”（庚辰本）这表示他是贾赦一房的，应是贾琏的弟弟。所以前引大多数抄本均作“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现从《清皇室四谱》知永琏和永琮都是皇后富察氏所生，也可以暗示贾琏与贾琮的兄弟关系。
《红楼梦》初稿完成的年代
上文中指出了红楼梦里贾琏、贾璜、贾琮之名与皇子永琏、永璜、永琮有关，且此三人都在红楼梦成书前去世。浅见以为这不是偶然，而是与小说稿本完成时间有关。
《红楼梦》的作者虽有意不避讳，但也会顾虑将来尽量少惹麻烦。皇帝的儿子里总有一个要当皇帝，其他的未来不是亲王、郡王，就是贝勒、贝子，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书里，终有出问题的可能。抄本中仿皇六子永瑢之名所创造的“北静王水溶”到刻印本时代改成了“世荣”，大概就因避免麻烦。现只选用分别在乾隆三年（1738）、十二年（1747）及十五年（1750）去世的三位皇子，至少将来皇子本人无法再追究。同时也可因此推想红楼梦小说的初稿是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完成的。但究竟在何时？浅见以为可从“甲戌本”来考虑。
“甲戌本”第一回里记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虽然不少红学专家对此解释不同，笔者则赞同潘重规先生“甲戌本的底本是整理写定于甲戌年”的看法。既然乾隆十九年（1754）已“抄阅再评”，可知初稿完成应在乾隆十九年之前。由于一次抄评大概至少需要一年，故此书底稿的写成年代约在乾隆十六到十八年（1751—1753）之间。管见以为《红楼梦》的整个架构和故事情节在甲戌年几已完全确定，其后只是稍微修订补充。因此似可说此书是乾隆前期（大约在十九或二十年以前）的小说，它所能反映的社会现象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周汝昌曾举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再与杨季子书”为例，说明在乾隆盛世之中，“有识之士从社会现象就能感到国家‘殆将有变’，……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会反而不如包世臣这一类型的文士”。实际上，包世臣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再与杨季子书”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写，其中所说“比及成童，见……”为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的事，与在此三十多年前写成的《红楼梦》小说无关。不宜附会。
余话
《红楼梦》不避端慧皇太子之名讳，还有两点可以讨论。一是小说“初稿”撰成于乾隆三年（1738）以前的可能。拙见以为即使“初稿”完成甚早，若不先存“有意不避讳”的想法，后可改“琏”为其他“玉”旁字为名，而对故事文本皆无何影响。由此亦知，虽依旨意应避“琏”字讳，唯无论流行之抄本及印本皆未避“琏”字讳，故知有司对此并不严格管理。
再者，周汝昌曾于1980年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发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力言萃文书屋所排印的木活字本《红楼梦》“程高本”乃和珅奉旨所印。全文曾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与1981年第1辑。此约三万字之长文刊出后，赞同者不多，但似未见摘出不避“琏”字讳为由者。窃以为避“琏”字讳是乾隆帝所规定，不避“琏”字讳，即可证“程高本”非和珅奉乾隆帝之命所印。
原载《东方杂志》复刊十九卷十期68—70页，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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