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从珂与石敬瑭
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是五代中最混乱的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大批的都市村邑化作焦土废墟，广大人民惨遭杀戮和掠夺，尸横原野，疮痍满目，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即使在没有遭受战祸的地方，交替上台的各个军阀，为了筹集战争资金，横征暴敛，拼命搜刮，生灵涂炭，苦不堪言。
９３３年，一代名君后唐明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承了帝位，即是闵帝。当时，周围不少实力强大的军阀都磨刀霍霍，窥视着皇帝的宝座。其中有割据长安的明宗养子李从珂和占据晋阳的明宗的女婿石敬瑭。这二人都曾是明宗的得力助手，协同明宗南征北战，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李从厚即位后，对他俩都存有戒心。果然，李从珂由于不满闵帝由别人来代替他的藩镇职务的命令，首先在长安发动了叛乱，多次击退了朝廷派来讨伐他的军队，不久就攻占了洛阳，废除了闵帝，自己当了皇帝。闵帝在位只有五个月，就从皇帝的宝座上被拉了下来。
李从珂从长安出发的时候，许诺部下的将领和士兵，占领洛阳以后，发给每人一百缗钱作奖赏。攻进洛阳城以后，他立即召见三司使询问朝廷府库里存有多少钱。回答说有几百万缗，可是打开府库一看，只有几万缗。李从珂大怒，下令搜刮都城居民的财产，新设房屋税等，企图千方百计拼凑原来向士兵许诺的赏金，但也只筹集到二十万缗。不得已只好减少赏金的数量，将领每人只给七十缗，士兵每人只给二十缗，违背了当初的许诺。将领和士兵们大失所望，怨恨地说：“除去菩萨（闵帝），扶立生铁（李从珂）。”当时的军队就是这样，有奶便是娘，在他们身上，丝毫也没有对君主的所谓忠诚；考虑的只是金钱，谁给钱就拥护谁，谁给的钱多，就拥立谁当皇帝；而一旦给少了，就可以立即把他废除，转而倒向赏赐多的军阀一边。所以，为了掌握和控制军队，最重要的莫过于拥有大量的养军费用。也就是说，确保财源，就能得到天下。于是，那些军阀为筹集军资，千方百计，到处奔走。有时，结交商人，以得到他们的资助；有时，亲自经商牟取暴利。当然，对人民的压榨、搜刮也越来越厉害。据说李从珂曾经问宰相等大臣：“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而当时的军阀和李从珂一样，有着同样难言的苦衷。
石敬瑭对李从珂当皇帝一直耿耿于怀，无法忍受。他自以为是明宗宠爱的女婿，比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和后唐王室的关系更为密切，终于萌燃起把被李从珂夺去的帝位重新夺回来的念头。于是，在他的治所晋阳拼命地积贮钱财，扩充自己的势力。对石敬瑭的行动，李从珂十分恐惧，为了削弱石敬瑭的力量，他命令石敬瑭由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晋阳）转任为天平军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郓州）。石敬瑭一看，这是故意要他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抢夺他的地盘。事到如今，只有拒绝这一命令，举兵反抗，别无他路。但又感到，要推翻李从珂的统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他接受了幕僚桑维翰和大将刘知远的劝告，决定向北方的契丹请求援助。
二、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契丹是生活在内蒙古东南的鲜卑族的分支，是辽河上游蒙古族系统的一个新兴起的国家。１０世纪初，契丹中间一个部落的酋长耶律阿保机统一了近邻各部落，公元９１６年建立国家，国号为大契丹国。由于他们的兴起与辽河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进入中国境内的部分契丹又称为辽。在中国，以后就都把契丹通称为辽，这个国家的正史也叫做《辽史》，耶律阿保机即是辽太祖。辽太祖实现了民族统一以后，不久就进一步扩张势力，灭亡了东方的渤海国，远征西方的党项等各部族，妄图称霸北亚地区。另一方面，在国内使用渤海人和汉人耕种农业，从汉人那里引进制丝等生产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中原文化，迅速健全和完善国家体制。
辽太祖死后，由他的第二个儿子尧骨继承了帝位，他就是历史上的辽太宗。这时，契丹已经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任务，如旭日东升，正寻求向外进一步扩张势力。得到石敬瑭的请求，辽太宗认为，这是进入中原的大好机会，立即表示同意，但要石敬瑭答应以下条件作为出兵援助他的代价：亲自对辽朝称臣，对辽太宗行父子之礼，在征服后唐后，立即割让卢龙道及燕门关以北各州给辽。对契丹提出的这些苛刻条件，刘知远认为太过分，不能全部答应。他向石敬瑭劝谏说，称臣已经足够了，行父子之礼未免太过分。还指出，只要多用金帛贿赂，自然就能使契丹出兵，不能同意割让土地，以免今后成为国家的大患，到时，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可是石敬瑭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同意了契丹割地的要求。
辽太宗接受了石敬瑭的请求，亲自率领五万铁骑、三十万大军出雁门关直奔晋阳，解了石敬瑭的晋阳之危，又一鼓作气，攻下洛阳，帮助石敬瑭灭掉了后唐。石敬瑭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国号为晋，历史上称他为晋高祖。根据原来的约定，石敬瑭立即把河北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市）、蓟州（蓟县）、瀛州（河间县）、莫州（任丘市）、涿州（涿县）、檀州（密云县）、顺州（顺义区）、新州（涿鹿县）、妫州（怀来县）、儒州（延庆县）、武州（张家口市宣化区）、蔚州（蔚县）和山西的云州（大同市）、应州（应县）、寰州（朔城区东北）、朔州（朔城区）十六个州割让给了辽。除此以外，每年向辽贡纳岁币帛三十万匹，对契丹国王称父王，而自称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地区总称为燕云十六州，但是，称为燕云是北宋末期以来的事，在这以前，叫作幽蓟、幽燕、燕代等。
割让燕云十六州这件事，正如刘知远所忧虑的那样，成了中国的百年祸患。以后的五代各个王朝和北宋都曾多次出兵，试图夺回这一地区，但每次都失败了。在一百八十年中，燕云地区一直被契丹占领着。不仅如此，而且这一事件还开创了外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国的先例。以往，北方少数民族也有入侵中原地区的，但往往在抢夺了物资和掳掠了人口之后，很快撤回自己居住的地区。而从此以后，少数民族的入侵，转变为以占领土地为主要目的，其结果，继契丹之后，金、元以及清等相继在中国建立了所谓“征服王朝”。
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中，也包括宋太祖的原籍所在地涿州，由于这次割让，赵氏一家失去了故乡，再也不能踏上祖先的土地。
三、后晋局势的变化
在契丹（９４７年改称辽）的援助下，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的石敬瑭，把都城从洛阳再次迁到汴州，并把它改称为开封府，称洛阳为西京，作为副都。由于石敬瑭完全是靠契丹才当上皇帝的，因此，他对于契丹随时表现出毕恭毕敬、十分驯顺的样子。而契丹的态度却越来越蛮横无礼，不但后晋约定向契丹贡奉的岁币不能稍有拖欠，而且还要经常不断地向契丹国王、太后、宰相等请安问候，赠送珍玩珠宝。一旦稍稍不称契丹的心，就立即派使者严辞谴责，后晋方面只能低声下气地卑辞谢罪。石敬瑭的部下，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他的政策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在推翻后唐的政变中立了大功的宰相桑维翰却告诫石敬瑭：“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而武将中有人瞧不起石敬瑭，一边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一边仿效石敬瑭的办法，向契丹求助，企图取而代之。多数武将，不满石敬瑭一味拜倒在契丹脚下的那副卑躬屈膝的态度，毫不隐瞒他们的极端愤懑之情：“吾属礼仪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至于被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的人民，更是义愤填膺，掀起了反割让的斗争。例如，云州节度判官吴峦等紧闭城门，坚决拒绝契丹接管云州。为了缓和后晋朝野上下这种强烈的反抗情绪，两年后，契丹免去晋高祖向他们称臣，只称儿皇帝。尽管如此，各地的武将们并不停止反抗，契丹派来责问的使者络绎不绝，一筹莫展的晋高祖终于忧郁成疾，不久就一命呜呼了。继位的是石敬瑭哥哥的儿子重贵，就是后晋出帝，由强硬派人物景延广出任宰相。景延广早就对
契丹的蛮横残暴十分憎恨，当上宰相，掌握了朝廷大权以后，就对契丹表现出独立的姿态。首先，在向契丹上表陈述高祖之死，要不要像过去那样称臣的问题上，景延广表示坚决反对。结果，只在表文上称孙而已。其他的大臣虽然感到这样不大妥当，但没有能够改变景延广的做法。果然，辽太宗大为恼怒，派遣使者向后晋严辞责问，而景延广立即回敬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就这样，后晋与契丹的关系很快冷淡下来。
四、契丹南侵
就在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后唐明宗的女婿，当时已成为契丹的卢龙节度使的赵延寿，野心勃勃，跃跃欲试，企图取代后晋，登上皇帝的宝座，因而多次劝说契丹进攻后晋。在这以前，赵延寿的部下乔荣曾以回图使（负责贸易的官员）的身份，在开封设立了贸易事务处，与后晋进行贸易往来。后晋与辽的关系一恶化，景延广就请出帝把乔荣投入了监狱，没收了事务所内的货物、财产。后来，由于多数大臣的劝谏，认为不能背弃契丹，出帝释放了乔荣并把他送回契丹。临行前，乔荣特地去向景延广告别。景延广十分傲慢，对乔荣说：
归语尔主，先帝（高祖）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出帝）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辽太宗）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
乔荣也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听完了景延广的这番话，沉着地说：
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
于是，景延广命令书吏记下了自己的那一段话，交给了乔荣。乔荣返回契丹后，就从头至尾详细地向辽太宗作了报告。辽太宗更加恼怒不堪，坚定了南下讨伐后晋的决心。
９４３年，契丹以赵延寿率领的汉人军队为前锋，正式发兵讨伐后晋。辽太宗许诺赵延寿，如果能征服中原，就立他为皇帝。又指着赵延寿对后晋的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君主。赵延寿信以为真，率领五万大军全力出击。殊不知，这是辽太宗采取的一项狡猾的策略，让汉人与汉人互相残杀，而契丹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在此同时，他亲自率领十余万军队南下伐晋，但意外地遇到后晋军队的激烈抵抗，不得已只好中途退兵。第二年，契丹重新派出军队向后晋发起进攻，契丹军一直侵入到相州，但最后又一次吃了败仗而被迫撤兵。
连续两次胜仗，冲昏了出帝的头脑，他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不加区别地滥加赏赐。优伶歌妓阿谀逢迎，只要一谈一笑博得出帝的欢心，就赏赐束帛、金钱和锦袍银带，而对在抗辽战斗中负了重伤的士兵仅赏赐帛数尺而已，这引起了将领士兵们的极大不满。因此，９４６年，当受到契丹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时，后晋军队根本不是契丹军的对手，很快被突破防线，都城开封也随即沦陷。出帝及其家族向契丹上表请罪投降，被契丹军拘捕后囚禁在遥远的东北—处偏僻的地方。
在这之前，景延广也在河阳（今属河南）被契丹军俘获。辽太宗当面责问道：
致二主失欢，皆汝所为也，十万横磨剑安在？
接着辽太宗又召来乔荣，命他列举景延广的罪行。开始，景延广极力否认，但乔荣拿出景延广口述、命书吏书写的证据后，景延广哑口无言，只好束手受缚。
五、打草谷
９４７年正月，后晋的降臣们束衣整冠，迎接辽太宗进入都城开封，但开封的市民们却在一片惊惶声中四处奔逃躲藏。辽太宗登上城楼，命令翻译大声呼唤，向市民劝谕：
我亦人也，汝曹勿俱！会当使汝曹苏息。
不久，契丹国主兼做了中国皇帝，辽太宗亲自穿戴着汉人的衣服帽子，对在中国的统治充满信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他在给国内的信中宣称：“非汴州（这时开封府已改为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表示要竭尽全力，在短时期内治理好中国。可是，一进入中原，契丹的所作所为，就和辽太宗所说的话背道而驰。例如，让契丹士兵以牧马的名义进行大肆掠夺，即所谓的“打草谷”。其结果，大批成年人惨遭契丹士兵杀害，老人孩子被遗弃路旁冻死饿死，开封、洛阳附近满目疮痍，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另外，为了供给契丹三十万军队的开支和赏賜，辽太宗命令都城的居民，上至大臣将领，下至庶民百姓，都要献供钱财布帛，如果违抗命令，就给予严厉处罚。辽朝派到各地的使者，同样进行强制征收。但是，这些征收来的金银物资并没有送到士兵手里，而是保存在仓库里，准备运到契丹国内。
被洗劫一空、无法生活的中原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他们自发地组成自卫团体，多则几万人，少则几千几百人，袭击契丹占领的州县，捕捉契丹任命的地方官，杀死守城的契丹士兵，反抗斗争的浪潮遍及从河南到山东的广大地区。惊恐万状的辽太宗对侍从们哀叹道：“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进入汴州三个月后，辽太宗决定返回本国。他留下一名王室成员，驱迫后晋降臣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满载蓄积在仓库里的所有搜刮来的金钱财宝和布帛物资北上。途中，经过相州时，又把城里的男子全部杀死，掳走了妇女孩子。以后，中国官吏在相州清理现场时，发现被杀害的遗骨多达十余万具，全城幸存下来的居民不到七百人。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契丹士兵在这里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被杀死了五百人而进行的报复，另外也可能是发泄在中国统治才三个月就遭到挫折而不得不撤回去的愤恨。
事实证明，这次契丹对中国的统治，完全以失败告终。对这一点，连辽太宗也看得很清楚。他曾经不无悔恨地列举了自己政策上的三大失误：第一，强迫各地供奉金钱财物；第二，命令契丹士兵“打草谷”；第三，没有尽快地使各节度使归镇。
辽太宗急着撤兵回国，除了对中原人民的反抗斗争感到棘手，难以对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反对他南下讨伐后晋、当时正在国内的太后一派势力抬头，对他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威胁。但是，辽太宗在北归途中得了急病，没有来得及赶回本国就去世了。
枠天福十二
六、毛锥子与长枪大剑
契丹进入开封城不久，盘踞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便宣布自立为帝。刘知远深得石敬瑭信任，是统率后晋禁军的实力最强的将领。但是，出帝即位以后，对威胁他统治的那些人存有戒心，而刘知远也自有打算，在后晋与契丹开始交战时，他一直按兵不动，在太原静观局势的变化。契丹攻陷开封后，他又派人去开封刺探动静，从中他预料契丹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
刘知远即位后，国号仍旧称晋，还继续沿用晋高祖时候的天福年号，即位当年称作天福十二年。实际上，出帝的时候，已经把年号由天福改为开运。刘知远把已经废止了的年号重新复活这一微妙的做法，是故意装出一副继承后晋的姿态，表示自己不愿屈服于契丹，从而把后晋的旧臣召集到自己一边，达到扩张势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刘知远下令禁止向百姓征收钱财物资，把留在中原各地的契丹人一律处死，鼓励人民群众投入反抗契丹的战争等。刘知远的这些做法一度深得民心。在这以前，有人劝刘知远尽快讨伐契丹，但刘知远认为时机未到，需要等待。等到契丹从中原撤退以后，他立即出兵，从洛阳进驻开封，转瞬之间，掌握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还在洛阳的时候，刘知远把国号改为汉，历史上称为后汉，刘知远就是后汉高祖。
这个中原人民一度对它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王朝，只经过四年就崩溃了。刘知远是在称帝的第二年死去的，而他的儿子隐帝继承帝位才一年多一点即告灭亡。后汉的统治之所以如此短命，原因之一是用人不当。虽说五代是武人专横的时代，然而也有如后梁太祖起用敬翔、后唐庄宗任用李袭吉和郭崇韬那种情况，文官作为朝廷高级参谋起到了缓和武人政治的作用。例如，连续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为官，后世认为毫无节操的冯道，在被后唐明宗任命为宰相后，一直居于显要地位，曾经多次劝说各朝皇帝采取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但是后汉高祖根本看不起文臣，认为国家大事用不着和书生商量，因此，他有意疏远文臣，重用武人。被刘知远重用的武人中，有一个叫史弘肇的将领，在一次酒宴上，公开叫嚷说：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长抢大剑指武人，毛锥即是笔，代表文官。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武人们目空一切，全然不把文官们放在眼里的骄横跋扈的神态。同席的三司使王章听了，立即反驳说：
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
这个王章，胥吏出身，长期掌管财政钱谷等具体事务，既不是科举出身，又不是具有高等教养的文人官僚。他也十分轻视文官，恶毒地谩骂道：“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在王章看来，那些文官大臣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的废物，毫无用处，但如果没有像他那样的管理钱粮的刀笔吏，就无法向人民征收赋税，养蓄军队，也就谈不上“安朝廷、定祸乱”。据史书记载，由于上述情况，武将与文臣之间互相对立，就如水火一样，各不相容。当时的宰相杨邠也是胥吏出身，同样不喜欢文人。另一个宰相苏逢吉也是既无学问，又无品行的人。由此可以看到，后汉是五代中文官最被冷落的时候。
七、黄袍加身的样板
后汉高祖死后，国家大事全由杨邠等实权派决定。这引起了隐帝的强烈不满，他决心除掉这些权贵，直接掌握朝廷大权，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于是接连不断地杀害大臣将领，对驻守在魏州、重兵在握的武将郭威也发出了讨伐的命令。无路可走的郭威被迫领兵攻入都城汴州，混乱中隐帝被乱兵杀死，郭威劝太后立幼小的刘赞为皇帝，太后临朝听政。这时，刚巧传来了契丹入侵的报告，郭威奉了太后的命令，领兵离开都城北上抗御契丹。到了澶州，突然有几千名将士发生骚乱，闯入了郭威的营帐，逼着要他当皇帝。有人还撕裂了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代替天子穿的黄袍。将领士兵们簇拥着郭威，口呼万岁，声震天地。于是郭威率领部队，掉头返回了都城，正式即了帝位。这一年，是公元９５１年，郭威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周太祖。
这一拥立皇帝的闹剧，是不是出于郭威的策划，尚难以肯定。只是，在出征的途中，被将士们逼迫当皇帝的方式方法，与以后宋太祖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
郭威一灭掉后汉，居住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后汉高祖之弟刘崇立即宣布独立，自命为皇帝，国号仍旧称汉，并继续使用后汉的年号，后世称为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