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和乐团对彼此都不满意，工作使我备感压力，那段时间唯一让我感到真正幸福的时刻是女儿扎瑞娜的出生。妻子怀孕后，我把妻子送到了曼彻斯特父母的家中，这样她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有了母亲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比跟我在利物浦生活好多了。我在排练中途接到了我女儿出生的消息，便赶紧坐下一班火车飞奔到曼彻斯特看望我的妻子和孩子。让我惊讶的是，医院产房的条件非常糟糕，卫生环境不佳，周遭的氛围也毫无人情味可言。有时候，普里查德会在一大清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替他的一个排练。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即使一个经验比我丰富得多的指挥家也很难让乐团成员们感到愉快。在某些生活领域，这样的突发事件可能会是一件好事，但对于音乐却另当别论。我至今还记得曾经指派给我的这样一个排练，普里查德选定的曲目：爱德华•埃尔加的第一交响曲，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及勋伯格的管弦乐变奏曲。虽然我对这些作品很熟悉，但是完全没有作好接手排练的准备，所以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我并没有领导好整个乐团。
和普里查德及利物浦爱乐乐团合作的种种经历给我上了很宝贵的一课：如果你的助理在某件事上无法预先作好充分的准备，你便不要期望他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成熟需要时间。如果一个人不作好充分的准备，只是靠排练时候进行各种尝试和即兴创作，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让人觉得单调乏味。
虽然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无大用。事实证明利物浦确实让我和其他音乐家都非常地失望。
那一年后，我带着我年轻的三口之家一起回到了维也纳。这也是我们一段艰难时刻的开始，我现在要照顾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通过国际青年音乐联盟，我不时会得到些小差事，但还是不足以补给。父母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也尽可能地对我们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住在分租的公寓里，未来也未有定夺。
所幸通过国际青年音乐联盟，我在某些圈子里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这也让我得到了参加一个小规模巡演的邀请，演出是由音乐学院我以前的一个老同学组织的。就这样我去了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和斯科普里，然后还到了挪威，我在挪威的特隆赫姆给观众献上了一场客座演出。
国际青年音乐联盟也会举办很多自己的音乐会系列演出，包括我早期和享有盛誉的奥地利同昆斯特勒管弦乐队合作的一场音乐会。整个1959年夏天，我都一心扑在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乐谱的学习上。我还记得我经常带着女儿去维也纳的城市公园，我就坐在椅子上钻研乐谱，而女儿就在我身边的婴儿车里。我的独奏乐手是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我和他与跟音乐学院其他年轻学生的相识情况有些相似，我们对彼此都很熟悉，经常会碰到。有一次我在书店偶遇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演奏，他立刻欣然同意了。这当然不是他的第一场音乐会，但对我来说所有的曲目都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