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亚洲的成功是由于亚洲各国的政府非常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和降低了换汇成本。如果一旦这样的环境被打破，比如日元由于金融大海啸而造成大量套息资本回流从而导致其大幅增值，日企制造业和出口业因此受到重创，日本经济就会再次陷入萧条阶段。今天韩国受到的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韩国为了赢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不得不放开了自己的金融体系。于是，在今天这场危机中，由于外资低成本的撤离潮，最终造成了其股市、汇市的大跌，韩国经济迅速疲软，完全重演了东亚危机时的大灾难。越南也是因为要素市场价格（原油价格、越南盾等要素价格）高企而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所采取的东亚增长模式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由此可见，亚洲政府采取的金融抑制战略，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躲”在国家汇率的保护下面，不用担心自己出口所创造的财富会受到汇率风险的损失，也不用担心换汇成本会受到供需变化的影响，从而利用自己的竞争力积累了一批又一批的财富。中国的中小企业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一样，正是靠着自身利润的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的严峻形势下，依然能够做到用自己的流动性来解决再投资时的资金需求。但是今天，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美国企业因为流动性收紧的缘故出现了“赖账不给钱”的局面，而当要素价格开始变动的时候，如出台《劳动合同法》，燃油价格、土地价格上升等，尤其是当这些要素价格和汇率一起变动的时候，东亚经济增长的优势顷刻间就丧失了。包括日本，哪怕它的技术含量比中国高，也出现了贸易逆差的情况。
我认为，今天亚洲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我们的要素市场没有受到外界严重的干扰，各国政府的管理和干预还是十分有效的。大家会注意到金融抑制使亚洲的金融环境显得非常简单，即政府控制银行以及政府控制金融市场。企业基本上只能通过银行这一稳定的渠道来融资，而基本放弃了资本市场的主要融资功能。而亚洲国家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金融抑制，是因为它成功地支持了企业成长和出口战略的完美实施，从而能以稳定增长的工资收入和奖金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日本东京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它的定位只是一个区域金融中心，亚洲作为制造中心的生产方式产生不了像伦敦和纽约这样流动性充裕、金融创新发达的全球性金融城市与全球性经济中心。所以，今天当伦敦出问题了、纽约出问题了，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任何替代它们的地方都没有，甚至因为我们自身对外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挑战的缘故，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开始变得十分脆弱起来！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抑制战略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这一因素以外，亚洲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缺乏的是一批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应该让这样的机构和个人来承担高风险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否则，我们的金融创新总是停留在政治工程和形象工程上，产生不了实际的效果。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作的只是让那些厌恶风险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去做偏好风险的业务，这是违背它们理性选择的做法。所以，不管政府出台多少向中小企业倾斜的融资政策，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还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相反，银行更关注的是有没有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一起来帮它承担风险，而且即使如此，银行自身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要求还是偏高——看上去虽然中小企业今天可以向银行贷款了，但是，高成本、少数量、短期限的融资结构根本满足不了它们的实际需求。
而且，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家为了减少银行的担心和获得良好的融资条件，做假账以“讨好”银行的关注，这种违法行为似乎应该要加以严格制裁，但是，让高风险的中小企业家去与厌恶风险的银行打交道获得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错配”！我们发现在由银行主导的新兴市场的国家中，只有少数中小企业能够真正获得银行服务。可见，中小企业融资难，不光是中国的问题。除了我们所说的它们没有抵押物、资产规模小以及业务的导向不明确等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银行不愿意跟它们这种高风险的阶层打交道。因为在银行客户的数据库中，无法得到这些客户信贷能力的真实信息，因此它们自然就会被银行边缘化。可以说，在金融抑制的环境当中，几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而且，监管部门也不应该让缺乏足够规避风险能力的银行去参与高风险的贷款业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和长期稳定！
因此，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小企业不要总要求银行提供借贷，尤其在危机时刻，它们应该去寻找愿意承担高风险的投资人群。为此，政府应该培养一批能够偏好高风险的投资者进入市场。如果世世代代的中小企业家因为我们制度的缺陷和生态环境的不良而不得不放弃骨子里的那股冒险精神和闯劲，采取十分保守和被动的投资方法，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成长的软肋就会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危机时刻如果我们只强调刺激内需、扩大就业的必要性，却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方案，那么刺激内需、扩大就业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我们必须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还应该着力培养一批相关的优秀金融人才，确保他们所从事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风险投资和天使基金的运作等，都能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稳步发展，从而扶持一大批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中小企业成长。这就可以避免在直接融资的过程中产生类似于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严重的代理人问题。
今天，在投资团队建设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政府领导与企业高层远赴美国市场招揽人才。他们希望从这些人才中挖掘到能够管理高风险金融产品、愿意从高风险中获取高收益的精英。同时，我们也要提供良好的适度的竞争环境，设立开明的制度，以此留住人才，从而进一步鼓励他们去开展金融创新业务，努力拓展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具体而言，我们要让管理制度阳光化、透明化，不给人才设门槛等。只有这样，这些人才才不会像目前在中国的一批数量较少的高风险项目投资团队那样，把自己倾注多年心血、眼下正在茁壮成长的中小企业“无奈”地带到美国去上市，完成他们获得前期高额回报所必须经历的“退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政府部门关于早日推出中国“创业板”的决策，对完善退市机制、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打造“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意义何在？
2010年7月1日，我国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发布了对50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这是除美国三大国际评级巨头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之外，非发达国家评级机构的首次尝试。这和我们最近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样，标志着我国如今正在尝试打开一个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的新局面。
众所周知，全球开始质疑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作用是“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被它们评估为高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这场危机中都变得一钱不值。尤其是对很大一批海外投资者而言，出于对它们权威性的充分信任而疏忽了自己对所购买的美国机构债权的信用风险的警惕，结果使得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宝贵财富的价值大打折扣或化为乌有。即使账面价值看上去还存在于那里，但是却完全失去了过去应有的流动性，无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正常的作用。如今，我国开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给我们的财富管理造成的麻烦，尤其是可以防范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为了追求“放松要求”所带来的市场份额的增加效果，而下意识地去隐藏美国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和不惜牺牲外部投资者利益这样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欧洲政府正在极力寻找挽救希腊等国的办法以防止问题蔓延到整个欧元区的时候，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却火上浇油，一而再地调低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导致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而且，这还促成了市场抛售欧元的恐慌行为，事实上起到了帮助美国对冲基金“做空”欧元、牟取无风险暴利的负面效果。可以这样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再次暴露出它们在信用评级时机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当性等严重缺陷。所以，今天我国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现像美国信用评级公司那样“内外有别”的评级内容，从而也就提高了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
如今连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了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这就造成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缺乏研发动力以提高自己评估信用风险的能力。如果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的诞生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由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的这一信用评级市场，那么，想通过自己高质量的服务和准确的判断而赢得市场的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地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得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也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属于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作出准确的信用评级判断，那么，事后准确度高的“辉煌业绩”将会渐渐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国际资本移动就会认同我们真实客观的准确报道，而不是接纳“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国非客观的信用评级指标。其次就是“市场”建设问题。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的信贷产品不断增加，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投资，那么，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上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问题。如果中国未来受过规范训练的金融人才越来越多，中国的信用评级机制能够容纳百川，取其精华，舍其糟粕，那么，中国信用评级制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就会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总之，我们今天都很重视“自主创新”的问题，都在努力打造人民币在世界财富创造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寻找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性。光有自主创新所形成的“独到技术”还远远不够，光想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来管理世界的财富也有些好高骛远，关键还是要看一个民族靠什么方式来获取财富。事实上，确立“标准”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有可能将技术转变为财富；有了制定标准的能力，才容易得到管理财富所需要的货币主导权。而今天信用评级恰恰就是一种金融业务运行的重要“标准”！所以，大公国际迈出的第一步，其意义非同小可，但要想最终拿到“话语权”还是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