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日军攻进租界，租界这块最后的孤岛也被日军淹没了，结果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又跌入了深渊。一切都变了，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关门歇业，收入顿时锐减，而这时苏青的公公、婆婆还有小姑夫妇都来上海，他们也都依靠李钦后生活。现在，收入大幅减少，开支却成倍增加，战时的上海又到处都是紧缺，生活一落千丈。李钦后此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渐渐消沉起来，整日常借酒消愁，夫妻间重起干戈。无奈，公婆他们只好又回宁波去了，李钦后此后也常常也不归宿。而雪上加霜的是，苏青又怀孕了，只不过这次总算是生了个儿子。
但苏青的命运没有因为这个儿子而改变，相反，她们的婚姻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天，一个多事的邻居告诉苏青，李钦后常在舞场和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跳舞，而这个女人正是赵琏，苏青回到家后，不久后果然从李钦后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赵琏的照片。
1942年，徐评和妻子赵莲离了婚，随后他去了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出版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小说《风萧萧》。赵琏离婚后就来找苏青，只不过，这一次，她不是来聊家常的，而是来告诉苏青，她说自己已经有了李钦后的孩子……，这也就是苏青在《结婚十年》中描述的。
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苏青也只好提出离婚，但李钦后却不同意。而赵琏听到这个结果后，十分失望，她走了，不久堕了胎，悄然离开上海。
苏青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也许，她无法忍受当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她的丈夫和她的女朋友一起在窗外合唱《风流寡妇》。苏青离婚时，他们正好结婚十年，她说：“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而苏青和李钦后的婚姻也在这年年底划上了句号。
张爱玲说：“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场婚姻结束之后，苏青后来据此写了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淋漓尽致、痛痛快快、清清楚楚地写了他们这十年婚姻。
《结婚十年》完稿后交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月刊连载发表，其后又于1943年7月出版了单行本，结果很快成了最畅销的书，在短短半年中竟然连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发行到十八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属罕见，她于1947年写作的《续结婚十年》也同样发行了四版。
在离婚后，苏青已经在文坛上初露锋芒，渐渐红起来，同时，她也遇到了一个知遇知己。
应该说是由《古今》这本杂志“捧红”的，陶亢德也是苏青在文学上的引路人，也是苏青认识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介绍者。
1942年10月16日，苏青又在《古今》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散文《论离婚》，这是苏青在《古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论离婚》中，苏青可谓十分大胆，也十分洒脱，她毫无顾忌也毫无做作地说：“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当时的上海市长陈公博看到此文后颇为欣赏，《古今》杂志的创办者朱朴也是当时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他就向苏青约稿，希望她能写一篇赞赏陈公博的文章，她此时很需要一份工作，当然希望陈公博能帮她一下。当时也正值《古今》杂志办刊周年，于是苏青就写了《〈古今〉的印象》一文，发表在1943年3月《古今》“周年纪念专号”上，其中这样写陈公博：
《古今》创刊号是在民国31年3月出版的，但是，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静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
及至开始读他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性情改变了不少。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 one 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
最后，他说他自己在许多市长的必备条件之中，只有一个天然的具备条件，便是他的耳朵真是半聋的，这话真说得不唯幽默而且谦逊之至了。这类谦逊使人听了起亲切有趣之感，一口气看完他的文章，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
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也是好取耳朵为乐的，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
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来发泄他的牢骚呀！
于是我不必等到读他的《了解》，自以为已经相当了解他了。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对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陈公博先生在《了解》一文中说起一个人的公生活性格与私生活性格往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一个人的官话与私话说起来也一定相异，我爱听做官的人讲私话，不欢喜看小百姓写官样文章。
果然，陈公博也很快投桃报李。
在此文发表后不久，陈公博遇见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从她那儿得知苏青此时正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于是就给苏青写了一封亲笔信，说：
和仪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整理文件。甚且就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著安
陈公博启
6月19日，苏青收到了陈公博的这封信，此时苏青凭借女人的直觉，觉察出陈公博似乎对她另有所图，于是选择了去当政府专员。苏青就职后被派在伪市府秘书处做事，苏青的具体工作是核签工作报告，也就是说要核实下面呈递上来的报告，苏青其先以为会很难做，因为她从未做过，但不久就发现，下面送上来的报告都已经很清楚，她只需要签个字就行了，然而，这也让苏青突然感觉到一种沉重——这些报告尽管写得条理清楚，似乎头头是道，但究竟是真是假很难判断，而她的签字就意味着执行，那可就牵扯到许多财力、物力、人力的调配使用。苏青为此颇感为难，因为不可能每份报告都去核实，就是核实也极难真正核实到位，但又不能耽误报告的批复，就在她深感此任难当的时候，忽然又明白了，当官之道不就是郑板桥的一句话么：“难得糊涂！”后来，她写道：“做官有二种，一种是做文的官，一种是做事的官，我是做文的官，责任在于纸张之上，文字之间，与事绝对不相关的。我的责任是看报告，只要她的纸张完整，文字无讹便算完了；其与事实是否相符，却又干我屁事？我要干也无从干起那！”
然而，苏青的难得糊涂功夫还真是不足，她在悟到为官之道后，就每天喜滋滋地在公文上写上八个大字：“核尚详尽，拟准备案。”上面也就回复两个字：“拟议”，至此上下默契，行文走事，皆大欢喜，但偏偏苏青那颗不安分的文人之心见到政府人员竟然就是这样办公的，于是又不禁有些路见不平，她竟然开始写文章批评政府的衙门风气，结果，三个月后，她不得不辞职了。而让她离职的人很可能就是陈公博，一来，陈公博没想到苏青如此不谙世事，竟然骂起他的政府来了；二来，他尽快让苏青离职也是为了保护苏青，以免她惹上什么官场是非，那可就不好收拾了，这可不同她写些饮食男女之类的风月之事，只是招人非议罢了，他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
苏青辞职了，本来是为了果腹而去的，现在痛快地骂够了，工作也就丢了。但此时的她并没有重新回到愁城中，因为陈公博告诉她，她辞职后，每个月的薪水由他照给——这时，苏青已经和丈夫李钦后分居，一个人借住在平襟亚——他就是后来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公公。不久，陈公博给了她8万元，让她在南京西路另外再租一个房子，而这里也就成了她和陈公博的爱巢。
在有了陈公博的支持后，不甘于寂寞的苏青还想干点事情，因此她创办了《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之意，这就不由地让人想到了《古今》这本杂志，看来苏青是要办一份能和《古今》齐名的刊物。陈公博为此又给了她5万元。
苏青一番筹备，周佛海、陈公博也给予了大力资助，1943年10月10日，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天地》杂志创刊后，连苏青自己都没想到会一下赢得一个开门红，当《天地》开始发行后，苏青后来在《做编辑的滋味》一文中说：“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杂志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苏青继续雷厉风行，迅速向当时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政客、文学家约稿，很快，《天地》杂志上竟然出现了许多名人：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周杨淑慧、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都成为苏青的作者资源。
苏青也就是这时候认识张爱玲的，张爱玲当时已经在上海文坛上声名鹊起，苏青于是向她发函“叨于同性，希望赐稿”，而张爱玲也欣然答应，很快就连续投来稿子，先后有《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发表在《天地》杂志上，以至当时有段时间《天地》杂志每期都有张爱玲的文章，这为《天地》增色不少，而且有时还刊登了张爱玲的照片——也正是由此，胡兰成在《天地》杂志上看到了张爱玲的《封锁》和其照片，于是由苏青牵线搭桥，两人最终演绎了一段乱世情恋。而苏青和张爱玲也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爱玲说：“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此时的苏青更像是个经营出版业的商人，不但颇有一套经营手段，而且锱铢必较。当《天地》创刊号走红后，脱销后她马上加印，然后立即开始杂志预订，且已开始就八折优惠。她对赐稿给她的一些名人也给以相当的回报，她向周作人要了一张签赠的全身照，然后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即给了周作人“封面人物”的殊荣，实际上也替《天地》杂志获取了一份名人广告效应。
而仅凭苏青自己的力量，任她再有经营头脑，在战时的上海，没有权贵的支持她有时就会寸步难行，比如，当时上海纸张供应很紧张，而没有纸张苏青的杂志也就不得不停刊，此时也正是陈公博再次帮助了她，他经常批给苏青一大车的白报纸，而苏青竟然就亲自坐在装满白报纸的大卡车上，然后招摇过市，这一时成为上海文化界的笑谈。
其实，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如果用苏青的直言不讳的方式来说，他们应该是“床上关系”，至于究竟是情人关系还是简单的肉体关系外人就无从知晓了。有一次，陈公博和苏青谈起她现在的婚姻状况，苏青说她想离婚，陈公博说，那容易，就让保安司令部把李钦后叫去签个字就行了，但仍有夫妻之念的苏青没有同意，她怕李钦后进了保安司令部会受刑，陈公博笑道，其他忙都可以帮，就是想让她丈夫重新爱她就没办法了。
陈公博有时也会把心中的苦闷对苏青倾诉，正如同戴笠向胡蝶倾诉一样。有一次酒后闲聊，陈公博就向苏青说，他实则是一个文人，本身个性并不适合搞政治，但他有理想，他参加革命，然而却希望破灭，革命成功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他追随汪精卫，有时也知道这种追随可能很危险，而且汪精卫能否成功也很难说，但他决心知不可为而为之，正如同当初参加革命一样。苏青同情他，也了解他的难处，如果说苏青不是陈公博的知己，那恐怕就只能陈公博像个容易为情所动的年轻人了，然而这可能吗？
《续结婚十年》其实是苏青借用一个离婚女人来说明自己在汪伪时期是多么的艰难，如果没有陈公博、周佛海的帮助，她不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因而，对她而言，陈公博、周佛海在民族国家方面是是大汉奸，但在个人交往上却是她的恩人，因此，她不能因为时势的变迁而否定他们的知遇之恩，那在她看来是忘恩负义的。所以，她在这本书中写道她自己曾在抗战胜利后去看望周佛海，目睹了这位昔日“一切都有把握的人”已经颓废到了将死地步，苏青因而潸然泪下；而当听说陈公博已经在苏州被枪决之后，她悲伤地感叹道：“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在散文《谈做官》中苏青回忆起陈公博，她写道：“照我看来，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应该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车到了，肃静回避，宽阔的道上除了几个武装卫兵之外，什么人影儿也不见，情景该是隆凄凉的。但一个人高高在上忍受无边的内心寂寞，恐也不见得十分好受吧。”
由于当时苏青正好崛起在汪伪时期，且受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资助，也就不得不参与一些亲日的社会活动，后来，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司马文森编了一部《文化汉奸罪恶史》，其中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当然也赫然在目。能与街头小贩为伍，连聋哑作家都回敬的苏青当然不会忍让，她在《关于我》一文中解释道：“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后来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坦诚地说：“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而对于战后冒出来一些所谓正义文人，苏青也轻蔑地一笑，然后吝啬地挤出那么一点讥讽：“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苏青所言非虚，她首先是一个母亲，有一家人要糊口，而她是个作家，她不卖文又能怎样？正如她所言，如果说她是汉奸，那么汪伪时期的贩夫走卒都可以说是汉奸，因为他们都为汪伪政府的经济、社会做出了“贡献”。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曾中肯地说：“（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也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而且，苏青也的确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歌颂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