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欧美各国在这场金融大海啸面前，不仅其虚拟经济部门受到了重创，其实体经济也遭遇了严酷的寒冬磨砺，不过它至少能通过贸易转移的途径给中国经济带来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美国大众的整体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不断地收缩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开支，进而转向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一市场恰恰是像中国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最具有竞争力的地方。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出口退税过低、人民币升值过快、货币政策过紧而造成大量从事生活用品生产的中小企业放弃了在美国市场获利的机会，那么，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严重下滑的恶劣环境中，就会再度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销售市场，国内就业压力也不能得到缓解，实在是大为可惜。
所以，今天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应该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赞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可能带来的另外一个消极因素，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国要继续对欧美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无论是奥巴马还是萨科齐，都会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力，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由于贸易结构的差异，中国国内市场的高附加价值产品更多可能会被进口品牌所垄断，所以，贸易逆差将扩大，甚至短时间内还可能会出现低增长、低就业的局面。而且，如果中国的企业在欧美国家的产品结构中缺乏竞争力，那么，沿海城市就可能面临低增长、低就业、高逆差的不利格局。这就涉及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分工中的定位问题！
其次，对目前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和农业大国的中国经济而言，保增长实际上就是保就业。危机关头，外需和内需的动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及时和有力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并且无可厚非。
从“国十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我们也能领会到，目前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应对危机的管理措施，只不过有些措施是希望它短期立刻见效，有些则是出于中期应对危机的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做法跟以往的差不多。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要扶持经济、扶持市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将宏观调控政策用到了极致。另外，为了解决农民工兄弟回乡就业、提高收入的问题，中国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了三农建设的步伐，通过建立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内需，冲销外需严重受阻的不利局面。
同时，为了保证不浪费沿海城市3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宝贵的生产和管理资源，中国政府要尽快架起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交通大道，将目前效率严重下降的沿海城市和国外之间的垂直产业链转变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垂直分工的产业链，从而刺激内需增长。再者，为了让企业不因为出口业务中所带来的应收账款的增加或银行融资难度的加大而使自己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造成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增值税的征收方式，重新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在某些出口产品上甚至降低了关税，甚至还将人民币汇率与目前日益增值的美元指数脱钩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竞争优势。而且，政府还努力通过为中小企业创造信用担保渠道等措施来力控企业的生产成本。
虽然我们感到最最重要的中长期战略，比如重民生措施如何落实到实处等还没有被进一步具体化，但是，在国务院“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刺激内需的措施，投资规模很快从中央的4万亿元扩展到了18万亿元！于是，另一个问题自然就浮上水面，那就是，这么快的投入，这么快要求见效，质量会怎样？效果会怎样？专家学者都在进言，千万不能再出现烂尾工程，害民也害国家。这看上去解决了短期的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和谐，但它却会埋下社会更加不和谐的隐患，造成了今后经济结构重新调整所需要的更加巨大的成本！
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是要冷静，越是要讲究科学，一定要监管所谓地方政府的跑步“钱”行。尤其是在短期内，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外需和民生。因为前者能够在当前的局势下见效明显，而后者才是提高全民和中央同心同德的社会基础。因此，即使改善民生的浩大工程不能立刻产生效果，也要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日益加快，无论是住房、医疗、教育还是养老等方面都在一点一点得到明显改善。政府要适当地学会让利于民，千万不能在当前危机中去与民争利。央企上市和三农建设（土地资源的国有化问题）即使能够缓解大量就业问题，也应注意民生改善的这个大问题。这对中国经济整体提高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再者，对各级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和解读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规模性，以及央行和欧美各国一样，千篇一律地继续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等做法，都要加以反思，冷静处理，千万要把握好度和节奏。否则，一旦走过头、好大喜功，救市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出于树政绩的功利性，即使有些做法能缓解短期的就业压力，但也可能会对宝贵的公共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并且严重损害政府的威信。
努力打造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的有利地位
今天，世界经济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放心地让各国政府及早“退市”，以避免前期“救市”和近期市场价格复苏后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通胀严重和新一轮资产泡沫的问题，各国政府就必须尽快寻找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吸纳看似过剩的金融资本，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把目前低迷的经济推向一个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支撑的繁荣的经济时代。为此，欧洲多个工业国家发起了打造“低碳经济”的浪潮，争取在下一轮的增长过程中，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从而分享到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向世界展露了欧洲“求胜心切”的愿望和以此做强欧洲经济的雄心。
2009年11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代表国家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相信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中央领导和与会者一定会对低碳经济给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政策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在这里，我也想从“新标准”市场导入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一旦进入世界各国都不得不接受的“低碳经济”的新时代后，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在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尤其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先进的装备制造业都会带来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化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
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相反，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中国民营企业不可能自行承受新能源的高成本或通过内部消化成本，这就会导致中国广大企业的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应该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的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但是，全社会大张旗鼓地从现在起就全面踏入低碳社会的做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产生的社会协调成本也会让我们的事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阻止欧洲国家按照它们的国情快捷地推动这一新标准。
第二，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者即使启动低碳经济，也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地发展光伏电池产业（事实上，在中国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消耗能源，更多产生损害环境的有害物排放），那么，我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大力发展这种仅仅呈现出一点新能源“概念”，却没有市场潜力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程，最终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而且也会使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时更加处于一种没有竞争力的劣势地位。当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低碳经济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美国也作好了靠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商机，重新站上财富价值链的两个高端位置（一个靠技术获得财富，另一个靠服务，尤其是碳交易服务获得财富）的准备，那么，没有作好准备的我们，就会在被迫面对全球低碳经济“新标准”的时候，失去对外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自身内需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标准”对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造成的负面冲击。
第三，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利用国际合作的力量控制低碳经济新标准过快地变成国际统一标准。因为这个低碳标准里确实含有欧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和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的有利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到头来生产的虽然可能是低能耗清洁产品，但生产过程中却会造成更加严峻的产能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这些产品给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也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而十分有限，中国市场还是无法享用相对自身收入价格高昂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它们的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否则中国大规模的生产只是给欧洲低碳标准产品带来价格下降的市场竞争力，却无法用以大幅度提高自身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在目前和欧美国家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并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在低碳研发技术力量的发展上可以渐渐增加资金的投入比例，不过千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最终消费市场上的低碳产品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