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开明书店的作风一向是认真严谨的，开明书店的同人是注重团结与友谊的。开明书店的编辑先生们几乎个个具有学者的风度，长久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开明风”。
这种“开明风”，在叶圣陶先生的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或者说叶先生的风度也代表了“开明风”。开明书店的职工颇以“开明风”为自豪，而且在书店内部还有一个组织“明社”，目的也还是为了团结互助，坚持事业，发扬这种“开明风”。
前几年，偶然看到一份残缺不全的十六开本的铅印刊物，名为《明社消息》，题字出自叶圣陶先生的楷书，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十三、十四期合刊。该刊第十二期则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于重庆油印的。听说这个刊物每期也不过印几十份。
那时开明书店的总店还设在重庆，不久即复员回到上海。
明社自渝迁沪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开的，地点就在开明书店发行所楼上的编辑部。到会的共三十八人，由叶圣陶先生主持。就在这份铅印的《明社消息》里，刊有一篇《明社迁沪后第一次社员大会记》，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次聚会也可以说是分别八年的开明留沪同人与复员归来开明同人的团聚，气氛相当热烈。留沪的同人中就有徐调孚、王伯祥、周予同、夏丏尊诸先生。王伯祥先生在会上发言，他从字形上解释“开明”二字很有趣，他说： “开字是门里两只手，两只手把两扇门向外推。明字是窗子外面一个月亮。因此开明，便是推开天窗说亮话，大家推诚相见，没有不可以商量的。”周予同先生专门谈了“开明风”的意义，而且讲到“开明风”怎样给了留在沦陷区的同人们以坚持的力量，他说：“在胜利前几个月，我们的日常生活穷迫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所得的薪金不够早晚两次（乘）电车，中午吃一顿客饭；然而我们来回的走路，带了家里预备好的饭匣子用开水冲泡来充饥。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也为了自己，……等待胜利。”其间，夏丏尊先生等不为敌人所诱，又曾被捕入狱，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性格。这都是开明同人的骄傲，也是“开明风”的胜利。叶圣陶先生讲了明社的性质，他说： “明社的性质与工会不同，凡在开明书店做事的，都是明社社员，连经理也在内。明社是一方面协助同人生活，一方面使公司业务推进的一个组织，是极民主的。”对于“开明风”，叶先生也讲得极好，他说：“开明书店一向为同业所看重，说‘开明风’了不起，可是这八年中，我们自问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见我们只能处常，不能应变。实事求是果然对，进取精神可太差，我们不妨在明社大会中讨论讨论，如何转变开明风，使这个缺陷弥补起来。”叶先生是有影响的。他的话很有分量，也是有针对性的。他讲的开明进取精神差，并非谦虚和客套，因为结合抗战胜利前后动荡的时局，如果仅仅满足于踏踏实实地坚持文化事业显然已经不够了。叶先生的话是从实际出发，也是意味深长的。他是为了给“开明风”
注入时代的血液，为了开明的继续前进，而他自己，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表现得特别英勇，确实紧握战笔，冲锋陷阵，勇敢无畏地走在了前头。
明社的事，在我国现代出版史和叶圣陶先生的年谱中似乎都应该记上一笔，可惜都被人忽略了。至于《明社消息》创刊何时，一共出刊多少期，现在连叶先生也记不起来了。明社还有社歌，大概叶至善同志还记得那歌词和曲调吧。
一九八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