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近来清朝皇帝忽然走时，一个个走上银幕和荧屏亮相，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全露了面，一个不少。连嘉庆皇帝也以太子身份在《木鱼石的传说》中走访民间。尤其是亡国的太后和皇帝，慈禧、隆裕、宣统和摄政王更是再三再四出尽风头，扬名中外。据说开国太后孝庄后和摄政王多尔衮也要在摄影棚中现身。不过开国的怕是不会有亡国的那么热闹，罕见顺治。
我们中国是有历史特色的国家。不仅历史长而且历史书多，历史文物丰富。自古以来爱修坟墓。地下出土文物不断填补地上破坏文物的缺。地上故居之类新古迹将来可能代替地下宫殿老古董。史学的昌盛也是在世界古国中独一无二。殷墟甲骨和周朝铜器都纪事纪人。孔圣人第一个笔削《春秋》，又有三《传》，加上《国语》、《国策》。从司马迁修《史记》以后，代代都修国史。新朝廷总不会忘记修前朝历史。清朝还为编明史兴起文字狱。民国初建又立史馆，编了一部《清史稿》。这书在国民党当政时列为禁书。从此官修国史就断了。不知道这是好事不是。
官修前代史现在出现断层。讲古代的通史、断代史也不完全。“文革”时说是编农民战争史也不见出台。从前修史着重前朝，即当时的“近代”。还有实录、起居注之类，即当时的“当代”。《春秋》是一部当代史，《史记》也修到汉武帝时，即“当代”。现在不然，报纸代替当代史。至今不见“民国史”，仅有陶菊隐的《史话》记到1928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尚秉和就编出了一部《辛壬春秋》。现在出了一部文革史，可只听说出版而不见发行。这是传统的一个变化。从前皇帝急于修近代史和当代史为的是统一口径，使舆论不二，以维护统治。从袁世凯以后近几十年来改变了。不知道这是进步不是。
从前把外国看作夷狄之邦，正史中附在列传之后。民国时期才有了“西洋史”。日本是“东洋”，另案办理。在学习苏联以后，“西洋史”改为世界史，指的是中国以外的世界。那时史书中主要读物是《联共（布）党史》。这是一部外国的现代史。其第四章中理论一节是研究历史的纲领文件。没过几年情况改变，从此没有了标准。“文革”中有过不止一种版本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但都没有传下来，足见编当代史之不易。世界当代史很难编；外国古代史也极少新编的。我们的一些邻国的历史是仗译本维持局面，有的连译本也没有，自编的极少。开放应当更需要认识世界，偏不兴旺，不知为什么。
近年来文化史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的、世界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化交流、文化比较，各种名堂纷纷出面。不过，若对历史事实还不清楚，学的和讲的中外历史中断层和缺漏多，而且所知不同，所见各异，又怎么讨论得起来，热闹得下去？何况当代科学术语和思想到处应用，系统、信息、耗散结构等等，外加种种新“主义”纷至沓来，更是你一言，我一语，虽非聋子对话，也是各执一辞。史学家自来讲究史实和史观正确一致，在此纷纭之中，史学界保持稳定，又有什么奇怪？不过长期不补断层，不知道行不行。
中国也可以说是以史立国的。人人处处都喜讲历史，对人也喜追查历史。讲“子孙”、“传人”习以为常，这传统如流水是割不断的。历史家不去写清代史，电影界、戏剧界就“当仁不让”了。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要代表当代史了。中国人不写《敦煌》，日本人不客气就“代庖”，又写小说又编电影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名人传由外国人一本一本编写，我们省了力也讲不得失了面子。涂改历史面貌本来是也容易也不容易。历史不说话，但好像有时爱同人开玩笑。你要它向东，它反而向西；你以手指捂嘴，它倒大声嚷起来。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