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件事在洛杉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被很多人视为一大丑闻。人们为了安抚极度恼怒的索尔蒂，纷纷建议缩短我指挥乐团的时间，以此来平息这件事情。然而，索尔蒂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了，因为他不愿作任何让步。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无论如何，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从1962年正式接替索尔蒂担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指挥工作，但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有些不合时宜。对于洛杉矶的负责方来说，他们得面对很多头疼的问题，而且，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指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实在是有点铤而走险。况且，我和蒙特利尔乐团的合同始于1961年秋季，洛杉矶乐团有关当局还不得不向蒙特利尔乐团协商我是否可以同时在洛杉矶工作。蒙特利尔乐团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感到不满，但由于他们不能提供给我更充足的工作安排，因此也无法阻止我在洛杉矶做第二份工作。哎，这真个令人崩溃的处境！最后甚至连一开始便卷进了这起事件的赫斯特对整个事态的发展都感到相当吃惊。也许起初赫斯特只是想为这个曾在奥地利接受过专业音乐培训的不知名的印度青年指挥铺垫更多的机会，但这起事件最后的发展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最后，是赫斯特帮我签订了和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合约。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赫斯特两年后就去世了，一直以来我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心怀感激之情。
这些接连不断的变故对于这起事件的主导人物我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1960年到196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是通过代替别人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指挥音乐会，艰苦地养家糊口。而现在，25岁的我有了两份固定的工作，也适应了担任两个不同乐队指挥的紧凑生活。这也鞭策着我得不断学习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并全心全意地准备即将来临的每场音乐会。
我在布鲁塞尔客座指挥一场音乐会时，获悉儿子默文出生的喜讯，你可以想象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我是多么热情洋溢地指挥了巴尔托克的《管弦乐协奏曲》。当然，我也和乐队成员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喜讯，他们都为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特别在1961年，很多事情接踵而来。有时候想到席勒的《欢乐颂》——那不是赐予凡间的快乐，我会问自己是不是上天给了我过多的眷顾？
当我还陷入这一波又一波的事件中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始料不及的事情。我收到一个神秘人“PALPHILORC”发来的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由于尤金•奥曼迪被迫取消了指挥约定，你是否愿意代替他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看到这个电报后，我自然而然要弄清楚这个神秘人的身份。经过一番查对后，谜团终于解开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该国交响乐团以“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名称正式成立，但是它的电报挂号却一直没有改过来，这在现如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PALPHILORC其实是巴勒斯坦爱乐乐团①的首字母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