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再也无法通过自己前期的利润和企业的内部流动性来平衡当前和未来的资金需求，也无法像以前经济繁荣时期一样得到银行“仁慈”的贷款，所以，一部分中小企业家不得不去接触灰色金融，来获得维持生存的资金需求，结果由于自己无法再承受高息负债的压力而不得不废业息工。另外一部分中小企业家看到出口受阻、银行惜贷，就“自觉”地关门歇业，以保证不因自己在危机时刻的盲目投资而白白断送多年打拼的成果。当然，还有一批中小企业家庆幸自己的客户还能够到期还账，从而躲过目前流动性恐慌这一关，这样，兴许会迎来今后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即便如此，他们也在收缩自己当前的经营范围和规模。总之，这场“寒冬”已经造成了6.7万多家中小企业的亏损和倒闭。今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周期拉长，如果再不及时地导入相应的“救急”措施，中国中小企业的受害面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倒闭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4万亿元的财政投入主要是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民生改善的住房保障项目上，中小企业从中能够得到的直接收益可能并不明显。是否需要对中小企业也采取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这已经成为目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并且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小企业之间差异性大，政府直接来参与鉴别和选择的成本较高，副作用也不小。中小企业的活力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从制度上去寻求变革，从政策上去扶持市场。
2008年11月，温总理在广东调研期间，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提出了四项具体的要求，并指出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中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这样中国财政政策的负担就不可能得到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在中国经济体系的内部产生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这里笔者结合温总理的四项要求，提出一些在实施中小企业政策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所需要的合理手段。
一是加快专业化的投资队伍，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为此，政府可以提供税收上的特殊优惠和投资环境的针对性改善，以吸引更多的专业化投资队伍去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信用保证和第三方专业化团队对项目可行性的充分论证，而单纯地去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资金扶持的“救火”工作，那么，很有可能会由于商业银行对差异化特征十分明显的中小企业无法进行好坏识别，而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高息贷款措施，结果反而会因为“逆向选择”的问题而大大增加他们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从而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小企业目前的融资难现象，而放松对小额贷款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等的资质要求。否则，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上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由于这些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不断下降，最后所爆发的信用危机一定会造成广大的中小企业被今后更多的金融机构所边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一大批由企业家和金融投资家所构成的优秀的专业团队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固有的差异化问题，真正挑选出将来能有自己品牌、市场营销渠道和技术核心力的中小企业将是迫在眉睫的工作，而它们今后能够不断地健康发展壮大才真正是中国经济保持永久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同时，广大消费者，虽然没有专业能力，但是在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下，也能够将自己的财富委托给这些专业化的投资精英去挑选优秀的中小企业，并从这些优秀的中小企业所表现出的出类拔萃的增长业绩中，分享到比成熟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多得多的财富增长。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们缺乏制度创新的一个暂时的必然结果，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迫切需要一批专业化团队去为广大中小企业打开健康融资的通道。
二是政府在专业项目审核团队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及时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尤其是在危机关头，要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对优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投入规模，加大对它们的“一条龙”服务：从最初的贷款担保到对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方面的财政支持，以及在最后的产品销售阶段增加政府采购的额度和降低企业税负等，以保证危机阶段优质中小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另外，我们要为优质的中小企业创造更佳的投资环境。比如，政府要扩大市场准入，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充分发挥优质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三是通过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和培育相应的专业化投资队伍来支持中小企业实行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升级。因为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不仅提供投融资服务的功能和分散风险的功能，更关键的是，它能提高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功能。为此，政府要创造制度环境推动中小企业在专业化投资团队指导下的联合、兼并活动，从而强化公司的整体治理水平，并进一步提高与大企业的配套协作能力。一般来讲，中小企业因为自身的抵押价值不充分，很容易产生滥用外部资金的风险行为。所以，在外部专业化投资者的监督下，中小企业的经理人才能做到更主动地去遵循市场规律，抓住时机，按照市场需求来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否则，我们就无法通过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去要求中小企业向专、新、特、精方向发展，以提高它们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的能力。
四是政府要从财政支出中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去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工作。尤其要落实好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规划，重点加强信用担保和信用服务、技术创新服务、创业培训服务、市场开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加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事实上，对中小企业而言，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它们很难去顾及生产以外的增值活动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所以，虽然看上去它们“船小好掉头”，但是，因为缺乏能在暴风雨中力挽狂澜的掌舵人，它们常常会使自己的小船在原地打转，或任凭风浪左右拍打，直到最后被撞翻沉没为止。
总之，我们一定要为中小企业创造能“雪中送炭”的激励机制，而不能满足于一些“锦上添花”的融资渠道；一定要追求能够产生“体内造血”功能的“制度创新”，而不能只局限于出于“救命”目的的大面积“外部输血”。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永远无法进入以内需为支撑、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通道，永远摆脱不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事实上，让早应该“退市”的劣质企业在这一轮的救市中“存活”下来，今后就会对优质企业的正常经营构成最大的威胁。早在20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最初阶段，一些从政府救市中“得益”的劣质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惜代价地与优质企业进行价格上的恶性竞争，结果破坏了市场价格，也破坏了市场诚信，最终更破坏了政府扶持优质企业来拉动就业和内需的初衷。
今天，我们一定要总结其他国家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在政府对中小企业大力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在不断培育起来的外部专业化投资队伍的帮助下，发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给我们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把解决当前困难和谋求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坚定信心、艰苦奋斗，在最困难的时期实现自己新的突破和骄人的发展。
“危机”当头中国更应该临危不乱！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年底公布的数据，2008年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2.4%，创下22个月以来新低；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0%，涨幅创近31个月新低。这些物价指数的背后都释放了同样的信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投资的放慢、个人消费意欲的下降都对物价涨幅大幅下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为了抑制中国经济滑入通缩的风险轨道，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了2009年“保增长”的战略目标。2008年12月11日，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着重介绍了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任务。
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都已经适应了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当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我们能否坦然地应对？而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的企业发挥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从事加工贸易，以外汇财富的创造来支撑企业的利润和发展；中国的银行机构习惯从贸易信用中获取稳定的收入来做强自己；中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充分贯彻了中央改革开放的意图，通过各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实现当地财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目标；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和工作上的认真，才能够满足国外市场挑剔的要求，否则，造成了差错就可能断送自己稳定收入的前程，因为庞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给每个人的就业压力是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也在充分听取各个阶层客观上所遇到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机构和个人承担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风险，比如管理好汇率水平、采取结售汇制度、推行出口退税、减免外商投资的激励措施等，从而让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日、德这三个老牌工业国家之后的世界经济第四大国，而近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无人能比。
但是，上述环节是可能发生质变的，比如企业受到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的冲击；银行因为美国次贷危机也受到了贸易信用上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因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却定位不明；《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中国老百姓虽然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拿到了人人称道的经济实惠，但同时也开始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而担忧起自己的未来，预防性的储蓄和资产投资的冲动越来越明显，中国政府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始经历着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它造成了“实”（体经济）衰“虚”（拟经济）旺的不利格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还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让我们开始反思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那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在今天，“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选择的新的增长路径。
这个选择能否尽快见效，关键在于我们上上下下能否齐心协力。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能否尽快接纳这样的转变，哪怕每人承担的成本高到出乎自己的预料，大家也愿意同甘共苦。比如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要的企业重组，企业活力的重建所需要的新型稳定的“劳资”关系和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满足国内差异化客户群所需要的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和金融创新能力，（与中央）分“权”不分“家”的政治认同感对地方行政模式所提出的更高的改革要求，老百姓成为自己的救世主所需要的消费文化的转变，这些都有赖于坚定的改革，尤其是在重民生方面，更需要中央政府在公共投资、收入再分配和依法治国等方面有较大的改革和突破。所有这些都是追求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要求新的增长模式立刻就发挥出顶天立地的作用，成为抵御全球金融大海啸冲击的防火墙也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评论中强调需要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之间关系的依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