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奈的这场音乐会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剧院里举行的，我想前来演出的这些欧洲音乐家应该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剧院演出过。音乐会结束后，我在台上呼吁大家伸出援手，为遭到海啸袭击的同胞们献出自己的爱心。随后，我们又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场面对台下1.4万名观众举行了一场赈灾音乐会，我曾经分别率以色列和慕尼黑的交响乐团在这个体育场留下过我们的音乐。
我避免重复地向别人提起这些赈灾音乐会，或是在绝境中减轻大家痛苦、间接给予过别人帮助的音乐会。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到这样的两场音乐会，因为它们举办的地点非常特别。
其中一场是以色列爱乐乐团和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于1999年在德国魏玛共同演奏的音乐会。来自以色列的犹太音乐家和德国音乐家在同一个乐团演奏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魏玛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所以这场特别的音乐会才选择在此举行。1999年8月29日，音乐会如期在魏玛的提福特公园（Tiefurt）进行，大约有5000名观众来到演出现场。这场音乐会之所以这么有意义，是因为它成为了以色列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重新展开对话的标志。为什么选择在魏玛举行这场音乐会，也因为这个城市反映了德国历史的两面性——美好和罪恶。尽管以色列的音乐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德国曾经对他们犯下的滔天大罪，但显然是音乐最终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了一起。
音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成员一同参观了布痕瓦尔德纪念馆（Buchenwald）。乐团的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在这个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火葬场的地方演奏了一首曲子，缅怀牺牲在这里的人们。
第二场值得一提的音乐会是1994年6月举行的，其特别之处也在于它的演出场地是一个受过战争摧残的地方。这又是马里奥•德拉第的主意，他邀请我和乐团到曾被轰炸过的萨拉热窝国家图书馆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原本希望通过举办这场音乐会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情，于是我立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指挥这场有着特别意义的音乐会，马里奥也说服了其他歌手如意大利女高音塞西莉亚•加斯蒂亚（CeciliaGasdia）、匈牙利女中音埃尔迪克•珂莫洛斯（IldikoKomloesi），此外，乔斯•卡雷拉斯和鲁杰洛•拉伊孟迪（RuggeroRaimondi）也参与此次演出。但很不幸的是我们期待的和平与安宁并没有降临。
我的妻子南希陪着我和其他演员从意大利的东部港口城市安科纳（Ancona）乘坐军用飞机前往萨拉热窝。抵达国家图书馆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排练而且有很多观众参观了我们的公开排练。我和马里奥•德拉第都非常希望这场特别的音乐会能引起媒体的关注。我们如愿以偿，有大约26家电台对音乐会进行实况转播，并且把演出实况制作成DVD。我们的音乐会也得到了联合国难民基金会（UNfundforrefugees）的关注。
之后，我们和萨拉热窝交响乐团一起演奏。在萨拉热窝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演出，音乐家们内心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不言而喻。尽管本地的弦乐演奏家没有弦乐器，单簧管吹奏者也没有簧片，但我们还是很开心能克服这些困境用我们自己带来的乐器为观众献上一场音乐会。不仅如此，我和乐团所住的宾馆房间的窗户统统用防空纸掩盖。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房间里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枪声。我们在萨拉热窝所听到和看到的这一切让我们觉得战争是多么地可怕。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只作短暂的停留，只需要忍受几个小时这种战争带来的苦楚。一个人只有在目睹了萨拉热窝的战争之后，才能确确实实地意识到和平生活是多么值得珍惜。
除了这些令人沉痛的经历，我们也有很多快乐的经历值得回忆。1993年，值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条约缔结一周年之际，挪威的承办单位邀请我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篮球场举办一场纪念音乐会。哈利•贝拉方特（HarryBelafonte）愿意担任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当你与哈利共事后，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热衷于投身慈善活动。音乐会上的古典曲目部分由伊沃•波格雷利奇（IvoPogorelich）和我的好朋友伊夫里•吉特里斯（IvryGitlis）负责演奏。一半流行音乐、一半古典音乐的精彩结合使得观众兴奋不已，这真是一场处在流行与古典交界线上的音乐盛会。不仅如此，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阿拉法特（Araft）和希蒙•佩雷斯（ShimonPeres）也出席了我们的音乐会。总之，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为中东即将迎来的永久和平而欢呼雀跃。音乐会的□□由25名以色列乐手、25名巴勒斯坦乐手以及25名挪威儿童共同演唱了一首和平之歌。这首歌也是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未来能和平共处的最好证明。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被一名极端右翼分子刺杀，这又将人们之前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和平作出的努力化为泡影。音乐的和平使命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