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Introduction
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经济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国力、控制好发展的节奏、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这类“财富创造”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强调了金融发展对打造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造血功能”的真正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打开了本书第四部分重点要讨论的“财富管理”的问题。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海内外一致公认的辉煌成绩，但由于我国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的财富主要构成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资产。在这轮金融风暴的洗礼中，这些资产已经遭遇了重大的“摧残”。而且，这些资产还将因为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今后日益高涨的高通胀及美元贬值，而使得全球第一的美国国债持有大国，也就是我国将继续蒙受不可避免的损失。所以，如何解决这一存量的“财富管理”问题，除了需要本书的第三部分所涉及的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作“保障”之外，更需要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些重大的战略调整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利弊”论证的过程。
另一方面，未来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管理财富”的能力和效率。比如，究竟是以制造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是要控制汇率和短期资本流动来保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改善，从而获得人民币的结算权、定价权呢，还是充分发挥开放市场和自由浮动的汇率以及利率的价格机制，提高我们自身创造高端服务所需要的人才储备和理念创新，以此来争取世界财富汇集中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从而形成人民币在财富的保值增值权上的国际优势。当然，我们还可以寻求一个“两全其美”的人民币国际化方式，既能够保证我们的制造业不受大的影响，也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的理财途径，只不过这样的尝试还没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日本和东亚国家都尝试过，但最终都以金融危机的结果而告终，并使得它们又重新回到以制造业为主的立国战略上；英国则是靠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立国，而放弃了产业革命留下来的制造业立国的宝贵遗产。除非中国走美国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道路，把全球化环境下价格竞争优势不可或缺的制造业置换到海外各个具有这类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中。
总之，本书的第四部分重点向读者阐述了中国财富的健康管理方式。其内容包括了对存量外汇储备的管理方式问题，也包括了影响增量财富管理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同时，笔者在这一部分也充分阐述了汇率和利率制度在这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更指出盲目推进“汇改”的速度，不仅会影响我国财富创造的能力，也会对“存量”美元资产的保值构成威胁。而无视为“汇改”推进加快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不仅会让我们摆脱不了“财富管理能力缺失”的问题，还会拖累我们靠自主创新来提高“增量”部分的财富创造的质量和能力的一切努力。
第四部分的写作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告诉读者，中国仅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国民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自主“管理财富”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上升。当然，笔者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中也深感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要迈向“管理财富”的台阶，障碍确实不小，既要小心前行，更要有坚强的韧性和社会上下齐心协力的“共识”。否则，如果盲目前行，甚至就会断送今天我们“创造财富”的比较优势。
第一篇题为《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人民币汇改：机遇和挑战》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2005年人民币第一次“汇改”的经济背景，并阐述了中国国情下采取“渐进式汇改”的意义。同时，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汇改”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又描述了“汇改”未来的前景。
第二篇题为《我们应做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其中，笔者特别强调了金融创新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指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前关键是一个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任重道远、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欲速则不达。
第三篇题为《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条件及其制度安排》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人民币快速升值会染上“日本病”的问题，提出了创造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建设和东亚协调的汇率制度安排起着不可小视的、支撑汇改有序发展的作用。最后，作者强调汇改是不可逆的问题，不能像宏观调控那样随时叫停。
第四篇题为《“海外抄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的文章，向读者提出了有效使用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并解释了中资机构海外资本运作受阻的原因。同时，笔者还提醒大家要注意全球金融大海啸还没有过去，国际金融资产价格还很不透明的问题。除此之外，笔者也强调了中国在海外市场要想有一番作为首先要练好内功的意义。
第五篇题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先行一步”吗？》的文章，向读者揭示了中国今天只会创造财富不会管理财富的“软肋”，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重大，并强调今天我们的努力一定要突出“神似”而不是“形似”的追赶成熟市场的效果。
第六篇题为《“大师”为什么要讲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话？》的文章，向读者分析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人民币汇率认识上的一些出于“政治利益”的观点及其“危害性”。笔者认为结构调整才是解决中美两国贸易失衡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七篇题为《两房“退市”再揭中国“软肋”》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价值正在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余波震荡受到巨大的挑战及其原因。同时，笔者也分析了为改变当前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多元化外汇储备的运作效率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又安全的发展之道吧。
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人民币汇改：机遇和挑战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当日19时起，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尽管当初市场已预料到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但是我国政府态度鲜明，反复强调人民币升值与否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简单靠人民币升值也解决不了当时所遇到的内外挑战。所以，人们对升值的时机确实捉摸不透，升值宣布当天，市场的反应就是“突如其来”。那么，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汇率调整方式？当时所选择的汇改方式对人们的利益关系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运营效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搞清楚这些问题对理解今天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当初构成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对外经济往来层面上看，原因是美国（对中）贸易逆差扩大背景下对中国愈演愈烈的升值“攻势”。他们的主张是：美国已难以吸引足够的外资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应该相对美元升值才能吸收美元危机的冲击。根据当时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所反映的美国贸易伙伴币值对美元币值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中国人民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分析报告中指出，由于欧元在过去几年中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大，再让欧元吸收美元贬值压力的余地已经不大，何况英国正在陷入泡沫经济，德法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而加拿大元吸收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亦不大，因为毕竟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并且是美国工业原料的重要进口地。关于墨西哥比索，近几十年来的比索危机及与之相关的金融动荡已经使美国“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让它充当美元贬值的发动机。那么剩余的只有两种货币：日元和人民币。
但人民币作为释放美元泡沫的载体而被迫升值的压力较日元要大得多。毕竟日元名义上已经是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又经历过一次大的妥协——“广场协议”，并为此付出了经济长期衰退的惨重代价，何况那些年日元兑美元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升值。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状况不断扩大、一枝独秀高增长的中国就首当其冲地成了美国“攻击”的目标：反复要求中国放弃人民币-美元间的挂钩（所谓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应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调而继续贬值。在那段时间，日本政府也紧随美国之后，大刮“中国威胁论”、“中国通缩出口”和“人民币升值”的逆风，以转移外界对日元受其低息政策影响而长期疲软的指责。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日本的这种“排华”策略确实失去了几分“理性”。因为，毕竟当时大量的日资企业是仰仗着中国的价格优势，再加上自己独到的技术，才能驰骋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从而保持其良好的业绩，实现以外需促进其经济复苏的发展战略。
第二，从国内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原因是“外汇占款”带来流动性过剩的压力。由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程度较高，对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两大不可撼动的支柱。为此，中国政府提供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成本投资环境。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有限的外汇资源能够用到更好的稀缺资源和技术的进口上，以及鼓励企业出口创汇，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不惜代价承担企业外汇结算和汇率波动的风险。
于是，企业的出口业绩越好，外商来得越多，双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就膨胀得越快，中国货币增长的速度自然也就越快，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随着投资过热、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宏观经济过热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严峻。而且，人民币由于内外经济发展的失衡，造成其货币供需均衡的价值开始偏离国内价格调整后的购买力价值。尽管金融开放程度有限，但是，根据上述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已经开始形成，并越演越烈。通过各种“合法”形式包装后流入的热钱，规模也由小变大。为了保证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缓解流动性过剩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央行开始加大力度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利率提升、央票发行以及对银行的窗口指导等政策手段，来吸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但效果并不好，外汇占款问题越来越突出。人民币升值已经被市场认为是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
二、人民币升值要走“渐进式”的改革模式。
中国政府尽管知道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但并没有屈服于内外的压力，在一开始就迅速大幅度调整汇率。其最根本的理由可能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及其调整，并不只是为了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问题，以缓解上述贸易摩擦和货币流动性的冲击。事实上，我们的政府至少要关注两个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的指标：一是经济增长。因为有了它，就能解决就业，就能保证人民的生活。尤其在我国贫富分化、区域差别、劳动力过剩和政府资源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现状下，任何引起经济增长迅速下滑的要素都应引起政府高度的关注。二是维持物价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