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庐隐所言，“创痛的心灵需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庐隐必须要有另一段爱情才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
在郭梦良死后的两三年中，庐隐的日子过得颠沛流离，十分辛苦，但这段时间他也写出了不少佳作，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她文学上的高产期。在北京，她曾和几个朋友一起每人出资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并创办了《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她也自己写文章，小说、散文，诗歌等，其中多数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主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这段时间，庐隐不仅失去了郭梦良，还先后失去了母亲、大哥，还有好友石评梅。
石评梅与庐隐关系甚密，在郭梦良死后，她们时常一起散步，一起躲在闺房聊天，有时也会一起跑到陶然亭公园大哭一场，或者登上中央公园引吭高歌，当石评梅也离开这个世界后，庐隐变得更加孤独，她的文字里也就充满了悲伤和失意，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为此病倒了，但经历了太多挫折和悲伤的庐隐已经学会了怎么抚慰自己的伤口，她慢慢地调整着心理，她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她的中篇小说《归雁》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
这个哀伤的季节从郭梦良死去一直延续到了1928年，这一年，她认识了比她小8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李唯建。
李唯建，1907年7月10日，四川成都人，也是一位诗人，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都曾有过交往，他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过许多诗作和译作，写过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文《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等。他回忆与庐隐这段恋情时说：“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的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La Politique de Pekin》）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77年，李唯建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其中有一段怀念庐隐的：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书信劳邮亭，赏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隐君求得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乌云突遮晴朗天，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
此时，距离庐隐辞世已经几十年，但在李唯建诗中其情其景，历历在目，可见其是多么爱庐隐。
如苏雪林所言，如果以平常尺度来衡量庐隐，那是无法了解她的，只有从她内心的悸动才能得知她思想，庐隐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当与李唯建相逢后，她又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在他们相识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李唯建如同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样，毫不松懈向庐隐发起了爱情攻势，但庐隐显然不是林徽因，她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就沐浴在悲伤、冷漠的环境中，而且命中多劫，因而心灵早已伤痕累累，当一缕阳光出现后，她又怎能舍弃呢？
几乎和当初与郭梦良的恋情一样，李唯建比庐隐小整整8岁，而且庐隐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们这种差距在当时仍然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庐隐在第一次婚姻中已经饱受社会非难，这一次，她又有些犹豫了，但李唯建和郭梦良一样，也是契而不舍的男人。一开始，他们也是互致情书，1929年，李唯建自称为“异云”，庐隐自称为“冷鸥”，他们通信十分频繁。
在接到李唯建的29封情书后，她终于再一次决定接受这份为世俗所不容的爱，她说：“我要从新建造新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然后她致信李唯建：“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合，那末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充实”。不但如此，她这次也用一种蔑视的眼光回敬了粗俗的社会——她决定把他们一年来的书信以《云欧情书集》为题公开发表。1930年天津的《公益报》上开辟专栏，这本情书集共计包括他们的68封信，这些书信中她未做任何修改和删改，完全是真实的原件，她就是要用这种真实坦诚他们的爱，这不是可耻，而是光荣。庐隐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就凭这一点，她就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她在第54封信中如此坦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我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此时，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1931年2月，他们去了日本——这应该说是一种逃避，他们也深知国内那种迂腐的眼光是多么毒辣，是会灼伤他们的，因而他们选择去了国外，庐隐在日本期间写了《东京小品》，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多少积蓄，当日元升值后，他们就不得不返回中国了。他们来到杭州，后来在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经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入工部局女子中学教书。庐隐在与李唯建婚后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她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他们收入微薄，但却十分幸福，庐隐因而也写出了许多好作品，她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于是，在杭州的半年中她就写出了十万字的《象牙戒指》，当然，主调还是哀伤的，这也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石评梅。
庐隐有时也不仅仅为了感情而写文章，有时也为了钱，她说：“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显然，她天生就不是这样卖文字的人，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
庐隐此时也还如同五四大浪中的冲浪者，她也在寻找各种思想，但有时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思想才是应该确信的，甚至也有些随波逐流。当凇沪抗战结束后，庐隐也写了支持这场抗战的小说《火焰》，苏雪林回忆说：“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庐隐之所以已经开始写些这类大题材，是因为此时的庐隐是最感幸福的，她有了李唯建的爱，于是重新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充满创作的动力，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可以想象的出来，如果她的生命不是戛然而止，那么她很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作家。
当听说丁玲被捕遭到杀害后，她说：“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
在《监守自盗》中她又奋笔疾书：“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
在《夏的颂歌》中她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