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同志解说李义山（商隐）的《锦瑟》诗，分析出五层意思（《读书》1990年第7期）。这使我想起启功同志将王维的诗句“长河落日圆”（《红楼梦》中香菱学诗时引过此句）五字排列组合改成十种句式，各配上另一句，使不通变成通。只有一个句式他认为“太拙劣，无法替他圆谎。”我不揣冒昧给他编了一句凑合算通。那便是“凹凸镜中观，河圆落长日。”用哈哈镜一照，岂不是河也圆了，日也长了？这好像也配得上他的“甕牖窥斜照，河圆日落长。”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讲《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有趣的是他也引了那篇《锦瑟》诗，作了语法修辞的解剖。其实他讲语法修辞同时也讲了文学。他说这首诗“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便只剩了‘半辈子，梦、心、泪、热，早已知道。’哪里还成诗呢？”他这说法不知可入王蒙所划分的哪一层？是不是分析“本文”那一层？我看，启功所谓不成诗的也是诗。若分行改为三行：“半辈子/梦、心、泪、热／早已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做现代派的朦胧诗？李义山可以这样通过启功而现代化吧？可见诗意也能突破诗形。我决不是抬杠，闹别扭，开玩笑，是在讲学术问题。难道学术问题不能这样讲吗？非得挂上一块外国的什么阐释学招牌才能算学术吗？
由此我又想到确实是登在高级学术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那是在抗战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赵元任的《听写倒英文》。文是英文的，很专门。他把录音盘（唱片，那时没有录音带）倒过来放，看看英文倒念是什么情况。人办不到，机器办得到。他居然放了，听了，记了，加上研究。赵元任这样讲语音和王蒙、启功二位讲语法修辞和诗不是一个路数吗？
讲书法的历来有用笔的中锋偏锋之说，多半以中锋为正。从前这种说法也用于别处。常听人说，某人研究学伺，做文章，用的是偏锋。上面提到的这几位的文章是不是用了偏锋？对于书法，我是外行。在外行眼中，写字未必处处笔笔都必须用中锋，必须像颜鲁公（真卿）的大楷那样。苏东坡（轼）的行书好像往往用偏锋，岂不也很好？究其实，中锋偏锋都是笔锋的用法，不必说得太玄妙。以一为主可以，又何必尽废其他？
我看学术也是这样。文才和史学不是一个嬉皮笑脸，一个板面孔。也不仅仅是将史事写成好文章，如同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才算是文史合一。我想的是，文和史，才和学，可分可合。照说文要创作，所以讲才；史不能创，所以讲学。多半是二者分开，例如鲁迅、郭沫若。他们的学术研究，不论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也不像是走偏锋，和他们的创作不一样。还有陈寅恪、钱穆、钱钟书也是。不用再提钱竹汀（大昕）考“古无轻唇音”，曾星笠（运乾）考“喻母古读”那样的学术文章，立案之后便全是引证了。我斗胆也以为不必拘泥分开。这些大文人大学者的学术研究论文中也大有偏锋，例如钱穆的成名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一刊登，他立即受聘来北方到几个名牌大学教课了。这篇大文确实是年谱，但又不是年谱。如果我没有记错，钱先生是为古文经学打官司的，对方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刘氏父子的事不多，年谱并不很长，可是后面附的案语尾巴却实在不短。
记得《谱》后开头便说，刘向、刘歆并没有伪造古书，“其理由二十有八”。这才是实际上的正文，年谱不过是作证，又是结果，又是来源。我觉得这简直像是中锋偏锋并用，以文才运用史学，以史学充实文才，文史合而为一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开篇《孔子生年考》也是，文又短，引证又多，又严肃，又幽默。他在列举所有几十家说法之后说，孔子早生一年晚生一年没有多大关系，既无新证，就不必强求了。在我这外行看来，例如陈寅恪的《寒柳堂集》和钱钟书的《谈艺录》都是文史兼备，才学俱全，是以偏锋笔意运用中锋。据说唐代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清末曾在有些地方流行过）当时曾和颜真卿齐名，就是用偏锋。我在记忆中觉得他好像是以方为圆。据说康有为提倡方圆并用，不知是什么意思，也记不得《艺舟双楫》（包世臣）和《广艺舟双楫》（康有为）有什么说法，不知碑帖之争可否有新的解说。方圆中偏若兼指意与笔，似不妨看看徐浩的字，仿佛方中有圆，偏中有正。这当然是我的外行陋见，不值方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