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于现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言，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来缓解通胀压力的效果微乎其微，相反如果过度地依赖这种模式，则会抑制市场的活力，造成恶性循环。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完善税基和税收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该花大力气，将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用在能够产生更多社会财富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教育、研发、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投资领域。同时，要活用税收政策，通过减税和增税，建立一套健康的激励机制，促进和激活企业及市场去发挥它们创造可持续价值的积极作用，此外，也能抑制挤出实业资本、破坏价值创造的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否则，仅仅依靠过度依赖流动性过剩压力下的紧缩型宏观调控对策（货币政策），就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外部冲击，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当前全社会应对全球高通胀冲击的承受能力。
当然，从理论上说，今天的我们可以动用利率政策、劳动（工资）政策或汇率政策来控制“过热”的投资以催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激活资产价格，让它的繁荣去不断放大财富效应，缓解通胀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否能从根本上有效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激活中国经济创造可持续价值的内生动力？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事前没有制度上的完善和激励机制变革的环境保证，那么，立刻动用上述应对通胀的这些“猛药”，很可能就会使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由于控制不了“超调”冲击而产生经济剧烈动荡的局面。
虽然，海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手段，但毕竟从“事后”它可能带来波及全社会的巨大灾难这一负面效应上看，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去选择，也不可能去选择这种“硬着陆”的方式。
我们该如何应对金融大海啸的影响？
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刺激内需的有效途径，而我国政府也会在2009年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
第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利率，以刺激其投资和消费，达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从2008年年底这一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中就能看出政府的意图。
第二，加大政府的支出，让“看得见的手”去支撑经济的发展，并在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去修复被危机破坏的价格信号。一旦失灵的价格信号重新复苏，政府就应该尽快让市场经济那“看不见的手”重新发挥它最擅长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效率改善”作用！虽然在修复阶段，政府投资会占用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造成市场利率提高的不利后果。但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直接的。因为当前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是有利于今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所以，从理论上讲，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大政府机制一旦定格化或长期化，它所带来的市场效率低下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减税。如果减税是全面性的，那么，它和降息一样，会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且，其效果要比降息好。所以，中国政府改革增值税、购房交易税等税收政策，明显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
第四，稳固进出口增长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汇率调整和关税下调，都是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并且充分意识到当前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力，及时上调了出口退税率等。这也能看出中国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手段来保增长。
第五，乐观预期会促进消费和投资。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是通过预期未来来决定今天的投资和消费计划的，所以，我国政府接连不断地出台利好政策，就是为了充分提振市场的信心，使自己的“输血”救助尽快转变为市场自发的“造血”机制，以强化市场复苏所需要的活力。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2009年我们若想尽早摆脱危机的困扰，那么只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更为重要、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才能有所“建树”！
一是目前刺激消费的扩大内需方式是否能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企业投资支出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过多地依赖这种刺激投资领域的总需求的做法，在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低迷的阶段，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为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投入的基础设施建立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扩大投资型内需，而不是通过“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型内需的增长。所以，如何能够尽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投资，这对创造“有效需求”而言，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可能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更为明显。因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小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并茁壮成长，至少它承担起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小的就业压力。于是在目前危机当头之时，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减负，就成为决定我国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降低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渠道方面，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我国的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手里又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规避和缓解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的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却又无法加以有效监管，即使大小非解禁带来了股权结构的脱胎换骨，但如果缺乏这种改变所能带来的公司业绩增长的内在机制，那么股市就会对企业的这种“解套战略”产生非常明显的排斥行为。结果，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股市投融资功能萎缩，造成大批有实力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
五是我们也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机制。比如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加强教育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而这些就业人群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会转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可喜局面！
“疏”比“抑”好、“疏”比“抑”难！
2009年年中，中国的主要政策部门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展示一个新的政策动向：那就是政府主导的刺激经济的方案要开始从“量”的追求转变为“质”的追求。2008年年底，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量”的消失的“冲击”：进出口迅速滑坡、投资额骤减、中小企业的倒闭在某些发达城市成为一时的“风潮”、银行业出现严重的惜贷、股市和楼市严重委靡等。
在这种市场活力面临崩溃的时候，中国政府依然冲到了经济舞台的最前沿，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调动起了金融资源最为集中的银行业的“放贷”积极性，给中国股市和楼市也注入了信心和勇气。于是，流失的“量”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又回来了。在周边国家“市场流动性”依然十分紧张、经济基本面还相当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信贷增长创出了奇迹，工业产值明显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反弹势头让人难以相信。尤其是中国股市和楼市的飙升态势，让人简直不能想象欧美股市还处于跌宕起伏的痛苦挣扎中。中国市场参与者（机构和散户的大合唱）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这种热情“引诱”着部分企业开始“不务正业”，拿着政府“扶持项目”的信贷资金，和海外热钱一起加入到了追求由“流动性膨胀”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效应的行列中。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业界人士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开始“质疑”这种单纯的“量”的反弹，并指出了它的种种危害性，他们建议政府尽快调整在2008年经济低迷状态下所制定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回暖既不是因为消费者消费规模的增加和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的上升，也不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更不是因为欧美经济的复苏又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所以，政府也就无法“放弃”自己目前“输血”的职责，把经济交给一个还没有形成健康“造血”机制的市场。为了尽快培育出一个健康而且充满活力的市场，我们还是需要有足够稳定的资金给予支持。
比如，要想让城镇居民安心地把储蓄转变为消费，政府还是要引导资金去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要想让广大农村人口把强烈的消费愿望转变为消费能力，还得靠政府拿出资金，运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来扶持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并通过制度的建立和配套资金的扶持来保证农民在各个劳动场所中所应具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利用合理的税收机制来提高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从而扭转中国的消费能力是由两成人决定的尴尬局面。另外，若想让中国企业今后在开放的市场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至于把创造财富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给外国竞争者，就需要政府花好钱，培育出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赖以生存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因此，目前问题的本质不是资金太多，而是资金的“错配”！简单地说，对于不该进入股市的信贷资金，现在就要加强监管和惩处。而对于真正能够肩负起中国企业成长的资金，今后政府还应该继续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让它们进入股市。政府也应该不断去完善市场的投资环境和交易制度，那种单纯靠“捂盘”去人为地操纵市场供需关系以寻求巨大“套利”空间等投机行为将会越来越难以生存。
纵观目前出台的央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等7个监管文件以及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严查“地王”的行动，我们很容易看出，政府已经形成了在现阶段“疏”（逼迫资金转向健康发展的渠道和方式）比“抑”（通过收紧银根来解决资产市场过度“繁荣”的问题）好的政策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应当“退出”的不当资金和政府政策鼓励“进场”的优质资金能够抗衡的话，我想该政策对股市和楼市的影响会十分有限。但是，因为投资者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股市和楼市的“恶炒”问题会有所改善，从而带来真正能够给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实惠。当然，在今天中国资本市场还十分不完善的情况下，形成真正稳定的价值投资格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不管怎么说，今天“疏”比“抑”要好，但是，“疏”也比“抑”要难！抑制流动性，可以采取统一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措施等，甚至还可以采取我们“擅长”的行政手段来完成因为市场还不够完善所以无法做到的效果。“疏”是一种“结构性”调整的做法，是为了解决资金“错配”而需要及时在这里搭起“防火墙”、那里拆除“高门槛”的技术活。当然，在“疏”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度”，就会把推动企业发展的股市环境和保证金融体系以及老百姓良好生存环境的楼市环境给“砸塌”了，那就会激化出更加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有时，甚至光有技术也还不行，如果没有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一部分人照样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和技术能力，获得个人巨大的寻租利益，最终不仅没有解决因项目资金过度流入虚拟经济而造成的泡沫问题，相反还会滋生出严重的腐败问题，从而导致社会对政府政策措施的抵触情绪，最终增加了政府为挽回这一被动局面所付出的政策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资金错配问题，还得要处理好“谁来‘监管’监管人”的问题。
总之，我们不希望看到政府这轮“流动性疏导”的组合拳乏力无果——企业主营业务依然绩效暗淡，而股市和楼市却继续“红火冲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具有定价能力的国外要素市场借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题材，再次炒高原油和铁矿石等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价格，导致输入型通胀早早在中国再次上演。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我们自身在过强的通胀预期“引诱”下，过度投资房地产所带来的相关商品价格的疯涨。到时，为了不让通胀问题在中国“贫富分化”还很严重的环境中，引发出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政府只有用强大的“抑”来取代不到位的“疏”，而这样的“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会造成“弊大于利”的深远影响。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后果出现，整个社会都要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形成高度的“共识”，只有“齐心协力”，胸怀大局，放眼未来，才有可能避免市场和政府之间无谓的“博弈”，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上下“利益一体化”后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