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侄女徐咏雪曾说：“蒋碧微那么骄横，你说她也蛮可怜的。她这一辈子，实际上从来也没结过婚。她跟徐悲鸿，两个人私奔的，根本没结婚，没办什么手续。徐悲鸿跟廖静文好了，不是要跟蒋碧微断关系吗？沈均儒是大律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说你们不存在什么关系，你们又没结婚。为了不拖泥带水，徐悲鸿还是登了个声明，脱离关系。蒋碧微跟张道藩，也是同居关系。同居这么多年，还是个情妇，没一个名份。”
看着口气，似乎对蒋碧微的所作所为充满蔑视，甚至带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而蒋碧微的儿女就满含怨恨了，195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终于分别，蒋碧微的女儿徐静斐忿忿地说：“张道藩不是答应六十岁跟我母亲结婚吗？到了六十岁，张道藩请了许多客人，给我母亲办六十大寿。祝寿的热闹结束了，把客人都送走了，我母亲就问他，几十年以前，你不是答应吗，六十岁跟我正式结婚，今天我已经六十岁了。你应该兑现你的诺言啊。张道藩不表态，不吭气。我母亲是有脾气的嘛，一生气，就跟张道藩大吵一架，以后就分手了。”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双城记》中有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无论怎样，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最动荡的年代，但也是一些人最美好的时代。琼瑶曾这样说蒋碧微这个女人：“碧微女士可以说是三、四十代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敢爱敢恨，特立独行。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两先生的感情经历，尤可谓曲折动人，透过她的回忆录的记述，亦曾撼动千万读者的心灵。”
1959年，蒋碧微从张道藩的院长官邸搬回位于温州路的房子后就开始了最后十年的孤独生活，此时，她的乐趣仅限于和邻居打打麻将，和票友一起听听戏，剩下的时间就是撰写回忆录。而此时蒋碧微的生活依托完全就是靠和徐悲鸿离婚时索要来的那笔财产。此时，常与蒋碧微来往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老朋友，如画家王农，蒋碧微每当经济拮据的时候，就托王农帮她把徐悲鸿的画卖掉几幅。王农回忆说：“她平常画展不大看，因为婚姻的失败，所以对美术比较排斥。我开画展当面送帖，她果然来了，还买了一张画。我跟她很熟，不是徐悲鸿的关系，是她有些事托我办。后来她把她的收藏拿出来展览，有徐悲鸿三十多张画，还有其他的画，是靠徐悲鸿的关系她让人画的，但都不是精品，卖不动。过了两年，她就过世了。”
王农和蒋碧微都是票友，王农为了缓解蒋碧微的寂寞，常常给她送戏票，“我每次唱戏都要给蒋碧微送票去，她有的时候来看，有的时候在麻将桌上理都不理我。有一次我唱戏，我在台上，她就在第一排，大声地笑起来，笑得声音响啊，她比我还精彩。我在台湾唱戏，她是我的基本观众。”
晚年的蒋碧微真可谓孤独，那时，由于两岸互为仇敌，以至连她的儿女都无法相见，徐静斐说：“我母亲在台北就一个人了，她非常想我们，想跟我们见一次面。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几个月转到我们这儿。我们给她写封回信，也是几个月她才看得到。那时她身体已经不行了。可是我也去不成，我写了公证书，由我哥哥一个人去继承，不过我哥哥在香港住满五年才能到台湾去。我哥哥硬在香港住满五年，才能到台湾。”
在徐、张、蒋三个多情种子争当情圣的过程中，只有苏珊最无辜了，也是受到伤害最大一个人，看来，作为中国人，也只能替张道藩对这位法国妻子轻轻地说一声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