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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的学校教育观

刘薰宇

选自《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十号,1928年10月20日。

一、开场

这篇文章里所写的一些意见,虽大体是早已蕴蓄在我的胸中的;但想要把它写出来,却是在读了本志第十九卷第七号载着的《无学校的教育》一文以后。因此,这篇文字虽不全是在批评它,对于它加以批评的地方却不少;愿意参加意见的人,自然有先读它一次的必要。中国的学校教育,好像历来都很空虚,所以《无学校的教育》的叫喊绝不是无病呻吟。但无学校的教育是否是和《学校废止论》有着同一的内涵,却很值得注意,而且也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

是的,现在中国的学校,有着很多的缺点,如《无学校的教育》一文所举的,这本无法否认。其实,就我经验——从当学生到现在二十余年的经验——所得到的说,大约还不只那些。不过,在这里却似乎用不着列举,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学校教育有了这样的毛病,是否就应当宣告它的死刑。在那篇文字里虽然还没有很决然地将这种判决公布出来,却很有这样的倾向;这是我所要严重抗议的。

二、教育和学校是什么

为了说起来容易明白起见,还得暂且先转一个大弯,规定一下教育和学校这两个名词的界说。无论一个什么名词,最初被使用出来的时候,虽则含意很简单而且极明晰;但久而久之,就会渐渐地走样,甚而至于可以弄到它的意义表面好像大家都很明了,实际却非常含混的地步;教育和学校这两个名词就是这样。平常这样使用着,原也无妨;但若要判决它们所应负的责任。那就不容许了。

教育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意识地创造优良的环境,以供或一部分人的生活上正当的需要,叫做教育。这大概还须加以解说才得明了吧!但详细地解释,在本文却很感困难,不得已,只好略讲几句。

人类虽是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却因为比别的动物已进化了一点,便逐渐逐渐地将生活弄复杂起来。到了现在,从幼到老,都不能单靠着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过活得下去;并且也不是一个人六亲无靠地可以维持得住的了。又从另一方面说,人的生活绝不只是能够维持现状,就可毫无遗憾,总是不断地感着缺陷,不断地要努力去补足。因为这样,生活上就有不少的正当需要。别人的经验的补助就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个人的生活虽是应当努力冲破已成的环境而创造较新的局面,但不能全然逃出环境的支配,却是无可如何的事实,越在幼年越是这样,所以优良的环境,也是人的生活上正当的需要中的一种。

自然的环境,若毫不加以人为,那就不一定优良。所以一个人,若是从生下来就只包裹在自然的环境中,他的生活的程途上实有不少的危险。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会反对地说,自然的环境就是优良的。但这是对于“自然的”三个字的解释不同。这里所谓的“自然的”实在包含有不少的“人为的”在里面,不过这种人为不是对于生长在里面的人抱有什么目的的罢了。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戚友,他的近邻以及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人,这些人们都是造成他的环境的重要分子。但是他们的一切行动既并不全是为他而发的,也并不都是能给善良的影响于他的,所以不一定优良,而他生活在这里面,就很难免有几分危险。或者又有人会反对地说,即或有危险也无妨,他很可以从这危险中自己经验出一条坦途来。但这就有两点应当注意到:第一,从危险中自己经验出一条坦途,这是否一定可能?第二,即使可能,是否经济?一切人的经验,都不足取,全要由各人自己去经验出来,价值有多大?说得极端而且滑稽一点,比如识字,一定要自己去经验,那就只好对于结绳、画卦、造字,都各人从头做起,这可能不可能姑且丢开,即使可能,算得什么一回把戏?

既是自然的环境大都不优良,优良的环境又是人的生活上正当的需要,所以只好由某一部分人意识地创造它出来了。“教育”这名词的意义虽已很含混,但它的目的,是在使学教育的得到较好的生活,养成较好的人格,却是大家都承认的;所以我就那样地规定教育的界说。

现在说到学校了。学校是什么呢?就是在施和受两方都是聚了若干人而组织成的一个教育机关。所以学校教育只占教育的一大部分地位而不是它的全体。这虽是很简单明了,但所谓学校,它的常德只有这一点,至于怎样编制,教些什么以及如何教法,这些都只是寓德,绝不容含混。因为它的寓德无论怎样变更,只要一定的常德依然存在,学校就还是学校。

三、学校教育的毛病怎样生出来的呢

照上面所规定的教育和学校的意义说起来,现在中国学校的一切毛病,究竟有多少是它应该直接负责任的呢?它应否接受死刑的判决呢?以下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直接痛快地说,我以为现在中国学校的一切毛病,都发源于社会制度和政治状况,而不是它所应当直接负责任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本文的中心,但很详细的列举出来讨论,实在未免冗繁,所以只就几大点来加以探究,以此例彼,也就很不难推知了。

卢梭所谓的滑稽的建筑,它的真意何在,我无从而知,不过就现在中国所有的学校的建筑说,实在很是滑稽。别的且不论,单就学生宿舍来看,也就够明显了。结构的单调,内容的简陋,全然和兵营没有两样。而且,总是尽量地用床铺将一间房子塞满,有几张床铺便得睡几个人在里面。结果,使得住在里面的人,终日除了见着几张廉价的桌凳、书架、床铺、各色各样的蚊帐被褥以及零乱的箱匣以外,引起美感的东西可以说一点也不会有。这样的建筑,不只使学生得不到安适的生活而已,在他们的精神上,实在给了不小的恶影响。最显著的,就是使得他们对公众的东西,不特永远发生不出爱好的心情,反而时起厌恶之感。扩而充之,对于学校,对于办学校的人们,都等量齐观。所以学生久住过的房舍,门窗的破损,墙壁的毁坏,和丘八爷所住过的全没有两样。在上海就非常容易看得出来,所谓学生宿舍在质上和一般的住房实有同一意味;而大多数的房东都不愿将他们的房屋租给学校作学生宿舍,宁让它空着,也就很可看出所谓滑稽的气氛。所以,即使只就这一点,说学校是毁损青年身心的场所也不为过。

但是,这样的毛病是由学校本身发出的吗?不是,不是,绝对地不是;完全生于社会的制度和政治的状况。先问一问学校何以一定需要学生寄宿舍呢?中国的学校从后期小学起直到大学止,差不多都有设置学生寄宿舍的必要,这是在东西洋各国不容易找出来的怪状。这种怪状的成因,大约有三个:一、教育不普及,二、交通不便利,三、社会的习俗不良。

因为教育不普及,所以就有不少的人非离家几十里几百里乃至于几千里去进学校不可。这些人跑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方,一切情形都不熟习,自然就有寄宿在学校里的要求。倘使教育普及,这种情形自然大大地可以减轻。

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即使自己的家距学校不过六七里,每日来回至少要跑四次,也已很够麻烦,就非住学校不可。

因为社会的习俗不良,倘不住在学校内,说不定很难找着适当的地方住;即或勉强结合几个自己租一间房子来寄宿,关于食住都得要多费精神去照管。这还不算,而一切恶势力的引诱也很难抵挡;最明显的,即如赌就是一种。

有了这些原因,学生寄宿舍便成了学校不可缺少的设备。然而这原因,那一件是由学校本身发出的呢?有好的社会组织,有好的政治秩序,这些还成问题吗?至于有了这种需要,而不能有很适宜的设备,最大的原因自然是经济。以中国现在的一般的经济状况与政治腐乱的情形,私立学校不免带些商业气味,固不必说;就是国立、省立等等的学校也只是朝不保夕,那还有余力来顾到这些?我们只要多到几个地方去调查一下,就很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不但这十来年很少有新兴的较大的学校建筑,十年以前所有的也日就倾颓了!但是这无论如何不是学校本身的责任!

其次就编制说,一个学校,只要在社会上有较长的历史或较好的声誉,每班学生总在四十以上。四五十个学生聚集在一个教室里,看起来已是黑压压的一大堆,很够使人怕煞了。要使得室内的空气好,每个人所得到的光线也都很适当,哪里可能?而在一小时内,由一个教师来教授,单由他一个人讲,已经不见得不吃力,同时还要责备他注意到全班学生的举动、兴趣、个性,这成什么话?教师也不过是一个圆颅方趾的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呀!

在这种组织下面,有人说,教者所教的,是学者各人所需要的最小公倍数;而学者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这话很有至理。因而,从教学两方面看去,都是极不经济。是的,这无可否认是现在学校的一个很大的缺点。然而,这就是学校的不治之症吗?它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呢?我的回答,这是由社会的组织和政治的状况;它并非不治之症,正和穷人患操劳过度的毛病一般,只要他有静养的可能,决不至于死亡的。

我们先不要以为一个学校每班要收五六十个学生,这是极不合理的事;我们应当知道还有比这样更不合理的事存在。即如本届上海某国立大学招生,中等科不过取五十名,而投考的却有一千五百之多。原定的资格是小学毕业生,而投考的却初中已毕业的都有。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学校一切学膳宿费都不征收。别的只要是稍有名誉的学校,即使收费较重,投考的人也是要超过取录的定额若干倍。从这样推算,就可以知道,从令现在中国所有的学校每班都收四五十人,也还有不少的想要进学校而被拼出校门以外。

明白这种事实所以造成的理由,自然对于一个学校所以一班要收四五十人的理由就可明白大半了。除此以外,那就是学校本身的经济问题了。多收学生可以使学校的经济减少困难,这是非常明白的;但这并不是学校的罪恶。学校是社会事业,和商业工厂性质绝然不同,它所需的充裕的经济,照“理”是应当由社会负责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这个“理”向什么人讲去?

再来说说关于课程的话。现在中国的学校的课程,确实使人感到繁重和空虚。无论怎样要好而能力很强的学生,要使他能将所有的功课都照着他的教师所指示和期望的弄好,简直是不可能。教师总是这样告诉他们的学生,功课应当预备一番,才来听讲,听讲以后还得加以复习。但这全完是欺骗的话,即或不是有心这样,事实上总等于欺骗。就初中而论,每周一共总有三十小时左右的功课,平均每天就是五小时。而一般人所认为较重要的国、英、算三科,平均每天总要占三小时。真要预备而又复习,单这三门,至少就得要五小时;其余二小时的课,就算可以比较省力点,——其实这话也是很不大通的——只要二小时,一共就得七小时。上课自修算在一道已是十二小时了。一个人一天八小时的睡眠是很正当的,因此只剩四小时了。要吃三餐饭,饭前饭后半小时又不宜用脑,除了睡眠每天还得要相当的休息,这有什么办法?于是学生便不得不随了各人的兴趣,而放弃一部分,然而这已不是所谓理想的学生。

这种繁重的功课,叫学生将健康牺牲了,拼着命去做,结果如何呢?离开学校一年不翻书,就得忘掉一半,三年五年的事作过以后,所有不曾用到过的,都早已不翼而飞了!这不是劳而无功吗?这是多么的空虚!

这种毛病,难道不曾有人注意到吗?这却不然,我可以武断一句,只要认真当过二三年教师的人,都一定早已感到了!为什么它依然还是存在而不能改良呢?这又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了。在政治上,学校是要一定的系统的,课程的标准和一切法令一般都很认真地刻在政府公报上。你要减少一点也可以,你那个学校就得关门,不但是违反法令,而且你的学生毕了业要升学的既升不来,大家自然不敢请教你。

社会何以也假痴假呆的呢?这中间就有另一个根本的毛病。教育的根本虽是在谋受教育者的适当的生活,但一般人对于学校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反不十分重视。学生的技能和性格的培养都放到第二步,最先的要求只是资格。这可以说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在中国,近若干年来,生活一天艰难一天,所以大多数人都很感到紧迫。虽是这样,它的起因并不纯然是能动的。因此,政治界不必说,就是工商界,也还是些旧势力支撑着,并不全然需要什么新技术和新性格;只要资格足以敌得过别人的竞争,就很足以立足了。所以父兄送子弟入学校,其目的全在获得一种虚伪的装饰品,学工的不必以作工为职业,学农的也不靠农作来生活。社会因了经济的原因,既不十分希望学校能给每学生一些真实的技能和健全的培养,课程无论怎样繁重和空虚,当然都可置之不理了!而从消极方面说,倘使有一个学校真打算照着理想切实地办一下,为了受政治的和风尚的束缚,由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在资格上反要发生很大的问题,那自然就无法立牢了!举个例来说,比如大学校招生,一定要高中毕业或大学预科毕业的资格,而且还非有毕业证书作证不可;在国立的学校,限制更严,还要立了案的学校的证书方才有效。这样一来,你以为收到的学生果真就都好吗?诚实而有能力的,资格不合,便被摒弃;狡猾的,反可以造假文凭混充。这就很可以证明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并不要求真实的教育了。处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学校要好,从何好起!

现在学校所有的毛病虽然很多,但有一部分,并不是真无法改良。那末,何以仍旧不免要延续下去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根本的大问题,就是教育者的生活不安定。所谓生活不安定,有两种意思:一是当前的生活不充裕,二是将来的生活缺乏保障。

在中国,虽说也有几百元一月收入的大学教授,但就全国统计,实在占极少数。其余的平均总不到一百元一月,而最低的还有不过五六元一月的。这点收入,无论怎样,总不足支持一个小家庭的生活而不感支绌。因此,力量强的,不免要将剩余的时间用到可以增加收入的地方去,而至于精疲力竭!力量弱的,要想弄到精疲力竭也不可能,就只好终日焦头烂额了。在这种状况下面,就不说当教师已没有对于他们的事业有思索研究的余力和兴趣,从令偶然想到,也缺少努力改良的精神。

何况,将来的生活既缺乏保障,今年在这一个学校,明年就不知道要漂到什么地方去,又那能责备这些人来从事教育现状的改造呢?更进一步说,无论那个,对于任何学校,都不敢下终身以之的决心,百年大计,当然无庸越俎代谋。然而,任何一件事,要使它逐渐进步,都非有人专心致志地去加以探索试验不可;何况教育事业,它的结果本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表现的呢?所以,现在学校的一切毛病,只能一天一天地加多加深,而难于改善消灭,实在是社会应当负责的。

我所感到的现在中国教育的根本的毛病,还是大家对于教育的误认;就是并不曾还出它的本来面目来,而只知道将它当着达到或一种目的手段。友人子恺君的画集里面曾有一幅,以教育二字为题的画,画的是一个人正用了模型制造泥人。这幅画真是中国教育的极深刻的写照,我对它起了极高度的共鸣。

将教育当一种手段,从一方面说,就是在“戕贼人以为仁义”;而从另一方面说,就只是宣传。这种事实的成因有二种,一是无意的,一是有意的。教育者因了各人自己的兴趣的偏向,教文学的鼓吹文学,教科学的鼓吹科学,教艺术的鼓吹艺术;弄得学生头晕眼花,正如初到了码头,被许多旅馆接客的包围着一般,简直不知到那一家的好。这是属于前一种,虽然不很合于教育的本意,总还是出于无意,情有可原,但也就很危险了!至于硬有意要借了教育的力量来灌一点什么特殊的知识或信仰,那不用说,去教育的本意不但更远,简直是走到了反对的方向去!

英国罗素在他的《我的信仰》一书中(何道生译,商务书馆出版。)曾有这样的一段话:“迷信的势力,在历来的教育上是大极了。不知多少儿童,思想上受迷信的影响。今后教育的目的,当以去除这种弊病为目的。现在的教育,仍以迷信为特性。儿童每有不便的问题,师长不是立即呵止,便严加斥责。教育家都利用群众的情绪以建立信仰,尤以国家主义的信仰为甚。资本家、军阀、教徒乘着情绪主义澎涨、批评精神消沉的现代,联合垄断着教育。再加以人性的盲目,尤使这种教育风行了。”

从这段话的立脚点来看中国现在的教育,真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教育家有可以利用群众的情绪以建立信仰的很好的机会,同时教育家又要仰政客、资本家、军阀的鼻息以谋生活。结果,教育家也者便堕落成了政客、资本家、军阀等人的走狗的承造人。中国学校教育的堕落到奄奄无生气,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吧!如梁启超所说的“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这一流的话,就是态度极鲜明地,命令教育家替别人制造某一种材料!但是教育家的所以不免于堕落,也不能说不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状况造的因。

总之,我仔细分析的结果,认为现在学校教育的一切弊端,绝不是学校的不治之症,并且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产生的。

四、达到理想的路

学校教育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弊端,那末,直接痛快地废止了它如何?为了使得一般对它怀着厌恶的情感的人们得到满足,这样的高论,实在是极好的清凉剂。但这个清凉剂,最多不过和给发热病的人放的冰囊一样,要使得病好,单只靠它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以为“无学校的教育”这种呼声,用来促成学校教育的改革,则有相当的功效;若要判决他的死刑,绝不可能。因为这种议论的倡导者所指示的积极的方策,实在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近几年来,很有些热心革命的朋友,他们很爽快地叫出“读书就是不革命”的口号来。在这种口号的背面,读死书就不能革命固然是一个理由,而社会革命不成功,学校教育就谈不到,也是极有力的理由之一。倘使现在学校应当寿终正寝的话,我觉得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还来得彻底适切而有出路些。

“今日的学校,照现状做去,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过分的把教育委托于学校,是不好的。”这些话我都完全同意。不过,如何打破今日的学校的现状却是一个很大大儿值得注意的问题。至于一般人的要过分地把教育委托于学校不但学校自己不应当负责任,实际现在的学校有多少困难就是从这点发生出来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不能得到社会和学生的家庭的协助,已免不了要感到加倍的困难;何况,就中国的现状论,社会和大多数学生的家庭所给学生的教养正和学校的相反呢?学校指示学生不可赌钱,他们一跨出了学校门,就可以见到许多的商店的橱里陈列着无数的漂亮的赌具,走在马路上,聚赌的嘈杂的声响也不断地钻到耳里;回到家里,更常看着他们的父或兄正赌得兴致勃勃,说不定有时还正需要他们去当配角。学校里为了或种理由,规定学生非穿制服不可,他们一回到家里,他们的父兄为了面子和礼节等等,就会叫他们穿长衫马褂。类乎此的例,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的。在这种情况当中,学校教育还能有什么力量?关于这些,不用再多说了,还是来讨论我们达到理想的路罢!

凡是厌恶学校的觉醒的人们,都采取不合作主义,只管各自将子女叫回家里来,这确是一条简便的路。但说得滑稽一点,这种办法,正和中国人屡次闹抵制日货一样。若从根本思想上去看,也和讴歌羲皇时代的生活有同一的渊源。

西村伊作的八个子女,都不入学校,在家里教养长大,都很健全。长女Ayako十一岁著很好的童话,这确是值得艳羡的。不过用这一个例就要推定一般的家庭教养比学校教育都来得高明,这实在很有不少的疑问。首先以特殊推证到一般,在逻辑上就通不过去。

从事上说,就是在日本,也只有八个儿童能有西村伊作那样的父亲;其余的儿童,若也被关在家里,因了他们的父亲不是西村伊作的缘故,要希望十一岁就能著很好的童话,恐怕很难保证吧!我并不讴歌现在的学校教育,但我只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已却深深地感到我们夫妇俩不配教养他,很想找一个蒙养院替我们负责。我不是要过分地把教育委托于学校,我只是觉得自己的能力总比学校的小一点,虽然它很有些缺点。自然,这是由于我没有西村伊作伟大的缘故,总算是我的儿子的不幸!但我敢于自信,最少是在中国,像我的儿子这样不幸的儿童,对于全数说,一定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所以讴歌家庭教养的话,若只为不及全数百分之三十的幸运儿童说的,我虽然不免嫉妒,也只好自己怨自己。而且想到从前皇太子读书的那样阔气,和一般人只有终天看先生磨红土,两者相差的远,立刻心也就平下去了。

对于西村伊作,我虽然十二分地拜倒,但他的成功,是否偶然,我却很有点不敢决定。我还想到,像Ayako那样的天才,就不是受她的父亲的教养,而一样地投到西村伊作所厌恶的学校里去,不见得一定就会埋没吧!我的这种设想,固然不值一笑,但和西村伊作预定Ayako进了学校就会糟蹋了去,只是五十步和百步。

我很抱歉,对于日本文是瞎子,不能精读西村伊作所著的《我子的学校》。但我总认为他所提示的对于儿童教养的主见和计划,若是供给一般学校的,那当然造福无量;倘使只是供给一般做父母的,这份礼物,受之无愧的大约就不能很多了。

西村伊作的议论——不,照他说是杂谈——有些很觉得趣味非常浓厚,为了方便且引几段下来。

我以为即使没有学校这样东西,人类生活上不会起大的困难。食物、衣服等,倘若没有了,人的生活当然不行;但是在现今的人的生活上,似是必要,而其实没有也不妨的事很多。

米是人生不可缺的食物,似乎没有米一日也不得过去;然而请看,没有米的国土,很发旺地在那里进步。竹可制种种器具,是非常便利的宝贵的材料,于人生是必要;然而没有竹的西洋诸国,其文明发达非常卓著。

我以为人所做出的器具、器械之类,大部分是即使没有,人也可以生活的。火车、轮船,大家以为是停驶了一天就不得了的。然而今日如果没有了这些,不过一时缺了用惯的东西而感到不便,不久之后,人就可没火车轮船而生活了。

注意!这是学校可以被“打倒”的论证!第二三段虽只是例证,用不着相提并论,但推理的基本方式全然一致,所以无妨一道来领略,并且,这样也比较容易明晰些。

他的这些趣味横生的话,最使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说得太迟了;倘使他要生在若干百年前,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能够使一切快要变成人的东西都听从,那真是非常彻底。在混然的大自然当中,即使没有人这样东西,大自然的生活上也不会起大的困难呀!然而,这样说法,在现在未免有点鼓吹全人类自杀的嫌疑,总算得是极左极左的危险思想(说是极右极右也可以,全不在乎);姑且丢开,还是拿人类作中心吧!

食物倘使没有了,人的生活当然不行;但是衣服却大可不必,正和火车轮船一样,今日如果没有了这些,不过一时缺了用惯的东西而感到不便,不久之后,人就可没有衣服火车轮船而生活了。真的,只要将所感到的不便能够忍耐下去,一切都好想法,而且省事。没有火车,有单轮车;没有轮船,有帆船;没有衣服,有兽皮;再没有兽皮,自己的身上也会长出毛来。

不但衣服、火车、轮船,是手做的,大部分,不,简直是全体,即使没有,人也可以生活的;就是制作这些东西的手,今日如果只有一只,或连一只都没有,也不过一时缺了用惯的东西而感到不便,只要忍耐得住,不久之后的人,就可没有手而生活了。这并不是有意夸大,我们的老祖宗,就很有些时候是这样生活下来的。只可惜他们虽没有用惯了手,也忍耐不下那所感到的不便来,所以弄得我们到了现在来吃这两只手的苦。——“人间的苦辛”都是这两只手造出来的哟,若没有它们,我们便只吃“生物的苦辛”!也就不至于瘦到自己也觉得可怜的地步了!(周作人译的《堀口大学的重荷》——生活的苦辛!人间的苦辛!日本人的苦辛!所以我瘦了)

够了,这也不过是难谈而已,我的本意只是认为从生物进化到高等动物,从高等动物进化到有两只手的人,倒了看过去,都是未免多事,而顺着看过来,便都成了无可如何(这四个字,是为了生来就怕麻烦的朋友们特别加上的)的必然。所谓必然,大约就是感到了不便,一点忍耐不下去,总得挖脑子努点力。为什么不能忍耐,我回答不上来,也许去请教西村伊作先生,问一问他为什么觉得“衣服倘然没有了,人的生活当然不行?”就可以得到解决。人既有了手,就得有衣服,有单轮车、帆船、火车、轮船乃至于学校,这也是一样的无可如何的必然。

“议论今日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倘也想一想这社会的缺陷的根本,我想其所论一定完全不同了。”这的确是名论,用这样的态度议论社会问题,中国人可以算得最能干,所以在大家刀枪剑戟打得不肯收手的时代,就会有“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彻底主张出来。所不幸的,是这样的议论总是超历史的。现在人类生活上所享用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发展的结果。事后思量虽有时不免觉得多事可笑,在当时,定有一种非这样生活上就会起大困难的原因。为此若能将历史中的一段撕了去,很有好些使人感到无聊的事出来。有一个人,因为穷得无可如何,很费力地向朋友借了一笔债。过了几年他居然小康起来,朋友来向他讨,他就觉得,从前借债实在是十分的多事。这就是因他已忘了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所以不得不借债的苦痛的缘故。

算了!我来结束一下吧!现在的学校教育确实是百孔千疮,但这病症绝非它自己长在膏肓中的,所以它不应受死刑的宣告,这是第一点。即使因了现在的学校和将来的学校一定有很大的差别,将它们看成两种东西,但它们的父子或祖孙的关系总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将来的近于理想的学校,一定是现在的被诅咒的学校逐渐改进成功的。这是第二点。因此,现在已近觉到学校教育有缺陷的人,大声地叫喊固然重要,而努力讲求改进的方策更其重要。这是第三点。然而,所谓改进,绝不是退走到过分把教育归于家庭负责的路上去。一则,现在的学校,它的老祖宗已很有些时候是这一种派头了,倘使撑持得住,一定不会生出这个不肖的子孙来。二则,家庭这种东西,除了相信天皇万世一系永永无极的人以外,大约总已多少感到,它快要就木了;以后,一定是人和人相当的时候增多。那末,施和受两方都是聚了若干人,而组织成一个教育机关是必要的。所以,我始终认为走这条路是思想上的复辟。这就第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