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东原名谢文翰，满族，1887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永甸村，后来全家迁入勃利县碾子河村。年轻时，谢文东购买了一块土地，但却由此欠下一笔外债，为了还债，他在宽甸县雇用他人绑架同乡张宝堂外孙子为人质，勒索小洋钱4000元。但张家不但没有给钱，反而将谢文东上告官府，谢文东不得已只好带领全家逃到依兰县土龙山（今桦南管辖）。
谢文东平素甚为好学，十分善于经营。当他来到这里后，由于无钱，就先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后就看到日本人在扩建鸡西煤矿，需要大量的木材，于是他用全部家当进山倒运木材，由此积累了不少财富，并再次成为土龙山有名的大地主。来到土龙山后他又广泛交往，很快就在这里小有名气，1926年被选为第五保保董。1930年依兰县府又任命他为第五保保长兼自卫团长，由此成为有兵有枪的一方势力，由此很快成为土龙山豪强大户。土龙山，这是一个长白山边缘丘陵化了的一个小山包，当地的风水先生称这里“不是个能成气候的地方。”然而，谢文东正是在此地发迹、起事的，但最后当然也没有“成气候”，这就不知应该算风水先生算得准还是不准了，不过，也许谢文东命中注定就是一条“土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依兰自然也被占领。日军占领东北后开始向东北大批移民，1933年秋，日军为移民开始进入土龙山，而为了征占土地，日本下令收缴当地农民地契，同时也防范农民生事，开始收缴农民枪支。日军此举让谢文东恼怒不已，因为如果他的枪被收缴，那么他的民团也就有名无实，他也因此无法在称霸一方，于是，谢文东与当地民众合力反抗日军，拒不交枪、交照。谢文东此举引起伪依兰县日本参事官藤本不满，下令撤销谢文东第五保长职务。此时，秘密活动于土龙山的共产党也在深入民众，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痛击日军。谢文东被解除职务后，感觉到如再不反抗很可能就再无机会，于是，谢文东找到第六保长景振卿商议，打算组建一支农民抗日自卫军。
1934年，谢文东聚众于土龙山起事抗日。由于此时日军收缴民间枪支、没收农民土地正是激起民众愤怒的时候，因而谢文东、景振卿的揭竿起事一呼百应，仅几天时间就发展成一支2000余人的农民抗日队伍。谢文东、景振卿起事后当即于1934年3月9日袭击太平镇伪警察署和商团，缴了敌人的械，毙敌10余人。
农民暴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依兰县城。驻城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在11日带5辆汽车100余名日伪军紧急赶往土龙山。而谢文东得知情报后立即派曹子恒、景龙潭等人带领队伍在太平镇西白家沟一带伏击了前来镇压的日伪军。当场击毙饭冢大佐、铃木少尉和俘虏了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缴获机枪5挺，步枪10余支，子弹数千发。这次农民起义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国内外，称为“土龙山事件”。随后，谢文东于12日带领农民自卫军，转移到半截河正式编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自任总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钱学久任参谋长。
1935年春，谢文东队伍与抗联第三军联合攻打方正县城。打死日本警察队长和日警佐、警尉5人，烧毁日本参事官、指导官住宅，并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其它物资。
1936年9月将民众救国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下编3个师，活动于方正、延寿、依兰、勃利、林口等县。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给敌人很大打击，一时成为松花江下游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谢文东和东北抗联的频繁出击使得日军不得不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1938年，在日军重兵围剿下，抗联八军的大部分领导牺牲，其中也有不少人投降了敌人。谢文东的部队伤亡很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谢文东本人先后有八位亲人被日本兵杀害，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他眼看着他的夫人和长女就冻死在他的身旁，而他的幼女则是被日本人俘获后历尽奸淫侮辱后活活虐杀的，此时他的身边也只剩下第四个儿子。1939年3月，全国抗日战争此时都处于最艰苦逆境中，谢文东此时也已经被逼入死角——抗联第八军属下六个师，已经有五个师的师长带领余部降敌，另一个师全军溃散，全军仅剩其谢文东军部的三十多人，百般无奈，谢文东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日本。当时，抗联已经全军溃败，第九军军长李华堂也步了谢文东的后尘，既降了日本人。
谢文东投降后，由于谢文东曾经在土龙山事件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因而声震海内外，此后又与日军周旋甚久，因而他的被俘投降在日本看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材料。因而，在他投降后不久先是受到了伪满皇帝溥仪的召见，此后竟然又被日本人用飞机送往了东京，日本天皇裕仁也要召见他，日本天皇也想看看这位曾经让日本关东军头痛的东北“胡子”。同时，日本人也的确敬佩这位能与关东军周旋日久的土匪，日本人用了“小小的东三省，大大的谢文东”这样一句话评价这位土匪。自然，这也是为了制造一个宣传，当他来到东京后，按照日本人的意图，无耻地向日本政府表示反省，跪在所谓“忠魂碑”前忏悔谢罪，被拍成电影，广为宣传。此后，谢文东又开始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忠实奴才。回到勃利后，日本给谢文东盖了5间砖瓦房，又从小五站大义屯划给熟地40垧和牧场，并任其为勃利县日满协和会名誉会长，鸡西城子河煤矿把头和劳工大队长。这些待遇对谢文东来说也算是又恢复到了反叛前的日子，因而，谢文东此后一直追随日本人，又开始开始欺诈人民群众。1939年在城子河煤矿当把头时，每天只发给工人几元钱，还要扣除各种费用和他的工资。发给部分吸大烟的人的烟份，他也要扣一些，转手高价发横财。1942年实行劳工法，重要产业与军事工程进行强制性摊派劳工。勃利每年出六七百人到煤矿当劳工，劳力不足时还要“抓劳工”下井背煤，因而矿井周边冻死、饿死、病死的矿工白骨成堆。
在谢文东重新为日本人充当奴隶管家的日子里，有一件事至今广为流传，那就是在日军打死抗日名将赵尚志之后，日军请谢文东、李华堂前来辨认。当时，日军围剿多日，终于将赵尚志打死，由于日本人并不认识赵尚志，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不是赵尚志，于是请谢文东前来辨认，因为谢文东在任抗联第八军军长的时候曾与赵尚志并肩作战，因而十分熟悉。当谢文东披着大衣走过来时人群给他闪开一条道，此时，赵尚志的尸体就躺在那里。而冰天雪地中赵尚志的尸体早已被冻得扭曲，头扭向一侧，胡子眉毛全是白白的霜雪，眼珠子冻成了两个白冰球往外鼓鼓着。一个日伪警察为了让谢文东看清死者面部，于是用脚踢赵尚志的头，赵尚志的一缕头发由于冻在冰雪中结果被扯断，谢文东顿时大怒，大骂了一声：“你妈了八子的！”一把推倒这个警察，然后才低下头仔细辨认。片刻之后，谢文东站起来，轻声说道：“人死了，弄口好棺材吧！”说完掉头而去，而旁边人却看到他已经满眼是泪。
而赵尚志的尸体被抬到佳木斯后，当时正在隹木斯做叁江公寓经理的李华堂，也应日本人之请来辨认，囚室地下那个死者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来到后只瞅了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大叫一声：“司令！你怎么到底也这么着了呢？”当初李华堂在抗联时，最尊敬的就是赵尚志，因为他觉得赵很看到起他，不仅帮他的自卫军支队扩充人马，送给武器装备，还提议让他李华堂当抗日联合军副总司令，并且让他的大名与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并列，在中共中央的抗日《八一宣言》上与露脸，冠之以“民族英雄”称号，全国扬名。所以，他见到赵的遗体时也和谢文东一样会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