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白楼自选诗》是林庚白的旧体诗集，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林庚白的自画像》，讲了当年他攻击鲁迅先生的一段公案。他是以写信、作诗谩骂鲁迅，打上门去的。
这篇文章收在拙著《书边草》中。夏衍同志收到我的赠书后，看过这篇文章给我写信提了一点意见。信是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写的，摘引如下：
林庚白这个人，后来（一九三三年）有了转变，主要是亚子先生做了工作，三三年秋马莱、古久列来华参加反帝大会，为了争取公开，我和田汉通过亚子先生说服了林庚白，由他出面在大东酒店（先施公司楼上）设宴招待马莱、古久列，参加者一百余人，据说花了他一笔钱，但他从此和我们有了来往，一九四○年，他到香港，仍和亚子先生诗酒唱和，也不再怕共产党了，香港战争中中流弹去世。
读了这封信，我很受感动。夏衍同志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如此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指出我的文章片面之处，同时也公布了过去少为人知的内幕，让世人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增加头脑中的辩证法观点。夏衍同志的记忆力很好，那次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远东会议，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在沪东秘密召开的，瓦扬·古久列（一八九二—一九三七）作为第三国际派来的代表之一，他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国《人道报》的主编。估计大东饭店的招待宴是在三十日以前举行的，因为九月五日鲁迅先生也会见了古久列。显然，林庚白这次为革命办了一件有益的事，理应记上一笔。
“丽白楼”的来历是从林庚白的名字中取一字，从他夫人“北丽”的名字中取一字而成。我从《丽白楼自选诗》里果然找到林庚白写的《法国共产党人古久列挽诗》一首，证实夏衍同志的话是确有根据的。诗中写道： “一尊及共少年场，灯火高楼夜未央。
并载曾为东道主，倾谈最恨晚秋凉。……”我感谢夏衍同志公正的指点，看人论事的确不能以凝固的眼光一成不变。比如这部《丽白楼自选诗》我早已收藏，总觉得林庚白的诗有不少观点谬误，更讨厌他那狂妄的自白，说什么论中国的诗，当以林庚白为第一，杜甫只能排第二。这次重读一过，发现他写于抗战期间的诗有不少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流露了爱国主义的感情，有的诗写得相当激愤。正如他攻击鲁迅先生的诗是抹不掉的一样，他的这些反对侵略战争的诗也是客观存在，后人可以据此作出公允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我所藏的《丽白楼自选诗》，封面上有柳亚子先生的钢笔题字，是赠给陈叔通先生的，还附有一段题句。
叔老惠赠（存） 柳亚子持赠。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庚白一代天才，造诣甚深，非曼殊所能企及，方驾杜陵，岂狂语哉！集中惟一缺点，在对于现在第一号战犯万恶不赦国人皆曰可杀的蒋逆中正，犯有幻想，此则时代限之，不足为庚白病也。叔老以为何如？亚子志
这段题句的用语显然也带着当时的历史烙印。但是，多年来亚子先生一直推崇林庚白的诗却是不曾改变的。不仅苏曼殊比不上，连说杜甫第二亦非狂语，这不免使人感到意外。至少亚子先生有偏爱林诗之嫌。
亚子先生等人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由香港到达北平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以林庚白的诗集赠送陈叔老。最有趣的是陈叔通先生与柳亚子先生同时乘轮北上，先到烟台，过济南后又同时改乘汽车，不想月夜失道，覆车公路侧，所幸两位老人都未受伤。这在柳无忌编的《柳亚子年谱》中全有记载。是不是他们在二月二十八日从香港起程时即一路谈诗论文，涉及林庚白的诗，这就很难说了。
林庚白死于流弹，不管怎么说这是侵略者的罪恶，这笔账不能不算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头上。
一九八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