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离娄上》
春秋早期，新建的郑国（今河南新郑）位于晋楚两大霸主之间，强国为邻，地狭势弱。为了免于灭亡，郑国国君从一开始就着意进行社会改革，调整贵族和商人、个体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商人和个体农民获得了许多权利和自由。子产的父亲子国，就是一个帮助国君进行改革的人，他后来在旧贵族发动的一次武装叛乱中壮烈地牺牲了。
郑子产在平定那次武装叛乱后，被国君委任为“执政”，负责管理全国的行政事务。他年轻有为，懂得立国的根本是要安抚好平民百姓，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首先采取措施改革军赋制度，从而限制了贵族势力，使他们不能“越制”；提高了商人和个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取得了在某些方面能与贵族“平等”的权利。这项改革遭到许多贵族的责骂。但子产很坦荡地说：“他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只要对国家有利，我还会舍出性命去做。我知道行善政只有坚持才能成功。”
过去，郑国的法律刑书是被密藏起来的。平民百姓不知法，不懂法，犯了过错任凭执法的贵族随意处置。平民百姓与其说是怕刑罚，不如说是怕执法的贵族。因为执法的贵族说上一句话，平民百姓就会在糊里糊涂中“犯罪”，招致倾家荡产甚至身首异处的厄运。对于这种做法，郑国的商人和个体农民是很不满意的。
郑子产深知密藏法律刑书对平民百姓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极力主张实行“猛政”。“猛政”如火，他说：“火性是猛烈的，使人看见害怕，反倒很少有被烧死的人。水性是懦弱的，人不怕水，喜欢玩水，反倒有许多人被溺死了。”这里说的“猛政”，就是要把严厉的法律刑书公之于众，让平民百姓知道触犯刑律的严重后果，知道畏惧，因而不敢去做犯法的事情。
为了实行“猛政”，郑子产力排众议，于公元前536年铸“刑鼎”。也就是把郑国的法律刑书一条一条地铸在一个很大的金属鼎上，把这金属刑鼎放置在通衢要道，使人人都能看得见，都能知法懂法，依法办事。
郑子产铸刑鼎在春秋各国引起守旧派的一致反对。晋国旧贵族的代表叔向就直接给子产写信，质问子产说：“法律刑书一经公布，平民百姓就知道了如何来避免刑罚，他们就不再害怕执法的贵族了。是非曲直都由刑鼎上铸的法律刑书来决定，那执法的贵族还有什么用处呢？”郑子产回复说：“我这么做是顺应民心的，也是为了救世啊！”
郑子产说得很对。因为郑国从铸刑鼎以后，就限制了执法贵族的权力，使商人和个体农民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安居乐业，放心大胆地发展生产了。这样，郑国就出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国力丰厚的局面。20多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学郑子产的做法铸了刑鼎，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到了战国时代形成了法家学派，而郑子产则被尊奉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