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阶段，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民国江湖》系列丛书将从各个角度回首38年（1911年-1949年）中国的社会百态，如同一个多棱镜，所折射出的那缕光和影，有美丽的，也有丑恶的，而整个民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怯魅，好在它已落满尘埃。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年年都有土匪，几乎代代都有招安，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原名是《江湖豪客传》，其中所描绘的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的土匪，只不过他们被施耐庵以浓妆艳抹的“侠”掩盖了他们原本的“匪”，以文过饰非的“文”颠倒了他们曾经的“盗”，为的是狡辩出一个替天行道来，其实，宋代的土匪与民国时期的土匪并无二致，他们都要打家劫舍、烧杀奸淫。土匪是那个时代无可回避的一个史实，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原到边境，从高山到大海，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土匪，有钱的地方就有劫掠，土匪的脚步声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音律，强盗的嘴脸是那个岁月烧不掉的音容。他们中绝大多数曾经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世代脸朝黄土背朝天，而经年累月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终于让他们抛弃了锄头，拿起了鸟枪，拉杆起事，落草为寇，正是忍无可忍之时，无须再忍。
在民国时期，许多土匪也曾在这个乱世或成为一代枭雄，如张作霖；或成为一代将才，如马占山；或成为一代恶盗，如孙殿英；而更多的是孙美瑶、老洋人、瞿伯阶、蒋世英这样的地地道道的土匪，他们无恶不作，却又左右逢源。而无论是一代枭雄之将还是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又都能在民国的大舞台上占据一个角色，这是因为军阀常年混战，他们就时常需要借用土匪的力量，所以与其说这是警察与小偷的游戏，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这是兵匪一家亲。许多匪徒当时都打着什么“自治军”、“保民团”之类的旗号，也高喊着什么革命的标语，但实际上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农民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作为个体，他们算不上政治的或社会的叛逆者，更不要说是革命者了；作为农民他们拒绝服从……一般说来，他们只不过是他们所身处社会的危机和矛盾的象征……因此土匪活动本身并非是一种改善农民社会的进程，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形式。”1969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出版了《土匪》一书，这是以他1959年出版的《原始造反者》中的一章为主题扩充而成的。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但却十分引人深思，他提出了“社会土匪”（social bandits or social banditry）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土匪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但以什么方式自救呢？那就是劫掠。
其实，人的本性很简单，那就是追逐幸福，而一旦一个人的幸福之路被堵塞，那么，当他绝望的时候，他要么以自杀的方式去天堂寻找幸福，要么以暴力的方式强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