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演奏舒伯特第四交响曲的时候。通常，在乐谱的结尾都会留出一个空白。记得在交响曲结束后，我也把乐谱最后的空白节拍留给了现场的乐手，目的是给他们带来点自由发挥的乐趣。然而，我没有想到一个批评家却在评论中写道：梅塔根本没有意识到交响乐已经演奏完毕，而全场的乐手都对指挥不可思议的无知报以嘲笑。确实，演奏的音乐家们在交响乐结束后都哈哈大笑。不过，他们的笑并不是因为如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我善意地把他们给逗乐了。
批评家们的不实评论也发生在我的一些同事身上，他们会跟评论家本人取得直接联系并纠正他们的错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不实的报道可以纠正，但是对乐章的演奏错误却再无法纠正，因此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跟我法国同事保罗•帕雷（PaulParay）的妻子有关。当她的丈夫前往南非演出时，她让一位记者对她丈夫的表演写一篇负面评论。一开始，她真的以为那个男的就是她要雇用的记者，但当那个可怜的男人说出自己并不是记者时，她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当着观众的面给了那个男的一耳光。
在那个时候，纽约的很多报道写的都是我如何混进好莱坞的明星圈子里或是指责我出席各种各样盛大的社交场合。他们的这些主观臆测显然是对我职业追求的巨大侮辱，但对这些报道我都只是一笑而过，如果我对这些无聊的报道作出任何反应，那我自己都会觉得滑稽不堪。
但是，曾经有一本杂志的一篇文章却深深地伤害了我，因为这篇文章里提到了纽约爱乐乐团100多名音乐家对我表达的不满。其中一位音乐家这样抱怨道：梅塔在指挥音乐时要么就总是板着脸要么就总是一副苦相。作为一个指挥家，我从来没有奢望我的指挥能得到所有人的称赞，但他们这样的群起而攻之确实让我很难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在乐团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建议大家在会议上讨论杂志上出现的那些评论。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乐团里这些恶意的指责以使得大家愤怒的情绪得到缓和。显然，这个对话很有趣，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向大家解释了哪些态度是应该改变的，哪些态度又是应该保持不变的。鉴于有些音乐家认为我在指挥时老是扮苦相，我向他们承诺我一定会改掉这个毛病。我意识到就算一个指挥家对乐团成员某一部分的音乐诠释不到位，他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当然，我也向有些音乐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作为一个指挥家，我实在不能容忍一个音乐家在排练现场感到不耐烦，不能专心演奏或是没有对自己演奏的乐曲作任何准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其他乐团成员也有同样的感受。有一个管乐器演奏者就抱怨道：他决不能容忍当自己在全力以赴地吹奏时，一个小提琴演奏者却在他面前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