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是相对于第一国际而得名的。1864年，英、法、德、意4个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此即第一国际。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后来成为实际上的真正领袖。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新的历史形式下第一国际渐趋衰微，民族国家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被提上日程。1876年，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第二国际诞生于1889年，是年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德、法、英、美、俄等22个国家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个人代表大会，它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劳工法案》，倡导8小时工作制，宣布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但是第二国际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和纲领性文件。为适应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历史特征，第二国际不复以各国工人政党上级自居，很长时间没有常设机构和共同规章，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给各国政党指引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第二国际以资本主义内阁支持政府拨款，各国社会党热衷帮助政府参加“一战”为标志，开始走向解体。列宁在得知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的消息后，当即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虽然，1920年7月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在日内瓦开会，正式在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但是明显右倾的第二国际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同俄国担纲首领的第三国际分庭抗礼了。
第二国际的成立很大程度上系恩格斯大力促成，其文化思想虽然尚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始终如一地延续下来了。第二国际除了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这样身体力行的革命家，还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等一大批理论家。一方面，在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争中，“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围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话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也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时尚，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拉法格信曾经说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7]由此可见，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两人对是时被恩格斯称为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的马克思主义热情，已经极不以为然。两人更愿意它能够成为行动的指南。这可见，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之初，就具有巨大的与时俱进的阐释空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无疑亦当作如是观。
罗莎·卢森堡撰于190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进步》一文中，有一段可以代表这一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卢森堡指出，工人阶级不仅长于斗争实践，而且如恩格斯所言，它是今天唯一保持了理论兴趣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求知欲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从精神上说，工人的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文化革新。那么，什么是文化，特别是阶级社会中的文化？卢森堡的回答是：“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即科学和艺术都是统治阶级的创造物，其目的部分是满足社会过程的需要，部分是满足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需要。”[68]
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化与文明基本同义的普遍用法，文化的概念已经开始变得更为明晰起来。虽然文化这里对科学和艺术一视同仁，可视为广义上精神生产的同义语，但是第二国际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考茨基，已经在分辨精神生产中科学和艺术的不同应对策略。而一切阶级社会中的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著名的文化命题，将在两年后列宁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得到最为系统也是最为正统的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还就新旧文化的交替过程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在建立文化领导权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处境和努力空间完全不同。她指出，处在上升地位的阶级，如法国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也能够在取得政权之前，首先在思想上获取统治地位。如此新兴阶级在自身处于被压迫阶级地位之时，就可以提出与没落阶级旧文化针锋相对的新文化来。但是无产阶级不同，在卢森堡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力是无所不在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要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就断无希望自动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内部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文化以外的任何其他文化。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物质内容及其整个社会基础，然而也只能在这个制度和惯例内部，享受有限的文化自由。故而有人称无产阶级开始戴领带，用名片，这都表明了工人阶级在分享文明的进步，实在不足一道。卢森堡强调说，工人阶级只有从他们当前的阶级状况中完全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假如比较日后葛兰西将要提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说，卢森堡是暗示了文化霸权学说的初级阶段。
第五节 伯恩斯坦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的一个部分，同样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争展开的。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工人家庭，16岁时，中学未及毕业就进了柏林银行当职员。1872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追随拉萨尔主义。1874年，他参与写作《哥达纲领》。1875年，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道，联合拉萨尔派，在哥达筹备了“统一党国会”。伯恩斯坦此后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说，他曾迷恋过杜林，特别是后者对社会主义中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但是1877年，恩格斯反杜林连载论文发表后，他同杜林的个人关系开始疏远。1880年12月伯恩斯坦与倍倍尔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次年起他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直至1890年该报停刊。其间“恩格斯开始同我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而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恩格斯多半是受他的委托而写信的”[69]。恩格斯还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之一。恩格斯逝世后，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斯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6篇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质疑。伯恩斯坦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被认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纲领。列宁曾经给予此书这样的评价：“爱德·伯恩施坦的名著《前提》这样一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70]
一、修正主义的提出
伯恩斯坦挑战的首先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辩证法。进而将早期马克思主义与后期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具有强烈的布朗基主义暴力倾向。奥古斯特·布朗基曾经担任巴黎公社议会主席，不遗余力投身革命。不同于一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屡败屡战，策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来罗莎·卢森堡和伯恩斯坦，都也用布朗基主义的名义，指责过列宁。《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一版序中，伯恩斯坦就提出《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描绘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结论则是错误的，如对于发展时间的估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晚期形式，伯恩斯坦则表示支持，认为马克思晚年承认了在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立法改革，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必非得求诸革命。在这里，上层建筑的改革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并且在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它在目前固然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但毕竟已经存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71]
我们不难发现，伯恩斯坦这里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文化决定论，相信政治、制度、法律和伦理，总而言之，上层建筑的改革，最终可以影响经济基础，替代暴力革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诚如他接下来所言，对于资本家的剥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可见，说伯恩斯坦是进化论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鼻祖，应是实至名归的。
伯恩斯坦自称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许多观点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他说，两人的著作曾经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特别是恩格斯一直与他保持私人友谊，而且在遗嘱中表明了对他一以贯之的信任态度。但是他之所以背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论，实是他长年以来内心斗争的结果。甚至，他声称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经明显改变了自己的见解。十年之后，《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行一万三千册版的序中，伯恩斯坦再次重申他写作此书的宗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公式，而是取决于此一阶级的历史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工人阶级所必须实现的是理想，而不是教义。如果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那么他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
在1909年撰于柏林、根据同年4月在阿姆斯特丹一次讲演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中，伯恩斯坦交代了“修正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他声明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并非他的自愿选择。进而引申道，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英国革命时期的教友派，甚至辉格党和托利党，最初都是骂人的意思，托利本义是强盗，辉格是酸牛奶的意思。但是它们最后都被人心平气和地接受下来。这样来看修正主义，还不是一个太糟糕的名谓。至于包括他在内的修正主义者有哪些特点，伯恩斯坦认为修正主义并不天生意味着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所谓但凡修正主义者，首先必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这是任何一个修正主义者都担当不起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他这个头号修正主义者看来，又是什么呢？
伯恩斯坦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者大抵流于空想，多多少少是些异想天开的人，要不就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对现存社会缺乏深刻的基本分析。马克思则恰恰相反，主张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律，既不能任意图谋改变，也不能任意把它僵化。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它作了最系统的概括。伯恩斯坦提请读者注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发表在同一年里，认为这两部著作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它们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绝不会是巧合。两者的基本思想，也是表现了同样的精神。两位作者都放弃了求诸上帝，就像达尔文阐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新形态和品种起源一样，马克思阐明了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故马克思的功绩首先在于，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家，他追溯人类劳动手段的历史，将社会发展还原为生产工具的发展，而生产工具正是人类器官的延伸。
二、平衡经济与意识的“科学理论”
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并提，这也许是伯恩斯坦的创举。事实上源于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虽然风靡一时，大有与马克思主义争锋并进的态势，包括考茨基同样也热衷于社会进化论，终究还是时过境迁，仅仅流于理论的传布和记忆。对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进行的、不断采取新形式的历史，伯恩斯坦认为这很可能是给人作了片面的解释：
人们可能夸大了技术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人们可能忘记了人类具有思维的头脑，忘记了思想和意识形态、道德和法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它们对于文化发展，甚至生产发展都是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人们可能十分片面地理解生产方式的概念，极其夸大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人们可能从另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冲淡得黯然无色，把决定力量过多地归之于思想意识，过少地归之于经济因素。[72]
伯恩斯坦这里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谓两种片面倾向的批评，其实并无新意。伯恩斯坦认为经济决定论是忽略了上层建筑的“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但是他同时认为有些人反过来过度鼓吹思想意识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取，因为那是忽略了经济的决定地位。对于这样一种平衡论，事实上即使是不遗余力批判伯恩斯坦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也无从辩驳。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坦在这里将文化发展与生产发展对举，以“文化发展”来表现整个精神世界的生产。相较马克思上层建筑和基础的比喻，文化的概念开始显得相对明晰起来。此外，伯恩斯坦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同样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那种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思想乃至上层建筑另一个名称的一般含义，而显然更多倾向于“观念的科学”这一意识形态的本义，是以同思想、道德和法权概念可以并列，一起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不过，伯恩斯坦最终还是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定位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上面，指出尽管思想有如此强大的生命过程，一般的法权观念等等的根源，最终还是在于经济关系、社会状态和构成社会的阶级性质。伯恩斯坦承认，这一点在彼时学界几成老生常谈，是鲜有人提出疑义的。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社会主义从空中幻想拉回到了现实世界的坚实土地上来，两人故而将社会主义理论从思辨的演绎转移到了现实的归纳。为此他高度评价《资本论》，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的结晶，与早年《共产党宣言》中的布朗基主义破坏热情完全不同。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以下两段话：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3]
这两段话中，伯恩斯坦特别用黑体字强调了“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和“变化过程中的”两处文字，换言之，一是规律，二是变革。伯恩斯坦认为，这两段话分别表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前者意味着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随心所欲或按照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重大的社会改革欲成为可能，必须改变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于此同样有着确定的界限。伯恩斯坦据此陈述了他同考茨基的分歧：
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不懂得，如果实际发展同毕竟只是由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屡次发生的），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也必须改变。[74]
正统马克思主义派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主要代表。虽然，考茨基因为同伯恩斯坦相近的改良主义中派立场，以及“一战”时期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反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决态度，跟晚年的普列汉诺夫一样，曾被列宁指责为机会主义。伯恩斯坦同样耿耿于怀于普列汉诺夫激烈批判过他，反对自己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是工人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反唇相讥普列汉诺夫本人没有逃脱被本国革命者称为“俄国的伯恩斯坦”的命运。上面这段话，伯恩斯坦则是在反讥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是投身真正的科学理论。简言之，考茨基是回到了《共产党宣言》中已被马克思本人纠正的原理和思想，对马克思在发展顶峰时期所写的著作视而不见。
三、文化的作用
总体上看，伯恩斯坦更愿意强调社会主义运动中文化的潜移默化非暴力功用，虽然对于文化本身的分析，还未及提上日程。《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文献中，他曾多次重申，透过反动势力的抽搐挣扎，他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而他正是将阶级斗争即工人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因此我希望，对于那些还不了解社会主义并且对它抱有成见的人，我的解释即使不能争取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指一个巨大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这一运动集中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政党，在工人中间扩大社会启蒙工作，启发对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理解，启发对那些为了继续推动社会沿着社会进步的轨道前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的理解，它正是通过这些而为整体谋福利的。如果没有这一运动，那么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不仅是革命，而且会有无政府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一切恐怖。[75]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于1869年，距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篇演讲文献的发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阿诺德写《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可视为对两年前通过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中普及公民权内容的一个回应，是时围绕公民选举权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它是不是应当被及城镇中的工人阶级。在伯恩斯坦的时代，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固然已经不成问题，但是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将文化定位在伟大人文传统的启蒙教育，将之与动乱暴乱的无政府状态对举，则无疑渗入了伯恩斯坦的进化论社会主义思想。阿诺德以社会主义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运动，推动社会沿着既定轨道前进，鼓吹启蒙，反对革命，避免无政府状态及其恐怖后果。这一切与伯恩斯坦本人多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何其相似。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818年，它显得不合时宜。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立场遭到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抨击。即便是伯恩斯坦的挚友考茨基，虽然一度不让普列汉诺夫在他主编的《新时代》上刊发攻击伯恩斯坦的文章，后来也转变立场，在1898年7月30日出版的《新时代》刊出普列汉诺夫的讲演稿《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标志着欧洲社会主义刊物上第一篇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文献的面世。考茨基编发了一系列著名文章，拉开同伯恩斯坦论战的理论大幕。卢森堡1899年出版《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对伯恩斯坦展开激烈批判。卢森堡指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标题乍一看来叫人惊奇：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社会改良，也并不将推翻现存制度的社会革命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问题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实质上是要取消社会革命，以社会改良来取代阶级斗争。卢森堡认为，伯恩斯坦鼓吹资本主义无须经历暴力革命，就可以通过经济、道德和文化的渐进提升，通过倡导自由主义，而和平渗入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这在阶级社会里是断无可能的。卢森堡说：
他（伯恩斯坦）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这些阶级有截然相反的利益、意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暂时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伯恩斯坦所谓的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76]
卢森堡的批判除了比较坚持党性和阶级立场外，应当说是比较理性的。如她指出伯恩斯坦提倡的自由主义和抽象道德，“暂时”只是一种幻想，一种欺骗，换言之，它们不适用于阶级对立依然尖锐的第二国际时期的西欧各国。这也是事实。但是不是科学必分资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民主和道德必分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民主道德？概言之，我们是不是有判然两分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化，和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对于这个问题，日后雷蒙·威廉斯将提出他的明确质疑。
第六节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祖先是鞑靼人，父亲是退职上尉，母亲为别林斯基近亲后代。他19岁就参加民粹派组织，投身革命，24岁迫于沙俄政府搜捕，第二次逃亡欧洲，开始长达三十七年的流亡生活。这期间他多次见到恩格斯，结识了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和伯恩斯坦等一批第二国际领军人物，且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他还在日内瓦大学和巴黎大学求学，在图书馆里大量阅读，通晓德、英等多种欧洲语言，能用法语流畅写作。从这个履历来看，普列汉诺夫对欧洲的文化传统的熟悉，当不下于对他自己祖国的文化的熟悉。
普列汉诺夫作为政治家并不成熟。他早在1883年就在日内瓦组织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劳动解放社”，1903年10月他与列宁共同主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当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然而普列汉诺夫晚年转向孟什维克保守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则使他曾经夺目光辉的政治生涯前功尽弃。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开创性贡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阵营，都是公认的。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系列日后影响深广的著述纷纷面世，主要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资产阶级革命》（1890—1891）、《唯物主义历史观念》（1891）、《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等。
一、生产力与社会心理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也是第二国际最有代表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3年至1927年，苏联出版过24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6年又出版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伏·福米娜在给该书所撰长篇绪论中，开篇给予他如下崇高评价：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最卓越的思想家和评论家。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卓越著作出现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捍卫、论证并通俗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深刻地阐发并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思想体系的作用，等等。[77]
按照福米娜的归纳，普列汉诺夫有关哲学史、美学史、社会政治思想史方面，特别是有关唯物主义和俄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是他对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78]。应当说，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被公认是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哲学及史学著作。所谓一元论，是针对心物二元论而言，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确的历史观只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举。普列汉诺夫之后交代，为了让这本书通过审查，他不得不隐去“历史唯物主义”，取用了“一元论”这样一个晦涩的词语，并托名别尔托夫，才得以在国内正式出版。列宁称此书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5年1月30日年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称赞此书出得非常及时。2月8日又直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祝贺此书终于能在铁幕森严的俄国国内出版：
维拉把您的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79]
从中可见，恩格斯未及读完此书，已经判定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未必是客套话。第二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的德文版就在斯图加特面世。之后此书被相继译成法、英、意、西、波等多种文字，堪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经典性理论著作。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系论争之作，故言辞犀利。该书第二、三版序言中作者声明在先，说他不想修改自己的各个论据，因为对论战性著作做任何修改，都意味着用新的武器反对自己的论敌，迫使对方用旧的武器作战，这是不公平的。特别是自己当时已经故世的主要论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尤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开篇就陈述了他同米海洛夫斯基的分歧，他引了后者1894年1月在《俄国财富》上的一段话：“如果您现在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有些过分性急地向您声明，他是‘唯物主义者’，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曾经是我国很早以前有过的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崇拜者那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是您的交谈者无论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这些方面他所具有的甚至是极为模糊的概念。他想说的是，他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信徒，而且还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义上……”[80]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理论家展开论争的首要问题，就是为唯物主义辩护，说明它并不是如论敌所讥讽的那样，是一种唯经济论。
那么，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试图用精神属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物质属性。反之唯物主义则试图用物质属性，用人类的或动物的躯体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故一切将物质看作第一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阵营，一切将精神视为第一因的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这一解答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特别是以生理组织来释精神现象，最多是17世纪经验主义和18世纪感觉实证主义针对形而上学的矫枉过正之谈，要将它定位为与精神之学对举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质，多少显得言不由衷。但是，普列汉诺夫紧接着对唯物主义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断，则无疑开始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更具体表述。普列汉诺夫指出，时间在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建构起了最为丰富多彩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使得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跟另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面貌”[81]。时间即历史，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每一个时代独树一帜的文化结构，使它的物质基础同其他时代区别开来。这已经不是决定和反决定的辩证问题了。
一般认为第二国际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架构的同时，也确认了一种经济决定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普列汉诺夫重申，生产力的特定状况不仅制约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同样还制约着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外部关系。在此基础上，为满足社会出现的新的需要，产生了新的机构。但是这些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包括武装系统、战略、外交、国际法等的发展特点，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由是观之，阶级关系可以还原为生产关系：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82]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了“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它不是应付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而是被视为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换言之，它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到无意识层面的积淀和转换过程。这一思想，将在以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进一步看，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有更为细化的陈述。上文中言及的政治理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还属于思想体系的初级阶段，哲学与艺术属于在它之上的高级思想体系。为此他比较了马克思和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伊波利特·泰纳的哲学与艺术观念。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所有信徒都无条件同意泰纳，愿意认可一切艺术作品和哲学体系，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来加以解释。只是问题在于，这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又当何论？泰纳的回答是，人们处境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这同样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普列汉诺夫指出，究竟是什么引起社会人处境，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呢？
普列汉诺夫指出，关于泰纳，说明文化的缘起面临一个悖论。那就是他以社会心理为终极因，认为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特定民族的工业和全部社会设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人的心理取决于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又决定于社会心理，这分明是一个悖论。故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真正解决了这个18世纪启蒙运动以降叫人一直头痛的二律背反。这个解决之道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即是以生产力替代社会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因。即是说，社会环境的属性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一旦生产力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特征也相应得到确定，同时适应这种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得到了确定。如是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及风俗为另一方的相互作用，最终是在生产力状况上得到了说明。
二、论卢梭
生产力状况上的最终说明并不等于经济唯物主义。事实上对于是时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奉行的经济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多有反驳，认为那是民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历史观。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书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普列汉诺夫对经济唯物主义有过如下质疑：
该怎样称呼这些虽然断言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同时却深信这个因素——即社会经济——本身乃是人的知识和概念的产物的人的历史观点呢？除称为唯心主义观点外，不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为别的东西。可见，经济唯物主义还不排斥历史唯心主义。[83]
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很明确：经济决定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宜用来替代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来分析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起源。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喜欢到处乱套用经济因素。关于哪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这个问题提得不恰当，黑格尔就是例子。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世以来，只有理论上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忽略社会历史因素的复杂性。
本着这一基本视野，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卢梭等人的文化思想。《让·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一文1912年9月刊于《同时代人》杂志，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这篇曾经作为附录被收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著名文献，在国内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卢梭何以有着不同于同一时期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观时，再三强调生产力是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最终因素，以及特定地理物质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这一切都显示出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文化思想。如他指出，研究原始文化不在于树林里漫步，灵魂出窍与神明交游，反之：
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84]
卢梭“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就是不人云亦云，不屈从用观念来解释18世纪世界的流行作风。反之卢梭懂得，要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弄清楚原始人的观念为什么并不是终极原因。有些人坚持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就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却没有指出他们何以会有这种观念。故卢梭是坚决反对用社会政治概念的发展史，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卢梭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之前，是需要许多时间的。虽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问题在于能力和智慧的发展进步在卢梭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普列汉诺夫指出，卢梭很清楚他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究竟是哪些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这些条件，说到底也是地理环境和物质生产的条件。
正是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认为卢梭与爱尔维修相似。他引爱尔维修的话说，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所成，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必然。这个时代的必然就是环境和初民的需要。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卢梭举例说明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与传播应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在希腊，阿提卡的山石地貌比斯巴达的肥沃土壤则更适宜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由此卢梭得出的结论是，北方民族一般来说比南方民族更为机智，是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卢梭感慨大自然在吝啬赐富饶于土地的地方，将富饶赐予了精神。继之，在沿海和河流地带，人们发明了捕鱼器具，由此成为渔民；在森林中，人们发明了弓箭，由此成为猎人；寒冷地带，人为御寒以兽皮为衣；火山地带，人们开始有了冶炼金属的灵感；如此等等。所以说到底，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
卢梭在其关于文化发展大概过程的猜测中既然以这一毋庸置疑的原理为指南，他就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不过他对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的人类“生活条件”却很少了解。因此他对这种生活条件的观念完全不正确，这样在把自己正确的方法应用于思考文化领域内人类最初的进步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造成了许多困难。[85]
普列汉诺夫认为，卢梭肯定科学和艺术的缘起和发展首先取决于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不是知识观念，足以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是他没有去深入了解彼时人类生活的具体条件，终究还是功亏一篑。这个原初初民文化发展的“生活条件”，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私有制的产生先于国家的产生，换言之，人们的政治关系将因他们之间的公民的、财富的关系来加以说明。这终究还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而卢梭对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这一唯物主义态度多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们视而不见，反之只欣赏卢梭行文的华美风格，真是遗憾之至。
三、论文化发展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化发展思想，福米娜（又译福明娜）有过一个提纲挈领的评论。她着目的首先还是阶级性，她说：
普列汉诺夫，在争取俄国先进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俄国先进文化优秀代表们的接替人和继承者，他保卫了这个文化的伟大传统。但普列汉诺夫并不仅以保卫文化遗产为限。他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学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研究俄国民族文化时，揭示了它的阶级特征。[86]
所谓文化发展的阶级特征，据福米娜的归纳便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和思想必然具有阶级性，而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则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故福米娜读普列汉诺夫，重点便是他笔下的19世纪前期带有鲜明的贵族色彩的俄国文化。到20世纪文化力量则表现为两个极端：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
福米娜对普列汉诺夫文化思想的评价毫无疑问具有列宁主义的色彩。用福柯的理论范式来说，便是一切时代的文化表征及其认知，必然笼罩着权力的阴影。理论的范式转换固然日新月异，文本的原初意义的解读即便同样可以与时俱进，终究还是有着一个历史主义的视域限定。由是来读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探讨”的“美学问题”，他的艺术论《没有地址的信》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代表作。我们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其实是远非阶级特征这个标签可以概括的。
《没有地址的信》系普列汉诺夫1899年至1900年间写成，他生前只发表了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以《论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为题，最初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机关刊物《创始》1899年第4期也是最后一期上，该杂志是年5月号即告停刊，普列汉诺夫这篇原打算分两期刊完的文章半途中止。同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1期重新刊登了上述文章，只是将论文改成了书信体文献。《科学评论》次年第3期上，以《原始民族的艺术》为题，刊出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封信。后面四封信皆系在普列汉诺夫遗稿中发现。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该书中译本，则根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原文做了校订，将第二、三封信合并为第二封信，第四封信作为第三封信，第五、六封信合并为第四封信。
普列汉诺夫的第一封信开篇是从托尔斯泰的著名美学论著《什么是艺术？》谈起的。托尔斯泰认为自鲍姆加登开辟美学学科以来，谈美的各种学说汗漫无边，多不胜数，但无非是两种基本倾向：其一是某种绝对理念的显形，其二是无关功利的快感。前者是客观主义，后者是主观主义。总而言之都是走神秘主义路线，把本来清晰明白的东西越讲越糊涂。故而假如寻求给艺术下个定义，必须将它与美脱钩，才不至于落入纠缠不清的形而上学泥淖。按说托尔斯泰呼吁艺术定义与美脱绑不失为明达之见，但是托尔斯泰接下来给艺术所下的定义，即将艺术定义为情感的表达和交流，似乎也是老生常谈，并无太多新意。普列汉诺夫不满意托尔斯泰将艺术与语言两分，即我们使用语言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使用艺术来相互传达自己的情感。他反驳道，托尔斯泰这里说得不对，因为语言服务于人，不仅表达思想，同样也表达情感。例如诗歌即是以语言为工具。同理说艺术只是表达情感，亦为不妥，因为艺术既表现情感，也表现思想，只是并非付诸抽象，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加表现的。
有鉴于此，普列汉诺夫声明他将毫不含糊地坚持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考察艺术。所谓唯物史观，他指出，是和唯心史观针锋相对的。例如：
圣西门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观察历史，以为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可以用他们的宗教观来说明，而拥护唯物主义观点的我则要说：希腊人的共和的奥林普斯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反映。圣西门对于希腊人的宗教观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回答说它们是从他们的科学世界观产生的，而我则以为，希腊人的科学世界观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本身是受希腊各个民族所拥有的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的。[87]
这可见，普列汉诺夫始终是在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释任何一个时代观念和文化的缘起及发展。在这一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的发展将为一切科学和不科学的观念形态提供最终的说明。对于艺术的研究，普列汉诺夫认为它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不仅可以说明艺术的个别问题，同样足以镜鉴艺术史的发展规律。它有别于达尔文的从生物学出发的进化论唯物主义，但并不等同于狭窄片面的经济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批评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美学。他引述了《物种起源》中动物也有美感的观点：“美感——这种感觉也曾经被宣称为人类专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某些鸟类的雄鸟在雌鸟面前有意地展示自己的羽毛，炫耀鲜艳的色彩，而其他没有美丽羽毛的鸟类就不这样卖弄风情，那末，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雌鸟是欣赏雄鸟的美丽了。”[88]达尔文接下来说，世界各国的妇女也都用色彩鲜艳的羽毛来装饰自己，这一点和动物没有两样。此外交尾期间雄鸟优美的啼声，无疑也是雌鸟所喜欢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和动物所喜欢的颜色和声音是同样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的结论可疑，因为达尔文陈述的事实并没有说明上述趣味的起源。而如果生物学不能说明审美趣味的起源，那么它就不足以说明人类审美趣味的历史发展。他进一步引述达尔文的文字说，美的概念，至少就女性的美来说，在人们心里是没有定见的。而且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从大多数野蛮人令人讨厌的装饰和同样令人讨厌的音乐来看，他们对美的感受力还不如某种动物，比如鸟类。由此针锋相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他的质疑意见，那就是既然美的观念在同一人种的不同民族之间各不相同，那么很显然，我们就无须在生物学中来探寻这一差异的原因。诚如达尔文本人所言，对于文明人来说，这些美感是与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即是说，达尔文本人言不由衷，当他将文明人、复杂的观念与思想进程同人类的美感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由自主地从生物学转向了社会学的立场。
不光是艺术和美感，文化亦然。在阐述人类对称感的由来时，普列汉诺夫总结出这样一条定律：大自然给予人以能力，而此种能力的练习和实际运用，则取决于它的文化发展进程。那么，何谓“文化发展进程”？普列汉诺夫调侃说他这里说的“文化”，是他有意使用的一个并不精确的名词。但是毋庸置疑文化发展同样最终将由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说明。对此普列汉诺夫这样回敬了他假设的多元决定论的论敌：
事实上，敬爱的先生，您是希望文化的发展进程也由其他的“因素”来决定。我要问您：艺术是不是这些因素之一呢？自然，您会回答说是的，于是我们就得出下面的论点：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是由艺术的发展所决定，而艺术的发展则是由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所决定。关于所有其他的“因素”，如经济、民法、政治制度、道德等等，您也一定会这样说。那末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下面的结论：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是由上述一切因素的作用所决定，而上述一切因素的发展则是由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所决定。[89]
可见，多元决定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是落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圈套。为此他追溯了史达尔夫人从民族性格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来分析文学的过程，指出这一观点为圣-伯甫等人接受，成为19世纪欧洲批评界的主流意见。进而指出，当泰纳断言人们的心理是因其境况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他声称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时，就是在重述18世纪的唯心主义观念。而泰纳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最精辟见解，显然是出于前者而非后者。摆脱这一循环论证的逻辑怪圈，其表述最终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90]唯有如此，普列汉诺夫认为，方是坚持了文化发展的唯物史观。
但文化发展的唯物史观不等于拥抱经济唯物主义。《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足以显示普列汉诺夫的文化思想，是不足以经济决定论一言以蔽之的：
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91]
社会心理在这里不复是唯心史观的符号，而成为从法律、政治到文学、艺术、哲学等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必需。换言之，一切文化形式，必打上社会心理的印记。这或可说明，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一路风行的法国批评中，何以对泰纳的环境—心理决定论始终情有独钟。
至此我们可以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化思想总结如下。文化诚如上文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坦言，尚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尚有待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做更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他的大量相关著述中无疑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将经济基础定位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为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之上。由是，他是为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定下了一块基石和一个基本框架。但与此同时，他对于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重视，则是充分细化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中间环节。从他对泰纳的欣赏中就可以看到，环境和心理是多么相亲相爱，联手演绎了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的过渡过程。甚至我们同样可以说，当普列汉诺夫断言泰纳认为环境决定心理是体现了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是在联姻环境与物质生产；当普列汉诺夫断言泰纳认为心理决定环境是重弹了唯心史观的论调，普列汉诺夫是联姻社会心理与精神生产。而在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之间，矗立着同样是立足于特定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政治制度。
第七节 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作为恩格斯的接班人，他长期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第一理论家，甚至一度有“马克思主义教皇”之称。卡尔出生在布拉格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父亲约翰·考茨基是设计师，母亲米娜是演员和作家，考茨基7岁时举家搬迁到维也纳。1874年起，卡尔·考茨基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哲学与经济，1875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0年他在苏黎世加入由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伯格资助的德国社会主义集团，并同赫希伯格私人秘书伯恩斯坦结为好友，在后者影响下，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次年，他在伦敦拜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83年，考茨基在斯图亚特创办了德国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月刊，1890年又改为周刊，考茨基担任主编直到1917年。1888年，恩格斯委托他主编马克思的3卷《剩余价值理论》。1891年，他跟倍倍尔与伯恩斯坦一道，起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成为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考茨基表达了明确的谴责立场，认为伯恩斯坦过度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称其期望联手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和平过渡取代阶级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投票支持军事拨款。考茨基建议投弃权票，持和平主义立场。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他曾出任革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
十月革命爆发后，走“中派”路线的考茨基，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围绕布尔什维克国家的性质，分歧凸显。列宁1918年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重申考茨基这个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到将之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故而是同普列汉诺夫一样，是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用诡辩论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革命灵魂，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用革命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考茨基1934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与独裁》一书中，则反唇相讥列宁先是在彼得堡、继之在莫斯科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暴力革命，是用新的独裁取代了沙皇俄国的独裁老传统。在开天辟地的革命大潮来临之际，考茨基的倒行逆施导致第二国际日渐式微，当在意料之中。1938年考茨基为避纳粹迫害逃亡布拉格和荷兰，不久卒于阿姆斯特丹。其子本尼迪克·考茨基在集中营里度过七年，其妻露易丝·考茨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卡尔·考茨基著述丰多，主要有《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土地问题》（1898）、《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社会革命》（1902）、《基督教的基础》（1908）、《无产阶级专政》（1918）、《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等。
一、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
考茨基1887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早在1919年就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易名《马氏资本论释义》。1926年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日文转译的单行本，题名《资本论解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阐释中最早登陆中国的著作之一，译者是戴季陶和胡汉民。戴季陶在译序中呼吁中山先生的门徒树立信心，像考茨基忠实阐释马克思的学说一样，来发扬光大孙中山的学说。胡汉民译序开篇给予考茨基如下评价：
“德国的考茨基无论他政治立场怎么样，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的解释，总算是第一个功臣。大抵他政治的思想，脱不了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社会的环境，时时有妥协的倾向，因而得机会主义者的徽号。尤其是做第二国际的指导者，到1914—1915年，实在是正统派名誉破产的时代。却是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说研究最深，他个人的学术素养，也足以为他制胜的工具。”
这个评价今天来看也是恰如其分的。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考茨基的地位多少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作为政治家固不足道，作为理论家则是标志了一个时代。故如胡汉民言，即便第二国际时过境迁，很快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替代，但它曾经的领袖人物毕竟是以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显目的篇章。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考茨基早期著作，理论形态谈不上成熟。但即便是这部最早的《资本论》普及著作中，考茨基也满怀热情地展示了新社会的曙光。该书第二编第十章结尾处，作者满怀热情地展望机械化大工业新时代的到来，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这一新社会的曙光，工业革命将为新人类的产生提供基础。这个新人类是完全脱离了手工业偏狭眼界的新人类。它不是原始共产时代的人类，那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类，那是压迫奴隶，须得购买美和力的时代，而是身心全面发展的活泼泼的快乐人类。这个新时代的展望，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复兴了古希腊极力推崇美和精神的黄金时代乌托邦。
考茨基1902年出版的《社会革命》一书，应是他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辟专章讨论过精神生产的问题。何谓社会革命？考茨基首先引证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将社会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革作为社会革命，并认为它的起因是经济基础的变革。要之，考茨基的解答是，社会革命的概念很显然不同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后者是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发现美洲等事件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动因，而不是革命本身。就此而言，相对于经济基础变革的上层建筑社会革命，从文化的广泛意义上言，总体上亦可视之为文化的建设问题。
《社会革命》的第八节题名为“精神生产”，比较集中地见出考茨基的文化思想。所谓精神生产，是相对物质生产而言。它的内容包括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考茨基指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来说，继续推进此一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既然改变了物质生产，它必然也不愿看到精神生产一如既往，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毫无二致。那么无产阶级的精神生产又当何论呢？
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物质生产破除旧的生产力桎梏，艺术和科学的物质资料将会进一步丰富，社会财富积累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为先决条件，考茨基逐一分析了他所划分的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其一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其二是由个体企业承担；其三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只有在这三方面协调妥帖，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有可能满足高度发展的精神生产的需要。
首先，社会团体从事的精神生产。考茨基这里所说的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而非今日社会人员、社会车辆这一类的闲散指意。这个层面的精神生产主要是教育，直接关涉到科学。考茨基指出，从最基础的国民教育，一直到高等学府，除却为数很少的私人学校，都属于此一形式的精神生产。其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完全为了国计民生的长远考虑。如考茨基所言：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92]
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对于国家教育重要意义的估价，主要着眼于自然科学。他认为现代社会自然科学高度发达，非倾国家之力，个人难以开创此局面。社会科学方面，考茨基则枚举了人类学、考古学一类，同样都是耗费人精力巨大的职业，假如没有国家资助，个人生计势将捉襟见肘。有鉴于阶级社会中科学同样必然被打上阶级的印记，因为科研人员都是活生生的社会人，不可能超脱阶级矛盾，考茨基的设想是，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后，将最终采用消灭阶级的策略，来给社会科学家提供更为自由的活动空间。
其次，个体从事的精神生产。这一方面是典型的艺术生产，更具体说，是造型艺术的生产。对此考茨基的设想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当今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主流买家将销声匿迹。这对于艺术生产当然有影响，但是也不至于让它无以为继，只是改变其性质罢了。例如绘画和雕塑，它们将不复成为商品，专为个人收藏，而是将被赋予无可置疑的公共性，陈列在无产阶级政权大量的公共建筑之内，就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样，成为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艺术品的商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将不复存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将合二为一。
考茨基的这一乌托邦主义文化设想，建立在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础上面。换言之，劳动本身将是一种充满愉悦的自由的人类生活之必需，而不是为养家糊口生计所迫的异化劳动。这当然是以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的。用考茨基的话说，那就是现代社会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那一类并不直接带来物质收益，而本身却是一种报偿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由此艺术家的才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完全分离，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人才能够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兼而事之这一现实完全不同。故此：
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93]
这还是强调通过教育来缩短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差距。概言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结合甚至同一，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想，而且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其三，资本主义企业从事的精神生产。考茨基这里主要指以作家和演员为群体的出版业、报社和剧院。他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类精神生产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无以为继的。但问题是，假如国家照单全收出版社、报社等一应资本主义企业，由此来中止文化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是不是有助于精神生产的发展？对此考茨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如果将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由国家集中管理，势必导致其千篇一律，停顿不前。而且，即便国家不复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领导，可是艺术贵在标新立异，精神生活假如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将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假如它将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和国家财力方能支撑的事业之中，恰恰是抵消了它所提供的全部自由。
二、精神生产的无政府主义
我们发现考茨基的立论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必须被废除，一方面国家接手又不利于精神生产自身的发展。对此考茨基的解答是，在社会必需的精神生产中，就像整个生产一样，可以采取国家和地方双管齐下、共同提供资金的办法，来避免中央政府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不仅如此，还可以让自由组合的社团取代资本主义企业，来促进精神领域中的生产，包括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由此来体现精神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平心而论，考茨基这一以社团自由组合替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企业的构想，理论上既少周全阐释，实践上也未必可行。它充其量相当于日后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合作社水平。按照考茨基的说明，这样做可以免蹈无政府主义的覆辙，盖无政府主义原本是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产物，信奉此道的小手工业者习惯于自行其是安排工作，起而反抗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森严纪律和单调乏味。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主义，个体自由劳动的土壤不复存在时，自由组合的社团便取而代之。由此来看知识分子这个“新中间阶级”，不过是早期小资产阶级更为自觉的精华部分而已。他们同样渴望自由劳动，反抗机械乏味的纪律束缚。要之，他们的社会理想同样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即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耐人寻味的是考茨基认为无政府主义对于精神生产具有积极意义。为此提出了他文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命题：物质生产追求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保留无政府主义。对此他有如下陈述：
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至于变成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
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说，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94]
精神生产不宜随波逐流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不宜交由国家意识形态直接掌控，这是考茨基文化思想中最大的亮点，虽然这个论点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事实上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个论点也最多可以解释20世纪上半叶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一类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运动。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据法兰克福学派观之，又是攀缘国家意识形态，又是卖身投靠市场的“文化工业”，它的理论镜鉴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不容否认，这个命题有其充分合理的意义，那就是在最大限度上赋予艺术生产以个性的自由发挥。
无政府主义本身不是自足自立的生产方式。考茨基对于上述命题的说明是，现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只有两种：其一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其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现实所在，无须多做解释。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中央政府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为标志，简言之，就是计划经济。比较来看，无政府主义的物质生产充其量只是一个插曲。考茨基对此的解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产生要么走集中生产的计划经济路线，要么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为价值规律能够调节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防止出现纽扣充斥市场、面包奇缺这类不合理现象。假如抛弃价值规律自行其是，在物质生产上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只能导致西绪弗斯永不停息推巨石上山这样的徒劳无功的苦力买卖。但是精神生产不同，考茨基指出，精神生产的前提是物质生活有充分保障，唯其如此，能够保证多余产品和劳动力井然有序流向自由创造精神财富的各个部门。除了教育有其特定规律，须有国家社会加以调节，精神生产与国计民生并非直接勾连，放任无政府主义应无大碍。比如今天多一点悲剧创作，少一点抒情诗；明天反过来抒情诗泛滥，悲剧寥寥无几，对于社会的兴旺发达没有丝毫影响。所以价值规律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领域。
精神生产特别是艺术生产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国家专制的控制，获得无政府主义一般的彻底自由？这个问题令人颇费猜测。从历史上看，精神生产百花齐放的时期，大都是在弱势政权之下。举凡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多不遗余力欲将精神生产的方方面面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轨道。屋大维时期的维吉尔，路易十四时期的波瓦洛，由是观之都是后来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先驱，都鞍前马后效命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其实从柏拉图到圣奥古斯丁，甚至再到20世纪的列斐伏尔，也都曾孜孜不倦地确认文艺的政治维度。这样来看，考茨基背靠无政府主义来标举精神生产的鲜明个性，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乌托邦设想。或者，它是不是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口号，改头换面后登陆了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舞台？这也并非无稽之谈。只有唯美主义敢于视金钱为粪土，蔑视价值规律。而蔑视的前提是唯美主义者大都养尊处优，基本上无须考量劳碌生计。考茨基以无政府主义为集中生产和顺从价值规律之间的权宜之计，以此为口号来倡导精神生产，多多少少也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三、为历史唯物主义辩
西文中唯物主义与物质主义是同一个词。离开纯粹哲学的语境，它同高扬精神的唯心主义相比，历史评价并不十分乐观。是以考茨基晚年的巨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首要使命就是为唯物主义正名。该书序言中说，早年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大都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异域，没有正常的职业。马克思就是在流亡中著述了《资本论》。但当今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家已经不复有上述“强迫休息”的压力，所以他有可能全力以赴献身理论工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至今尚未具备的一个扎实基础。他进而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否认人的意志力量，但它强调人的意志只有在经济关系提供的可能性中发挥效用，否则它将一事无成。故理解唯物史观，当务之急是走出学院，做面向大众的普及工作。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考茨基罗列了包括哲学家波特兰·罗素在内的一系列反对意见，大体有：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件事实，这就是：追求权力的欲望是和追求金钱的欲望同样强烈的动机，同样巨大的不义之源。
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肯洞察社会主义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它“培养出一种粗俗的、本质上是小市民的彻底牟利主义”。
因此，就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关于历史发展的）的最突出的形式而言，它的意思无非是说：道德、宗教和艺术不仅是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且是完完全全从那些条件在社会意识中的思想反映里产生出来的。[95]
对于以上反对意见，考茨基指出，所谓经济包括全部人类生活，人类生活仅仅是牟利欲望使然，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任何一个忠实学生，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主张。马克思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当然是将牟利欲望当作经济行为原动力，但是绝没有将之视为一切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故殊有必要将经济动机和经济条件区分开来。唯物史观绝不是重申将自私自利和追求快乐当作人类行为唯一动机这种陈腐观念，反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谈经济，着眼点是历史。即他们意欲说明的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的东西，而是历史的特殊的东西。即是说，两人所研究的不是人类何以有思想和观念，而是思想和观念何以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样貌，而观念变迁的根本原因，只有在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显然，这跟假定人类永远只被物质利益所驱动，完全是两回事情。
考茨基引述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断：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矗立其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同时还引述了其下经济基础变革导致上层建筑相应变革一大段文字。他指出，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精髓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在哪一部历史著作的序言里，而是在一部经济学著作的序言里，在他宏伟巨著《资本论》的序言里作如是说，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它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对他本人的经济学成就评价高于他的唯物史观？抑或意味着《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入研究，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更为重要？考茨基认为这里面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即假如没有这一历史观，马克思绝不会把他一生中理论最深刻的一部分，贡献给《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经济学主要著作的。
考茨基进而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是用伦理观点去论证社会主义，将之视为一种正义诉求，并且在李嘉图价值理论等古典经济学中，已经读出充分证据，证明资本主义剥削的不义基础。但马克思因为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恰恰没有用伦理眼光去论证社会主义，反之着眼于生产关系，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儿，更具体说，是从工业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产儿。而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亦将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发展和变化。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考茨基在不遗余力复述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文化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明显还是带有社会进化论的印记。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有一个交代：
我的历史思想的萌芽，本来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其历史观以后三十年才形成的，那是七十年代的事。当时达尔文主义是风行全世界的学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达尔文主义。他们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是从达尔文出发的。我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首先是有机体的发展，后来才是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物种的生存斗争，后来才是阶级斗争。[96]
考茨基自称他着手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情形与浮士德颇为相似，一开口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唯物主义是不是早已是明日黄花？是不是可以另辟新词，来替代这个刺耳的名词？甚至，干脆就用经济来定义唯物主义？考茨基承认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但是，诚如每一个时期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此一时期的意识的特殊性，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一种确定的哲学出发，通过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人状况的研究，从而达成其历史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哲学名为唯物主义，这就是事实。这个事实足以使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唯物主义，有别于历史上的一切朴素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考茨基引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强调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物质是由世界的总和组成的，唯物主义承认物质，只不过意味着承认世界现实存在于我们以外，而不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反杜林论》则将唯物主义的定义从物质的性质认知，发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证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此而言，考茨基的结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非永远和唯物主义哲学绑定在一起，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不管这种历史观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的，或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宁愿采用实在论或一元论、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等名称，都没有什么关系。普列汉诺夫就曾经给他的一本俄文著作题名《一元论的历史观》。[97]
考茨基戏称这个书名相当动听，不过他还是宁可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名称，因为它是和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老师的特定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的所有学生中，考茨基的评价是普列汉诺夫是总体观点上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家。
由上可见，考茨基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释家和普及者，其学说应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第一阶段所形成的理论系统与理论形态。他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坚持不懈从哲学维度来普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意识念念不忘，毫不含糊地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定位在物质生产之上。同时，两人又都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多多少少同情社会进化论，由此势所必然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分道扬镳。如果说普列汉诺夫显示了俄国文化的革命和审美热情，那么考茨基则是更多展示了德国文化的深思熟虑和希伯来文化的超越特征。故而说考茨基只是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言论，自己贡献无多也好，抑或反过来说他最终是同伯恩斯坦同流合污，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也好，他毋庸置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考茨基曾经的追随者，列宁很长时间对考茨基赞不绝口，称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虽然“一战”爆发后革命和渐进改革矛盾日显，两人又反目成仇，一个讥讽对方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痛斥对方是“叛徒”。这当中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摆脱成王败寇的习惯思维，更为从容地作出客观判断。无论如何，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考茨基的这个著名命题，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迄至今日所提供的还远不只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意义。
第八节 列宁
列宁（1870—1924）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列宁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缔造人，也是著述丰厚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家，至少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开启了一个列宁主义的新时代。列宁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887年进入喀山大学攻读法律，因为参加反沙皇的抗议运动被开除出校。此后他自学不辍，取得彼得堡大学法律学位，同时投身革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893年，列宁移居圣彼得堡，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核心人物。1895年他以煽动暴乱罪被捕，入狱年余，1897年至1900年流放西伯利亚，其间结识家道中落的贵族女儿克鲁普斯卡娅，两人结为夫妻。流放结束后列宁出走西欧，发表大量著述，奠定党内杰出理论家地位。1903年7月，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逐次形成的列宁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基石。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列宁短暂回国，革命失败后再度出国，开始长达10余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一战”爆发后，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借此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堡，筹备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出任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1917—1922年俄国内战爆发，列宁提议成立“契卡”，推行考茨基等人耿耿于怀的“红色恐怖”，实行战时新经济政策，并于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和约，割让大片俄国领土。晚年列宁劳累成疾，患脑溢血，病因固然与1918年8月在工厂演讲后遭遇枪击直接相关，但无分巨细事必躬亲，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亦极大损害了他的健康。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次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逝世，终年53岁。
一、外部灌输理论
1919年3月2日，列宁在莫斯科发起“共产国际”大会，以有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工人国际”。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通过《共产国际宣言》和《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第三国际由此宣告诞生。第三国际成立之初，各国支部多为从第二国际各国支部分裂而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号召世界革命。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列宁著作丰厚：《列宁全集》俄文版1941年至1951年出版第1—35卷，1957年后又增补至45卷；《列宁全集》中文版1984年开始发行第1卷，共计60卷，凡2600万字，分为著作卷、书信卷和笔记卷三大部分。
列宁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它的前提是物质世界是不以人们感觉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早在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对此已有明确表达。列宁的早期著述同普列汉诺夫相似，大多为论战文献，特别是针对民粹派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由普列汉诺夫等人发起的劳动解放社，已经传入俄国，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民之友”开始走修正主义路线，以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两相结合的范式来概括《资本论》。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看来，明显是在说漂亮空话。事实上此书中列宁几乎是言必称普列汉诺夫，显示自己的批判并非一己之见。列宁这样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
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98]
上文括号中的“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指的是该文中列宁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起始，以下一大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关论述，直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止。[99]将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比喻，这的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但是物质的社会关系“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对此列宁的经典定义，可以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这一段话来作代表：
物质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100]
“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这样一种反映论的唯物主义阐释，对于其后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阐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
列宁这一物质世界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基本立场，影响到他的文化思想，则是表现在他提出工人阶级的思想必受其历史条件和自身因素影响，不可能自身发展出社会主义理论，而必须从外部输入革命意识。这在他1902年至1903年间写成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即有明确阐述。《怎么办？》有一个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迫切问题之一是回击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即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从呼吁革命变身为支持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列宁指出，伯恩斯坦已经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论据来为此政治诉求辩护。如否认以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而这一从革命向改良的转向，必然同样导致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否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鉴于此，该书致力于辨别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意识和自发意识之间的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明，工人阶级原始的骚乱是自发的，但是它也是自觉性的一种萌芽状态。进而视之，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已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是萌芽而已。因为罢工本身还是工联主义运动，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外来的先进理论加以领导：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工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01]
列宁这里划分阶级的标准很清楚，这个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和物质基础。不光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亦然。列宁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同样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毫不相干，反之它是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如“劳动解放社”的例子。知识分子不必深入群众，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之以往的知识传统，包括哲学、史学和经济学在内的一切文化形态，将有可能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吐故纳新，凤凰涅槃，培养出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革命导师来。这个列宁著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无疑是他文化理论中的一个亮点。
尚与考茨基处在蜜月时期的列宁，认为他上述思想不是自己的发明，反之考茨基早有论述在先。他大段引用了考茨基刊于《新时代》杂志第20年期（1901—1902）第1册第3期上，言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时发表的一段话，其中考茨基说道：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102]
列宁认为考茨基说的完全正确又十分重要。由此可见，早期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很大程度上与第二国际主流理论是保持同步的。列宁本人的此一著名的先进文化外部灌输理论，诚如列宁自己交代，它的来源是卡尔·考茨基的类似思想。甚至我们可以发现，阶级意识产生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条件这一列宁主义的著名命题，考茨基同样已有论述在前：“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在这里作为上层建筑的科学和作为生产基础的技术，实际上是并为一谈，互作参照印证了。
对于考茨基的上述大段语录，列宁的感受是，既然无产阶级无以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创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其主导意识形态只有可能是从外部输入，或者是输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输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更无他择。盖因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意识形态必带上阶级的印记，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要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反过来只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化。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即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外部输入，在其最初阶段也还是只能依靠觉醒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如上文述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例子，甚至，列宁本人的例子。以列宁的出身、求学、写作、革命和婚姻的背景来看，它们自始至终都是从浸润深厚的资产阶级文化中脱颖而出，与工人阶级少有干系。工人阶级是对象，必须有先进的革命理论和文化理论来加引导。
二、党性、阶级性和出版自由
列宁1905年11月刊于布尔什维克第一份公开报纸上的著名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从上述视野看，谈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必须采取的立场问题。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在是年10月全俄政治大罢工之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沙皇颁布了允诺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对报刊出版的严密控制，也有了松动。列宁11月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待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是以该文开篇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条件大有改善，所谓非法报刊与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俄国的可悲遗迹，正在成为历史。由此党的出版物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个问题原本不是问题，因为在沙俄报刊审查制度之下，一切非法报刊都是党的报刊，一切合法报刊都是非党报刊。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复杂甚至虚假，比如就非党的合法报刊而言，又都“倾向”于这个那个政党。有些人远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立场，认识肤浅；有些人表达党的观点是出于无奈，吞吞吐吐。结果就是伊索式的曲里拐弯的笔调，忍声吞气的写作语言。总之，这是个该诅咒的时代！现在无产阶级结束了这一丑恶现象，曙光已经初露天边了。
党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党性。1905年距离布尔什维克改天换地的十月革命尚有时日，换言之，党性还远不是共产国际的党性，而是第二国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即两年之前刚刚分立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即便如此，这在言论出版自由鲜有空间的旧沙俄时代，几无可能。我们还记得普列汉诺夫又用匿名，又改书名，1895年终于在国内成功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之后，恩格斯闻讯都致信祝贺，视为奇迹。转眼不过十年过去，形式已经大变，用列宁自己的话说，革命派和沙皇已经势均力敌，处在谁也不能战胜谁的僵持状态了。在这一特殊状态之下，流亡西欧的列宁回国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正可视为后来葛兰西所说的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必先不遗余力营造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经典范例。
那么，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又是什么？出版物如何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对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03]
简言之，在社会民主党这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开动的巨大的机器上面，作家和一切写作者只能心甘情愿做上面的齿轮和螺丝钉，而绝不容许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写作和出版，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文化事业必须“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柏拉图的传统。是以多年以后，列斐伏尔在他的《美学概论》中，还对柏拉图诗学中鲜明的政治意识赞不绝口。
但事实上列宁也意识到了“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会遭致非议。故不但承认螺丝钉的比喻是有缺陷的，而且紧接着重申写作事业最不宜机械划一，硬性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强调恰恰相反，文学和写作事业必须突出个性，给予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的天地。但是列宁强调文学和一切文化活动的个性并非无涉党的组织。对此列宁的解释是，它并非意味着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一应文化场所都要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汇报工作情况，而主要是引入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冲破“作者管写，读者管读”这个旧俄国坐享其成式的半商业化文化模式。不仅如此，就是时俄国的出版业来看，列宁发觉一边是所谓亚洲式的农奴制书报审查制度，一边是被欧洲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玷污了的文学现状。很显然，文学自身不足以发展出符合党性的出版和文化事业，必须有外来的理论唤醒它的沉睡状态。这一回理论的来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它更是一种列宁主义。
对于强调出版物党性有可能压制言论自由的反对意见，列宁的反驳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言论和出版理应享有自由，但是结社同样享有自由。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它必须清洗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其二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言论自由主张是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家受制于商业要求，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不过是金钱豢养的假面具。故而真正的自由反而是在没有负担的无产阶级这里：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收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104]
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非功利，却包含着国家和社会至上的功利的全新的布尔什维克美学。它可以比较当年柏拉图同样呼吁文学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诗学，柏拉图以颂神的诗和歌颂当代政治领袖的诗为仅有的两种好诗，可是论证多少显得苍白。列宁的写作美学朝气蓬勃、激情洋溢，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国家的未来服务，以一切商业的考量为耻辱，它将成为此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文化事业的一个鲜明特色。
党性的另一个名称是阶级性。如果说当革命的风暴尚起于青之末，星星之火尚未及燎原之际，列宁苦心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借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进理论来引导工人阶级走出自发状态的惰性，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性反过来很快变身成了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盾牌。这一变身不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已有清晰体现，而且1921年8月5日列宁在致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将它阐述得更为坚定而明确。米雅斯尼科夫曾致书俄共（布）中央，并在彼得堡等地党组织内多次发言，呼吁给予包括君主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对此列宁表示反对，信中说“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这的确十分中听。但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经历过四年俄国革命的工人们，肯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必然要求首先弄清楚，这是何种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予哪一个阶级的出版自由？换言之，阶级性将是一切出版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标尺所在。
列宁指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曾经具有革命性。它曾经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阶级和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刚刚成立的苏俄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国家那样，正在致力于帮助群众摆脱宗教和地主阶级的影响，故毫无疑问，新俄国是世界上最享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反之放眼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收买报刊、收买作家、收买舆论，总而言之那是为虎作伥、服务资产阶级的自由。列宁这一立场显然具有非常现实的考量。那就是新生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包围，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得到充分稳固的苏俄来谈出版自由，只能是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一应机会主义提供东山再起、重建政治组织的口实。用列宁的话说，便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105]。
“出版自由”由此毋庸置疑地体现了它鲜明的“阶级性”。列宁指出米雅斯尼科夫是陷入了温情主义的泥潭。米雅斯尼科夫1922年2月20日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这封信中，已经开宗明义，声明组织处理是一回事，他现在做的是另一回事情，那就是将米雅斯尼科夫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106]。对于米雅斯尼科夫信中提到的出版自由有助于揭发党内泛滥的胡作非为之举和营私舞弊现象的说法，列宁指出那是米雅斯尼科夫一厢情愿、误入歧途，失去了对局面的冷静判断。因为目前的情势是：“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107]资产阶级不光是一旁窥伺，而且已经雇佣了许多代理人。所以说到底，所谓出版自由绝不是超阶级的自由，它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收买报刊与政治组织的“自由”。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揭开一切文化命题温情脉脉的抽象面具，鲜明地首先在党性、阶级性中来考量它们的利弊得失，这将是影响深远的列宁主义文化思想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三、无产阶级文化
这个特色同样见于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文化的阐述。1920年10月列宁有两篇文献集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一是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青年团的任务》；一是10月8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部分《决议草案》，以及第二部分——10月9日的《决议草案要点》的未全手稿。这两篇文献对于厘清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提供了相当明确的勾勒线索。
首先，无产阶级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资产阶级文化和以往一切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在革命阶级中最是深入人心，是因为马克思是站在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全部知识之上，深入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最确切、最缜密、最深刻的研究。所以：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108]
列宁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讲话并不是专门谈论文化，特别是设有专门谈无产阶级文化。但是上面这段话中，列宁明确认可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存在，将它视为先进文化的标志，区别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列宁本来是用无产阶级文化来佐证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隔绝传统，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分析之上。问题是，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反证无产阶级文化的密切联系。即认可它是立足于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全部文化积累之上。用列宁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109]。
列宁上文说到的“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指的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这个协会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堡成立，十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有40余万会员，拥有《无产阶级文化》《未来》等十数种刊物，以及“中央舞台”“第一工人剧院”等各种文化阵地，可谓声势浩大。1920年8月，协会还成立了国际局，在英、德等欧洲国家也相继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列宁不满亚·波格丹诺夫等人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欲自立门户，同苏维埃政权的文化部门分庭抗礼，是以他明确表态反对这个协会的文化自治倾向，警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割裂传统，否认既往文化遗产，试图通过实验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其实这是空中楼阁，断无可能。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1920年10月5日至12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9日和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以列宁的决议草案为基础，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是以列宁草拟的决议草案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从10月8日《消息报》上看，卢那察尔斯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说的话，跟我昨天同他商定的正相反。”这里指的是10月8日《消息报》报道的卢那察尔斯基7日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是列宁耿耿于怀的原因。关于这一事件，卢那察尔斯基日后在本人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1920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举行代表大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参加会议，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把自己看成是它的一个机构等等。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吸引到国家这方面来，当时他还采取了种种措施使它靠近党。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措辞相当婉转温和，而传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时就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他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根据他的指示改组了。”[110]
《消息报》10月7日以一则短消息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主要报道了卢那察尔斯基讲话的两个侧面。一是国际文化视野，二是协会同教育部的关系。对于前者，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名誉主席，卢那察尔斯基不无自豪地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不仅对俄国，对西方的劳动群众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柏林已经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故协会国际局将广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看作头等大事。对于后者，据报道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说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指出，应当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特殊地位，完全的自治，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要致力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新形式和显示无产阶级蕴藏的创作才能；必须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样极端重要的组织及其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通过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艺术和教育委员会来发挥自己的作用。”[111]卢那察尔斯基的想法比较天真，他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可以各司其职：教育部掌管教育，主要担当教育青年工人事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则负责无产阶级文化事业，使其成为国营企业和国家财产的第一个消费者，同时尽最大可能去研究各种形式的艺术，使用一切文化设备。
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一共5条，言简意赅。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概念本身的明确阐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列宁这里所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同教育息息相通。故决议第二条是：无产阶级应当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第三条则重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与文化。但最关键的是第四条，它可视为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所下的一个定义：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112]
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的基本定义中，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值。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结果，即它吸收和改造了资产阶级以及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是起因，即在此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加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这是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缺乏的——然后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换言之，无产阶级文化不能仅流于理论，而是需要实践，它是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以上定义中的另一个思想，是对待文化遗产的可贵态度。它与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针锋相对，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被整合进了马克思主义，是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隔绝它同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它刚刚脱颖而出的资产阶级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起无产阶级文化派貌似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激进立场，它当然是一种更辩证也更多温情的文化革命思想。即便比较前述之列宁严厉斥责出版自由，以它为资产阶级文化侵略手段进而进行政治颠覆的急先锋的相关论述，很难不叫人忽略这里特定的论争语境，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认同它并非一种权宜之言。这个语境是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分歧，分歧不仅见于文化，更见于组织，如紧接着决议第五条所陈述的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的原则：坚决反对“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相反，代表大会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113]。由此我们清楚了，列宁在这里反复重申的，是关于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样面临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它较之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更显得举足轻重，是为亟须解决的当务之急。这在中文版《列宁选集》没有被收入，它见于《列宁全集》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二部分，列宁10月9日草拟的《决议草案要点》中，表达得尤其清楚：
1.不是特殊的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
2.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3.不是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独树一帜，而是它的一部分，因为俄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委员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总和。
4.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应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密切的联系，并从属于后者。[114]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其次它不是新的创造，而是既往文化，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下的新形态。再次，无产阶级文化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具体说，是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最后，文化在体制上应当隶属教育。
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隔断与既往传统的联系。无产阶级文化也不例外。事实上就是它所主张的“文化独立”，很大一部分指的也就是所谓工人阶级的独立创作。在浩瀚的文化传统中，工人阶级的独立创作完全是无例可循的新生事物，也许的确需要多加鼓励。如波格丹诺夫在《论艺术遗产》杂志上刊文鼓吹工人阶级独立创作：
工人阶级必须找到、制定高于过去所有文化的观点，并贯彻到底，就像自由思想家对待宗教世界的观点一样。那时就能掌握这种文化而不屈从于它，使它成为建设新生活的工具和同旧社会作斗争的武器。[115]
高于旧文化，把握旧文化，以使旧为新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一立场，比较此一时期欧洲流行的未来派、立体派等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章程，并不出格。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之所以不能全盘接收资产阶级文化，而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是因为旧文化中没有无产阶级的观点。这样一种革命立场，我们不难发现，与列宁本人论述出版自由时一力重申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其实多可交通。但是涉及话语权利问题，性质就不一样了。
《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颁布之后，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纠缠仍在延续。1922年9月27日，时任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刊出题为《在意识形态的战线上》的文章，再一次阐述协会的弃旧迎新的基本文化目标和实践任务。文章开篇说，在革命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文化问题，广一点——意识形态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普列特涅夫进而重申：
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标。在科学与艺术的领域里把无产阶级的创作力量表现出来与集中起来，则是它的基本实践任务。必须用这些力量来达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并不是传播文化的任务，——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对意识形态的一个斗争过程。[116]
列宁对于这段话的批注是“哈哈！”，并且给“创造新的”等词语加上了下划线。对于后文作者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将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工人等语，则给予批注“一派胡言”。并且随后致函《真理报》主编，令组织批评。曾经是满腔豪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终究是在1925年归属工会，让它认祖归宗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1932年，协会无疾而终，宣告解散。
四、文化革命
列宁拒绝无产阶级文化的狂飙突进，呼吁接纳资产阶级文化的既有传统，这里所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涉及文化的普及内涵，即一个民族达到的文明程度。更具体说，就是工农阶级的文化教育问题。就此而言，文化再度等值于文明，首先在于扫盲和识字程度的普及。列宁晚年病中口授的一批文献中，1923年1月2日成稿，1月4日刊于《真理报》的《日记摘录》一文，即表示关注前一年出版的《俄国识字状况》一书。他枚举了俄国居民识字状况的一个对比。对比的年份是1897年和1920年，亦即沙俄时代与十月革命三年之后的新俄国时期。相关数据是每1000人中男子的识字人数是318人比409人；妇女的识字人数是131人比223人；总体上是108人比218人。进步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列宁认为不足。故此：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达到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117]
高谈无产阶级文化，这当然又是在讽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马赫主义无产阶级文化独立论。在列宁看来，谈论文化首先在于推广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否则一切文化无从谈起，不但无产阶级文化，甚至资产阶级文化也谈不上。1923年的苏联，用列宁本人的话说，还处在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非做重大努力不可能摆脱现状。但是列宁对前景表示乐观。因为俄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且不说在文化方面，就是在识字方面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巨大不足，愿意任劳任怨改进自己的文化状态。对此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极大提高教师的地位，使之达到资产阶级社会里前所未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使其从资产阶级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列宁的以上思想可以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研究开山之作《识字的用途》，以及再往后的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做一比较。后两者正也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识字运动中，见证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
1923年1月4日至6日列宁口授的重要文献，由妻子克鲁普斯卡娅5月转交中央委员会，并得到政治局高度重视的《论合作社》，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文化革命”思想。列宁该文的结论是，合作社的发展大体上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那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之后，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整个改变了，以往重心是在政治斗争，在于革命和夺取政权，如今转移到“文化主义”上来了。所谓文化主义，它曾经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普及教育的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路线，但是列宁认为今天无产阶级可以借用这一方针，因为排除国际关系不谈，就国内经济关系来看，列宁认为“文化主义”是当时的工作重心。但是这一次文化主义的推广对象不光是工人阶级，还包括农民。文化主义的路线势必酝酿一场文化革命，列宁指出，它是彻底合作化的前提所在。而且它足以驳斥敌人的攻击口实——所谓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新俄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构成今天文化变革和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18]
文化革命由是观之，它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是破旧立新，而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它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的当务之急，甚至，是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列宁晚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辗转病榻上依然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展开，足见列宁最终意识到文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所言，对于一穷二白的俄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而对于学习欧洲先进文化而言，文化的阶级属性一时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诚如列宁所说：“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你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119]列宁耿耿于怀的是俄国的国民素质，即国民总体上的文化水平明显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后者并非完美无缺，如意大利依然还难以摆脱黑手党的困扰，但总体上看西欧的文化水平要高于俄国，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故而：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20]
“不禁要抱这种态度”是指列宁本人对迅速提高新俄国文化水平曾经持有的怀疑主义态度，他不敢相信可以将不下于西欧优秀人才的现代精英集中到国家机关里来。但是很显然，列宁认可资产阶级文化与它所替代的以往一切文化模态相较，都是一种伟大的进步。文化革命由是观之，宗旨就在于文化的普及，不光是提高个人，更是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分野在这里变得无足轻重，举足轻重的是文化本身。文化再一次证明，它将是一个漫长的革命。阶级意识可以存在，但是它同样是可以超越的。
列宁的文化思想总的来看，具有强烈的党性和阶级性意识，明确如何应对有所作为，有所不作为，而绝不是非功利无条件的文明甚至革命启蒙。文化的支点因此不仅在于普及性，而且在于实用性。无产阶级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即便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宜奢望自立门户，同任何一种政治权力分庭抗礼。但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的设想不可能是空中楼阁，而必然建立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于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这一辩证破解，似乎构成了列宁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悖论。卢卡奇[121]1946年撰写的《列宁与文化问题》一文中，曾经不吝美誉赞美列宁的文化思想。他指出：
对列宁来说，文化享受的可能性是从这一个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具有可以接近、可以掌握它的现实基础。从这里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普及性质。所以必须首先创造一切社会和经济基础，创造一切——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文化的先决条件，使得劳动群众和文化之间的大门洞开，而这扇大门过去是被堵塞起来的。[122]
1946年依然是卢卡奇同苏联的蜜月时期，所以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一切思想推崇备至。但是卢卡奇这里没有说错，唯物主义、普及教育，这是列宁文化思想的两个鲜明亮点。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旗帜鲜明地将其命名为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