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大事是1971年，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一次重要的欧洲巡演中首次访问柏林，乐团成员和三人委员会就是否能在德国举行音乐会巡演的话题展开过讨论。由于有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反对前往的意见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这个提议使有些音乐家反映过激并表现得非常痛苦，他们无法忘怀他们个人的亲生经历，也无法面对家人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难及折磨。他们真要去造访一个要为大屠杀负责的国家吗？这场讨论发展得过于激烈，两方意见争执得不分上下。最终，我们决定去柏林演出，并把这场音乐会作为理解与和解的标志。
随着时间的流逝，柏林爱乐乐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而且，柏林爱乐乐团还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起到访以色列。因为卡拉扬曾加入纳粹党，只要他还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人，这样的访问就几乎不可能。那时，我和巴伦博伊姆都收到过作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嘉宾到以色列演出的邀请，但我们从来无法答应。卡拉扬时代结束后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反对这样的音乐交流了，于是柏林爱乐乐团来到了以色列。丹尼尔指挥了所有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我指挥了这两个乐团的合作。中场休息前，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雪伦•肯（SharonKam）和德国小提琴家维维安•黑格纳（VivianneHagner）分别由一群以色列人和柏林人陪伴着。在音乐会下半场，两个乐团一起演奏了莫里斯•拉维尔（MauriceRavel）的《华尔兹圆舞曲》（LaValse）以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这场合作音乐会具有的象征意义不可言喻，观众们对我们也报以极大的热情。这场音乐会因此被视为历史上和解的标志，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旨：我们给观众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抛开自己的诉求和旧怨，哪怕是通过一场仅仅几个小时的音乐会。
1971年，作为以色列爱乐乐团在德国举行的首场演出，我们和费舍尔－迪斯考（DietrichFischer-Dieskau）一起合作。在柏林艺术节开幕式上，我们又和丹尼尔合作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上，费舍尔－迪斯考倾情地演唱了马勒的《亡儿之歌》，真的是非常精彩。因为费舍尔－迪斯考以前经常来以色列，他对以色列爱乐乐团也十分了解。在我印象中，音乐会结束时费舍尔－迪斯考也感动得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我们也都感到非常激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我来指挥这场音乐会也对整个事件起了些积极作用。一定意义上说，我还是能够承受住一直以来压在人们心头上明显而且沉重的紧张与不安。对于这次音乐会，每个成员都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也可以保持缄默。这种沉重是可以理解的，当时，115名成员中有两名乐手坚持拒绝参加那次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