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这是《诗经·召南》中一首名为《野有死麇》的诗，说的是野外猎获了一只獐麇，要用白茅好好地包上；有个少女正怀春，名流佳士想要引诱她；深山密林之中，獐麇野鹿是最好的礼物；用白茅包好用彩带束好，献给这个如玉女子；徐徐渐进，不要弄乱佩巾，不要惊动家犬。
如果说求爱是一个恒久的主题，那么循循善诱似乎就是最美之路。《诗经》中所有的诗篇无不遵循一个质朴的美，这也就是周礼中的“醇正”精神。然而，还有两句不知出处的诗句：
“风和日丽多少情？”
“春暖花开多少爱？”
1908年2月21日，在上海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的胡姓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婴，家人为其取名为胡瑞华，乳名宝娟，但她后来为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胡蝶”，而正是这个名字成为当时整个上海乃至大半个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因为她就是上海滩上的电影皇后。
胡蝶的家庭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不是贫寒落魄，她的父亲胡少贡是京奉铁路的职员，收入还算不错，因而胡蝶从小生活良好，也受到良好教育。尽管当时整个中国乱成了一锅粥，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是这乱世中的风水宝地，凭借地利和长江流域的富庶，上海成为远东的“巴黎”，成为贫困、战乱底座上璀璨的金字塔顶尖——当全国都沐浴在隆隆枪炮声中时，上海则是一片莺歌燕舞。但也正是这刺眼的反差使得中国有机会在一个领域中有那么一个熠熠生辉的闪光点，那就是上海的电影事业。
电影诞生不久之后就传到了上海，而上海的电影人则很快就创造出了中国的电影艺术和电影明星——上海市民们很幸运，他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新奇玩艺；胡蝶更幸运，不仅看到了电影，而且没有错过街头那张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1924年，也就是在胡蝶16岁那年，她在电影院中看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在上海的公演，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其是一部经典的中国故事影片。胡蝶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久就看到了街头的一则广告，那是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胡蝶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有一种人，天生就知道自己最适合的职业是什么。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是由顾肯夫等创办的我国第一家电影学校，胡蝶这一批学员因而也是首届影视受训学员。胡蝶没有费什么事就顺利通过了考试，然后开始了系统的戏剧、电影理论和表演方面的课程学习。当时，洪琛、汪煦昌、陈寿荫等人都是电影名家，他们也都悉心培养这些学员。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无疑这对胡蝶这样天生的演员来说已经足够了。第二年，胡蝶就受邀参加了徐欣夫导演，张织云、王元龙主演的《战功》一片的拍摄，从此，她的粉面梨花、她的内外身心、她的生平踪迹都成了焦点，正如其回忆录中所言：“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事业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战功》之后，胡蝶一口气接演了20多部古装影片，如《秋扇怨》、《梁祝痛史》等，也正是这接二连三礼花般的影片公映使得胡蝶那油桃般的面容、端庄的气质、天衣无缝的演技使她声名鹊起，加上她那独有的酒窝，渐渐赢得了一个梨涡美人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