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谢武稼是在鄞州区文联的办公室。他非常健谈，一无所拘，给我的感觉是思想前卫、思维敏捷。他的言说题材广泛，触及现实社会的一些阴暗层面时不光是尖锐的针砭，而且有许多自己的建设性见识；他说话时抑扬顿挫，表情丰富。说到兴奋处，他会一击掌或者耸两下身子；有时候说到根本用不着轻声细语的地方，他也会贴近别人的耳根低下声来；他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一句生动的土语——俚语或者骂人的话。谢武稼活跃，活泼，轻松，明亮，直率，机敏，深刻。这一切活脱脱如他在自己作品中的表现。谢武稼是学俄语出身的，因此一谈到俄罗斯文学，那算是撞到他的话题的枪口了，清瘦的他会用纯正的俄语发音，说出安娜·卡列尼娜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镇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他一走，我就开始翻阅他的《轨迹》。
的确，《轨迹》写得非常大气。仅仅一个这样的开头就已经摆好架势了：
1937年6月2日凌晨5时，宁波新江桥附近的一户小康之家年仅26岁的女主人谢卢氏，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那就是你。母亲这样对我说。母亲说这番话时是我要动身去北京大学前的那个晚上。那时乡下没有电灯，我家点的是美孚灯。我望着灯罩不敢看母亲忧伤的脸。
就这样。一个，或两个，或多个时代，在他的笔下被展开，被缩影；被概述，被细节；既洋洋洒洒，又不紧不慢。作者思想的散点在行文中随处闪烁，他个人的经历又真实地、自然而自由地穿插其间。既有眼花缭乱的生活表象，又有贯穿一致的时代脉络。让人感觉不到作品的文体——记得在《轨迹》的研讨会上，不少专家都对它的体裁样式提出过看法，觉得虽然归位到长篇小说没有错，但说它接近报告文学也有依据。也许这正是《轨迹》使人刮目相看的独特处之一。我钦佩这样的一种手法，有气度的、专注执着的、无所顾忌又行云流水的。传统的样式分类可能在这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紧要的是它是作品，有些奇特，趋于完美，就够了。《轨迹》的文气非常沉稳又非常长——不间断的，不停顿的，绵延伸展而善始善终。虽然我对其中调查报告式的穿插不敢苟同——至少在篇幅上已经显得冗长而沉闷，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轨迹》应该在古老鄞地的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肯定。我个人对《轨迹》的意见是：与其穿插那些时代背景准确无误的报告式文字，还不如把视野和笔触转向人民大众更为日常，也更为持续甚至恒久的民俗性的生活场景。这样作为作家的胸襟将会有更多的包涵，作品也许更有厚度。
写《轨迹》这样的文字，我以为需要同样不间断的作息时间，但谢武稼的操作并非如此。有一次，我碰到同样偏好动动笔头的他的夫人，她谈起自己丈夫的日常写作。她说，他平时坐下来的时间很少，白天还要搓搓麻将。有时候中午吃饭时写一点，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写一点，都是一点一点的时间，很少有长时间一坐不起的。呵，这就更让我钦佩了。
前苏联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之大不容赘言。显然，谢武稼是受益者，这倒并不仅仅因为他精通俄语，与众多的文学写作者和阅读者一样，他的得益同样是两方面的：一是自己受到的熏陶；二是有那么多相同趣味的阅读对象。
谢武稼1964年毕业于北外俄语系，之后在湖南农村当教师，再之后回到老家大嵩，也是一直从教，为人师表。值得敬佩的是，学俄语出身，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他，在中学里教授的却是数学。据说他在学校里还有“救火队长”的称呼，意即无论哪个课程缺教师，他都能立马顶上。从他的经历看，写作是他大学时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随着“文革”来临，及之后政治风云无常变幻，他自己把她扼杀了。一直到退休，他才专心致志地开始重圆这个梦想。
我的文学创作最关心两大主题：一是青春朝气的莘莘学子；一是正处发展的广袤农村。
莘莘学子，谢武稼太过熟悉了！他读书教书，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校园。1999年，谢武稼出版了长篇小说《何处不风流》，之后又出版了“激流三部曲”。在这批小说中，谢武稼驾轻就熟，无论教师、学生、学校领导、学生家长，无论世事未谙还是少年老成，无论青春未泯还是情窦初开，每一个人物一经出现他都会把他们勾勒得活灵活现。对现行教育弊端的抨击，对青春岁月的赞美和讴歌，在他的大胆的行文中尤为无情，或者激情四射。
这当儿，有个男学生，将双手上举，手指儿相扣着，把手心上翻，人稍后仰，身子靠向椅背，随着手臂使劲向上伸去，发出很响的伸懒腰声，引得满教室大笑。班长对此面现难色，他怕班主任老师来责怪，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躁动时间不长，教室里又安静了下来，他才放下心：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写青春期的文学真好呀！写得作者自己也青春不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