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给费用，老夫随手消尽，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倒叫秘书令见笑了。不知阁下深夜光临寒舍，有何赐教？”
郤正立刻收了笑意，说道：
“将军引军入都，已是犯了大忌，此刻还留在成都究是何意？”
大将军姜维故作惊讶道：
“军情紧急，老夫来不及安顿兵马，想必皇上圣明，不会责怪罢？”
“郤正不请自来，只是为蜀汉社稷着想，将军若听不进去，也便罢了。”
说着，秘书令已经起身欲走了。
“令先留步！老夫愿闻其详。”
“黄皓枝附叶连，早有以右大将军阎宇取代将军之意，如今即便皇上圣明，只恐久居成都不去，将军迟早便有祸事！”
郤正如此开诚布公，倒让大将军姜维感动了。
“那么，老夫该何去何从？”
“走！”
“回汉中么？”
“汉中只怕是回不去了，朝廷已下旨命巴郡太守柳隐驻防汉中。”
“哦！汉中乃蜀魏前沿重镇，我若不归，必至空虚！”
“蜀汉以文治为先，武功尚在其后了。将军不要再多想，眼下先领兵速去，寻相宜之地屯驻，只要将军无难，蜀汉总还保存着你这股实力。”
文治为先，武功尚在其后。郤正准确地说出了蜀汉朝廷为政的本质。这就是一种如水的国策。太平盛世，这种国策或许是上善之策，但逢此乱世，这种国策却只能导致社稷荡覆。尤其，安内重于攘外，在这“文治”当中，权奸起伏，倾轧凌夷，又隐含了多少内部的自我耗损……
“令先，老夫有一问，不知是否妥当。”
“将军请说。”
“若曹魏真有一天兵临城下，打到了成都，依先生之见，我该作何打算？”
沉吟了许久，大将军姜维还是问出了这个涉嫌大逆的问题。
郤正先是一愣，随后，他给出的回答却让大将军姜维更加呆愣了。
郤正面不改色地说道：
“依令先之见，只一个字——降！”
“不战而降？！”
“是，魏军若已经打到了成都，只说明其势已不可挡，其时若再困兽犹斗，只能使得生灵涂炭。”
“令先此言，老夫便可弃国之大义于不顾了么？”
“令先敢问将军，今日魏国还是曹姓天下么？”
“曹魏朝廷司马氏专权，已是天下尽知的事。”
“对了！所谓国者，无论蜀、魏，皆是假托一姓，然则实质上，国是天下苍生的国，非曹氏之国，亦非刘氏之国。今曹魏势不可挡，天下归一，已是大势。令先并不囿于蜀、魏之别。先主名备，今上名禅，诚如其名，先主备之，今上当禅与他人了……”
此番言论真的便是大逆不道了。大将军姜维闻听之下，却并没有震惊万分，他只是被郤正话中的一个观念所击中。
——国是天下苍生的国，非曹氏之国，亦非刘氏之国。
随着这句话，数十年来纠结着他这个“去国之人”肺腑的心结，似乎突然被打开了。
仇国
蜀景耀六年（263年）。农历癸未。孟秋。沓中。
虽然已经入秋，沓中的夏粮却依然青涩。这里高寒而阴湿，就连四季的更迭都会慢一拍，春耕秋收，在这里，总会延迟一步。时光仿佛被抻长了，让人觉得遥遥无期。
大将军姜维上一年从成都匆匆离去，与其说是重回前线尽职戍边，毋宁说是怀着一颗战兢之心远走避祸。成都酝酿着的风暴，并不比曹魏从洛阳吹来的风声和煦。他为自己的行止感到了失悔，一想到自己实质上依然如此耽忧着蜀汉的安危，他便有些讶然。原来，这个他所羁旅的国度，纵使给予了他百般的煎熬，却仍是他心中要命的所在。再则，作为一个历经锤炼、已是花甲之年的人，却情绪失控、率性而为，这亦是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在一种几乎是自我惩罚的心情之下，他将自己屯兵的去处选择在了沓中。这块荒蛮之地，比邻羌水，南北峻拔的山岭犹如铁钳一般将其紧紧挟持，俨然一块上佳的流放之地。
在这里，大将军姜维才获得了一些内心的安宁。
他像一个自我放逐的罪人，率领着三万将士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在具体的劳作中，洗涤自己心中的戾气，让自己也和这里的时光一同缓慢下来。对外经年的杀伐，对内经年的倾轧，此间种种，对于一个人的戕害，在沓中，都得以渐渐地复原。他重新觉得，自己渐渐恢复成为一个心底澄明的人了。他在天地之中进行着最为朴素的劳作，怀着感激与敬畏，怀着对于丰收的盼望。
——谁能想到呢，当这个时代即将风云激变的时刻，蜀汉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却在种田。
此刻，大将军姜维与那个有志于写史的下属陈寿坐在田埂旁。陈寿在他的举荐下，已经被任命为观阁令史，不日即要到成都赴任了——皇帝刘禅似乎对大将军姜维屯田沓中很满意，很快就允准了他的举荐。
沓中的秋阳明朗却热力有限。
陈寿揪下一支麦穗，摘几颗麦粒放入嘴中咀嚼，欣然道：
“再有一旬，应当便可以收割、打碾了，将军率领将士们挥汗耕耘，眼见便要收获在望了。”
大将军姜维缓缓地说：
“万物生长，这都是天地的馈赠。”
“是。粮秣不足，历来是我们用兵的致命问题。将军从根本处入手，屯田生息，算是高瞻远瞩了。”
将耕耘与征战联系起来，陈寿依然是这样的思维。大将军姜维看着阳光下自己的影子，幽幽地说一句：
“不知这千顷良田，我们还能不能等到收割的时候。”
陈寿一时哑然。军情严峻，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但是，身边这位蜀汉的军事首长如此悲观，还是令他有些惊讶。
“听说你那位老师写了篇《仇国论》，能不能背给我听听？”
大将军姜维换了话题。
陈寿却好像是早有准备，闻言从怀中摸出一张抄满字迹的绵纸递了过来。大将军姜维接在手中，虚着眼睛细读起谯周的这篇大作。
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
在这篇名为《仇国论》的宏文中，谯周以寓言的笔法虚构了两个国家：“因余”和“肇建”。
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甚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勾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的道理。
高贤卿又问：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时，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现在肇建国内有缺陷，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与西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处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仗剑鞭马、夺取天下呢？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现在我们国家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多国并立的形势，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刘邦那样南征北讨。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不要轻易出击。”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因此商汤、周武王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当然，如果有人能用兵如神，穿越急流、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那就不是我愚子所能说清楚的事了。
这篇宏文影射着甚么，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与现实的贴合，谯周的这篇《仇国论》一经写出，便在蜀中广为流传。此文显然是在讽谏蜀汉多年来的“极武黜征”了。但谯周却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分，皇帝刘禅反而让他官升一级，如今做了蜀汉的光禄大夫。
因为，有一个人会替蜀汉皇帝担负这个误国的罪名，那就是大将军姜维。
多少年来，皇帝刘禅已经不动声色地将所有伐魏的责任都转移到了大将军姜维的身上。蜀汉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那个劳民伤财、致使蜀中不堪其苦的罪人，便是这个姓姜的大将军。仿佛，这个姓姜的大将军才是蜀汉的最高决策者——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蜀汉的臣民们都忘记了基本的逻辑。
那个坐在成都皇宫龙椅上的天子，因势利导，就是这样给他的臣民们树立起了一个“弱君”的形象。
对此，大将军姜维已经不愿辩解了。毕竟，每一次伐陇作战，他都是身先士卒的，这也是事实之一种。
收回目光，大将军姜维说道：
“文辞华美，令师著述万卷，果然是文章高手。”
“除却文辞，将军对文中的内容作何感想？”
“还有谁会比你更了解自己的老师呢？还是你来说说罢。”
“属下以为，此文鞭辟入里，说清楚了弱国处世的根本原则。”
“呵呵，诚如文中所言，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小国理应偏安自保。但是，如若大国打来了又将如何？令师却没有明示。”
“然而实际上，是蜀汉在屡屡攻魏啊！”
陈寿急迫起来，不自觉便直接以魏蜀的现实来说话了。
“不错，还有一个现实是，如今我们息兵不几年，曹魏便已经摆出鲸吞蜀汉之势了。”
“将军是说……”
陈寿迟疑着。对于如今的局势，他不是不知道。近来，曹魏都城洛阳频频传出重大军事部署的消息，镇西将军钟会、征西将军邓艾、雍州刺史诸葛绪等一班曹魏重臣都有令人耽忧的调动……
“不错，蜀汉以小击大，更多是出于自保，不给大国以喘息之机，更多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以攻为守。当然，以小击大本就是搏命之举，蜀汉因此憔悴，亦是小国注定的悲哀。也许，当有一天小国丧失了搏命的勇气，便是亡国的开始了。”
大将军姜维的这番话令陈寿深思起来，少顷，他犹疑着开口：
“可是，蜀中风传将军屡次出陇，更多是基于私心，一则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名，二则，乃是想衣锦还乡。”
对于这个指责，大将军姜维并不愤然，他甚至在心中暗自省察，承认这个指责虽有罔顾大局之嫌，却也是言中了某些他内心的隐秘。
“多说无益。昔日曹操攻克汉中，蜀中便一日数十惊。当汉中被先帝刘备获取，关陇形势必然随之紧张。曹魏历来将防蜀重点放在关陇一线，而蜀汉北取关中实难得逞，却可与陇上羌胡结为羽翼，故唯一的进路只有蚕食雍凉。老夫出陇，非自己所欲，实为局势所决定。整个陇上，事关蜀汉生死存亡之大局。我可以预言——魏若灭蜀，必然还是要从陇上取道！”
不经意间，大将军姜维的情绪已激昂起来。
陈寿默默不语，内心却波澜起伏。从大将军姜维的言谈之中，似乎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蜀汉的覆灭了。这太消极，尤其，还是出自一位蜀汉军事首长之口。
大将军姜维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他不愿意自己又失却了从容。待到气息稍定，他转而问道：
“令师是益州本土人士罢？”
陈寿不知他何来此问，答道：
“是。”
大将军姜维微乜着眼睛。对于谯周的来路，他是熟悉的。
谯周的父亲学识宏富，尤精于《尚书》，早年便在益州颇有名气。谯周幼年，其父去世，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其人酷爱读书，虽家境贫寒，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上，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一手辞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益州学人的景仰。待到刘备入蜀，蜀汉政权建立之时，为了缓和、弥缝与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名士为官。这样，谯周便以其名望被诸葛亮荐举为劝学从事，自此迈上仕途。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后，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事务，这一年，谯周不过三十三岁，却已经被誉为了“蜀中孔子”，俨然成为了蜀中学人之领袖。延熙元年（251年），蜀汉立刘璿为太子。谯周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负责教导太子。
此刻，大将军姜维问及谯周的籍贯，是因为他从这篇《仇国论》中，看到了益州本土人士对蜀汉已然产生出的那种不满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