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手术后的第二天午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一条长长的走廊,方向是说不准了,廊顶很高,里面也还宽敞。
每天早晨起来或者晚饭后,我都在走廊里散会儿步。有时是半小时,有时是一小时;有时午饭后闷得难受,也出来走一走。上身穿着“小马甲”,腿上吊着引流袋。
引流袋里是紫红色的分泌物,体液,夹杂着血。它们均来自我的体内,经由一根透明的管子进入袋子里,与我的身体分离了。
走廊里只有两三个人,像我一样有头发穿着“小马甲”的,或者没穿“小马甲”也没有头发的,都慢吞吞地,在走廊里来回游荡。走到碰头了,也许看对方一眼,也许不看——“小马甲”还勒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呢。
有好几个夜晚,我竟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伏契克的散文《二六七号牢房》里的句子: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着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出院后,我核对过了,没错,伏契克是这样写的。那时,即使我没有量过从走廊这头到那头有多少步,也有一种坐牢的感觉,就像伏契克似的,被囚禁在监狱里。可是,伏契克坐牢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和捷克反动势力的迫害,是为了民族的美好和未来,而我呢?我因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就因为那个可恶的小瘤子吗?为了我的瞬间就变得捉摸不定的未来?
“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这句话说得真好。那么,我还能得救吗?我的未来还有多远?
廊顶的灯光也有些犯困了,走廊里算不得明亮。几个人影在灯光中移动着,令人有一种凄凉感。我低着头慢慢地走着,心里是一千个无奈,一万个不甘!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癌症患者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还能回到过去吗?
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我那颗不甘的心,在一次次固执地发问。
2
我想起了我单位的H。
大约七八年以前吧,H患了乳腺癌。她是个心思细密的女人,发现乳房里有个肿块儿就赶紧去医院做彩超。医生告诉她是良性的,没有问题,而且瘤子特别小,做不做都无所谓。暑假期间她感觉有些疼,正好要来北京,就顺便到了医院,结果竟然是恶性的。
据说H手术后身体状况很好,心情也很高兴,逢人便说给她做手术的医生是个留学归国的博士。水平是没得说了,对病人也特别好。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说H肯定没事了。
我见到H是在学校的班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H坐在我的身旁。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身体还好吧?”
她说:“现在看还好,谁知道以后啊?反正发现挺早的,治得也不错。”
我说:“看你脸色挺好的。”
她摸摸脸蛋笑了,说:“可不是嘛,胖了好几斤。”
后来,大约有两年之久吧,我再也没见过H的面。我问她班上的人H身体怎么样了,那人小声儿说:“你还不知道啊?都转移到骨头上了,不行了,正在北京住院呢。”一边左右瞅瞅,好像怕有人听见似的。再后来就听说H把各种方法都试遍了。她求生欲望特别强,想方设法地治,借款,卖房子,卖股票。可是癌细胞已经遍布全身了,骨头、肺部、脑袋里,都有,终于撒手人寰了,可怜只有三十八岁。
我又想起了早年的朋友I。I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单位里谁劝他去北京做手术也不听,就是不肯离开自己那间小屋子。
那时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工作了,我调到了现在的城市,是I身边的那个女学生告诉我的。女学生说:“老师你过来看看吧,我们谁说也不行,你兴许能劝动他呢。”
我赶到那个城市时天已经晚了。
我对躺在床上的I说:“您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他说:“不是我不珍惜,是老天不让我活了。”
我说:“您这么睿智的人也信天命吗?”
他说:“不信能咋着?信不信都这么回事啊!医生说了,我暂时死不了,还有五六个月时间吧。”
我说:“让我看看您的片子吧。”
他坐起身,从床头柜里拿出张X光片子。
我发现上面有好几块白点儿。
I是个残疾人,病倒后都是由学生照顾。一个女生悄悄伏在我的耳边说:“别听他瞎扯了,医生说不手术也就两三个月吧,活不多久,昨天还咯了好几回血呢。”
I指点着片子上的白点儿说:“看见没?这,这,都是,手术也没有用了,白花钱受罪。”
我说:“谁告诉您这些都是呀?兴许是钙化点什么的呢?就算是,切去了不也能保条命吗?我小时候的邻居切去一个肺叶,到现在还活着呢,啥事没有。”
他显然有些动心了,一边琢磨着片子一边说:“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一闪而过的光。那不是想死的人有的,而是想活!即使再悲观的人也有求生欲望的。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我继续鼓励他说:“您不是还想写自传吗?那可是您的心愿啊,您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五六个月的时间怎么够用呢?”我说的是真心话,I一生坎坷,饱经磨难,的确够写一本厚厚的自传了。
他眼睛里的光更强了,犹疑着说:“要不然就去北京看看?”
可是去北京的头天夜里I就死了。是接他的工会主席最先发现的。夜里没有人,他可能上不来气,自己去够氧气瓶子。工会主席说I的左手还朝氧气瓶子伸着呢。
最让我痛心的是J的死。
J是我高中时的同学,脸蛋白白嫩嫩的,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
我们一起考上大学,一起在这座城市里读书,后来又一起在这里工作。
她教职专,我在师院。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有时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
可是有一天午后她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坐在沙发上低头说:“如是,我病了,这回我可真完了……”
我说:“什么了不起的病啊一张嘴就完了完了的。”
她说:“真的,是……癌。”一边指指自己的乳房,面色苍白,声音低弱,秀美的眼睛里含着泪。我的心也忽悠一下子。
我知道J是心高气傲的女人,别看表面柔弱,内里却有股狠劲,不是沉重的打击不会这样的。我看了她好一会儿才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啊,我不敢回家,出了医院就上你这来了。”
“不会误诊吗?”
“……不可能,已经看了两家医院了。”
J告诉我超声显示是1.5厘米,拇指盖大小吧,在右侧乳房,无痛,腋窝没发现肿大的淋巴结,医生说发现的倒是挺早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J说:“我不担心别的事,就是我孩子还小啊!真要是走了,孩子咋办呢?”
我一边将削好的苹果递给她一边说:“瞧你,想哪去了,这么早就发现了,切去不就成了?”
J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放下苹果,扭身扑到我的肩膀上哭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水滂沱,头发都弄得湿淋淋的了。我至今还记得她伤心的样子,她一定是太孤独太无助了,抖得像野地里的一棵枯草,也像风里的一片树叶。
那时J才三十三岁呵,可谓风华正茂。她很勇敢,想方设法地治疗、调养,顽强地活了十八年,活到了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她死的那天我远在西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连葬礼也没赶上,只是从几千里外给她丈夫发了个短信。
我一回来就去了她们家。那个学土木工程的男人没开口就掉眼泪了,说:“J到最后也不想死,让我想法子救救她,可是我有啥法子啊?有啥法子?我到现在都不敢想她那眼神啊!我原以为过了这么些年,没事了,谁知道那该死的病还是卷土重来了……她是多好的女人啊,你看看我这屋子吧,这摆设,走路都打晃了还撑着收拾呢!唉,我真是个窝囊废呀……”
我不忍心再听下去了,安慰他几句,逃也般地离开了屋子。没有J的两室一厅显得那么空旷,空得像一片坟地,空得我的心都碎了。从小区里走出来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几十年交往的情形在眼前闪过,我心如刀绞,心想世上再也没有J这个人了。
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姐姐,也都没逃离癌症的虎口,都走了。
……
3
我在走廊里走着,想着,脑袋里满是不祥的念头,满是沉重。
引流袋里的液体越来越少了,喘不过气儿的感觉也差了些,脸上渐渐有了血色。种种迹象都表明身体在好转,兴许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我表面平静,心里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有时候,我也看着廊壁上贴的那张图做康复操。手术一侧的胳膊抬起来很费劲,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比画着,一节一节地往心里记。护士说做操可以预防患肢水肿,尽早恢复患肢功能。我心想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
恢复患肢功能为了什么呢?为了能更好地活着,是不是?可是假如不久的将来便转移了,复发了,连命都没有了,功能恢复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就像人们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知道以我的病情暂时还不至于就丢了命,可是这暂时到底有多远呢?半年?一年?还是三年五载?抑或更远一些的将来?将来,会怎样呢?转移?还是复发?也像我经历过的那些人吗?
可是我还有很多书要读,有很多东西要写,这世上还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我还想体验一下更丰富的人生,还有未完的事要做,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啊!
是谁写过这样一首诗——
假如你不曾直面过死,
就不要谈恐惧;
假如你不曾经历痛苦,
就不要说伤悲;
假如你不曾有过牵挂,
就不要谈爱;
假如你不曾体验沉重,
就不要说超逸。
傍晚的走廊里一团昏暗,
我看不透人生,
参不破存在,
也把握不了我自己。
4
术后第五天,首次换药。
换药室唯一的床上已经躺着一个人。
我按G的要求坐到椅子上,感觉他一层又一层地解开了“小马甲”。
我之所以说感觉是因为我始终抬着头,移开目光,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怎么也不敢往自己的胸前看。
我怕看见什么我本该关心的东西,怕看见那个我曾经熟视无睹的部位的变化,怕看见那种意料之中的失去。
我的目光游弋着,先是对面的墙,然后朝几米外床上的患者斜过去,突然像被磁铁吸住般地不动了!
那患者的胸前有一道长长的疤,左侧还是右侧?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疤痕的形状。它从业已切掉的乳房里侧开始往下滑,滑出一段后,拐了个弯儿,然后沿着同侧肋骨的下缘朝后背滑去。有拇指粗细吧,曲曲弯弯的,黑褐色,像农夫捂在胸口的那条蛇,丑陋、粗鄙,正琢磨着从哪里下口才惬意!
我心里一阵发紧,赶紧收回目光,以为所有乳腺癌患者的疤痕都一样。
悲哀从心底涌上来,我低下头,看着冰冷的地面,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伤口已经被纱布遮好了,那个念头再次涌进我的脑子里。已经积累好长时间了,却不敢出口,是我心里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
我鼓起勇气问G说:“大夫,告诉我还能活多少年?”
他仿佛并不出乎意料,却也没有言语。紧跟着,当我再次追问时,给了我一个乐观的答案。
他已经不像手术前谈话时那么坦率了,那一次,他告诉我说,目前这个病是无法根治的。
后来我心想G是在敷衍我,就像鲁迅无法回答祥林嫂灵魂有无似的,他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可是又不能让我悲观,让我失去与疾病抗争的勇气,于是就用一个遥远的年限搪塞!可是我当时却非常高兴,是的,非常高兴,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沸腾起来了!假如我真能活那么久,一定要百倍珍惜余生!
现在想来,我真蠢,也是当时对乳腺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问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是先知,也没有人能预测你的未来,你的生命如同你的指纹一样没有重复性。即使是那些被广泛使用的患者生存期统计数字,其科学性也大打折扣;更何况那时我的病理报告还没出来呢。
可是,那一刻,我就是要问,不问心里就不安,就沉重,总感觉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
生死关头,每个人都难免不是阿Q。
5
北床已经住人了,是一对年轻夫妇,贵州那边的。男的有点儿像吉卜赛人;女的白白胖胖的,一笑俩酒窝,很可爱。她说她的瘤子很大,得先做化疗,时下称为新辅助疗法;等瘤体小了再做手术。说这些的时候她仍然是笑着的,笑得很单纯、很甜美。
我心想乳腺癌专拣美的女人吗?还是美的女人本身就人生多舛?
术后第六天中午,中间床也来人了,也算年轻,膀大腰圆的,留着条时下少有的大辫子,长相有点儿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我看着她身后跟着的两个女人想谁是患者呀?她冲我嘎嘎一笑:“看不出来吧?我。”拇指朝胸口一指。不一会儿,那两个女人走了,她一边抖搂衣服一边朝她们的背影喊:“吃完饭过来呀,我带着扑克呢,咱们斗地主。”
午后她去总院穿刺,仍然一阵风似的,穿起外衣就出去了;瘦得像根竹竿子似的丈夫跟在后面。我心想此行不知是吉是凶?大约四五点钟吧,她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气急败坏的,满头大汗,弯腰就拽床底下的拉杆箱。打开,收拾东西,把床上的毛巾衣服什么的统统塞进去。
北床患者直起身子说:“你们要转院啊?”
他低头擦了把汗,“转啥院啊,不治了,回去。”
“你们那的医院哪有这边好啊?”我也插了句嘴。
“谁说不是呢?可她不听啊。”那男人把身子转向我,“这不吗?我们有个亲戚在北京,给她找人看了看,说情况有点儿复杂,过两天请专家会会诊,她就受不了啦,非得说自己是晚期的,已经不能治了,死也要死在家里。”
“医生说她是晚期的了?”
“哪有啊,人家就说会会诊,是她自己从网上看的。”
“肿块儿不是不大吗?怎么就成了晚期呢?”我心里纳闷。
“说是有橘皮状,橘皮状就属于晚期。”那男人垂头丧气的。
“这会儿还在总院哪?叫她回来吧,我们帮你劝劝她。”北床的患者热情地说。
“在啥总院啊,在亲戚家哭呢,谁说也不好使,连回去的票都买了。你们说我有啥法子?总不能绑着治吧。”
我心想是不能绑,没有人被绑着治病的。绑着治的,是疯子,疯子是丧失了理智的人。
后来我从一本书上看到橘皮状恰好是早期的一种表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主编的:《应对乳腺癌专家谈》。书中说乳腺癌的早期警告信号有乳头流出液体、乳头凹陷、乳房形状和大小改变、皮肤凹陷——“酒窝征”、外表改变——“橘皮症”、腋窝肿胀或肿块等。
其实,目前乳腺癌的治疗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即使真是晚期,也不等于很快就死,也能争取到一定的生存时间。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在想:那位自以为已经到了晚期的患者还活着吗?身体怎样了呢?有没有再回北京治病?
在疾病面前,理智和意志有时是多么薄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