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脆弱性问题一直是自然和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脆弱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起始于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其中气候变化下脆弱性评价是研究的重点内容。随着脆弱性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事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1968年首次提出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而国内对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年来，脆弱性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专门化，关于贫困的脆弱性、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20世纪70年代，脆弱性一词被广泛应用在国际扶贫和援助领域。到1995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把脆弱性分析和制图系统运用在粮食援助项目中。自从2000/2001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将脆弱性描述为“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术语。2002年，世界经济论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将保证安全和减少脆弱性列为目前世界面临的六大挑战之一。之后，关于社会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研究就成了学术界的新课题。不同研究领域对脆弱性的理解有所差异，因而研究内容及针对性也有不同。本书主要介绍生态环境、地下水资源、贫困及经济发展领域的脆弱性理论，以期对森林资源社区共管的脆弱性研究有所裨益。
一、灾害脆弱性理论
脆弱性分析的哲学思想和应用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然灾害研究，当时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灾害给不同人群造成的损失各不相同？这些对灾害表现出不同敏感性的考察很快影响到饥饿和自然灾害救援组织，救援组织把脆弱性概念应用于他们的行动中，试图提高他们的援助效率，减少将来的救援需求。救援组织用脆弱性概念来解释有的群体蒙难较多的原因，还给出怎样加强承载力以面对未来灾难的行动建议。脆弱性分析正是在怎样确定人群中那些最脆弱的人群以寻找如何应付和适应灾难的机制以减轻其危险的需求下而产生的。
自然灾害孕育与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灾害脆弱性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减灾政策及个人特性的影响。暴露既是灾害脆弱性的表现形式，又是它的影响因素。在易灾地区，暴露于自然灾害的人口和财产的比率上升，是灾害损失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灾害的受害者一般总是那些暴露于危险而没有设防的人群，因为结构性脆弱致使他们在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缺乏反应能力是高度脆弱性的典型特征之一。但由于认识、环境条件和各种资源等的限制，总有人在灾害打击面前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
在灾害学文献中，脆弱性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受灾害影响时的抗御、应对和恢复能力，侧重灾害脆弱性产生的人为因素。国际灾害学界对灾害脆弱性的定义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种：
第一，脆弱性是指灾害体对破坏和伤害的敏感性，它强调灾害体易于受到损害的性质。这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损失和测量受损程度的标准（UNDRO，1982）。
第二，脆弱性是指人类易受或敏感于自然灾变破坏与伤害的状态。该定义强调人类自身抵御灾害的状态，用来指人或人群对灾害的预见、对付、抗御并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认为人和人群的脆弱性受到现行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收入水平、种族、宗教、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经济财产和环境易于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和伤害的状态称之为社会财产的易损性和环境条件的不稳定性（Alexander D，1993）。
第三，脆弱性是指人类、人类活动及其场地的一种性质或状态。这一综合定义把脆弱性看成是安全的另一方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就降低，脆弱性越强，抵御灾害和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差（Cannon Blaikie，1994）。
综合上述概念，脆弱性应指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区域内特定承灾体对某种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易于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区域自然孕灾环境与各种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
对于灾害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致灾因子是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或资源破坏的主要原因，并强调致灾因子动力学成因机制研究、技术工程减灾措施及灾害发生后的求援反应等。但同一等级的致灾因子，在不同人口密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抗灾能力的条件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有很大差异。这便是“大灾小害”或“小灾大害”现象发生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灾害学界开始重视人类脆弱性在灾害形成中的作用，认为灾害是社会脆弱性的体现，是一种或多种致灾因子对脆弱性人口、建筑物、经济财产或敏感性环境打击的结果，这些致灾事件超过了当地社会的应对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防灾、减灾向综合化方向转移，将脆弱性研究与调整的思想扩展到各个环节（Kenneth Hewitt，1997）。Kenneth Hcwitt认为减轻灾害损失和灾害影响，需综合分析和处理各种影响因素，充分发挥政治、经济、管理、政策等方面的作用，调动人的应对和调整能力，Kenneth Hewitt的思想将减灾研究和实践向综合化方向大大地向前推动了一步。1992年，Keith Smith 在《Environmental Haz－ards》一书中将灾害风险评估、灾害认识、人类对灾害的脆弱性及对灾害的调整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对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文灾害和技术灾害等不同类型的灾害进行了灾害特征和减灾调整分析（Keith Smith，1992）。
在理论研究方面，灾害脆弱性研究的范畴不断扩展和深化，灾害风险评估、承灾体脆弱性评价方法和区域灾害脆弱性等成为研究热点。灾害风险评估主要包括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危险性评价、承灾体脆弱性评价和灾情评估，其中承灾体脆弱性分析是减灾的关键。具有代表性的承灾体脆弱性评价研究是樊运晓等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物元分析评判模型和灰色聚类评判模型分别评价了江西省地质灾害的区域脆弱性、浙江省地震灾害的区域脆弱性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洪涝灾害的区域脆弱性。他们利用GIS技术开发出承灾体脆弱性评价系统，实现了区域选择、灾害类型选择的随意化和数据管理的自动化（樊运晓，2003）。隋欣等对青海沿黄12个县自然灾害活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承灾体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研究成果认为，承灾体作为人类及其活动的产物和各种资源的集合，是致灾因子的作用对象，通过对其进行脆弱性评估和动态检测，可为区域资源开发和减灾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国内对自然灾害脆弱性的评价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建立概念模型的方法，此类评估方法主要是建立指标体系。商彦蕊选取n项指标对河北省138个市县进行了旱灾脆弱性评估，对区域旱灾脆弱性定量评估进行了有益探讨（商彦蕊，1998）。汪朝辉等选取汛期降水量、单位面积生产总值、易涝面积、水田占总土地面积比例、森林覆盖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面积水库和塘坝库容量7项指标，对湖南省119个县（市）进行洪灾脆弱性评估（汪朝辉，2003）。郝璐、王静爱以内蒙古牧区为例，从区域环境敏感性与区域承灾体适应性两方面选取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草地畜牧业的雪灾脆弱性进行评价，将37个旗县划分为强、高、中、低、弱五个脆弱性等级（郝璐，2003）。关于灾害脆弱性研究，国内文献多从具体灾害种类入手，进行单灾种脆弱性评价，其中包括洪灾、旱灾、雪灾、台风灾害、地震灾害等。
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的自然灾害脆弱性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与建立概念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被广泛用于地震、洪水、饥荒等灾害发生后侧重于社会影响的脆弱性分析。应用过程中常常针对具体的灾害种类，先将人群承灾体根据收入和健康状况，划分出脆弱性不同的群体，然后分析不同群体的受灾程度与行为反应，并对当地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市场体系等各方面社会活动受到的影响做了探讨。概念模型主要有压力与释放模型、灾害应对模型和综合性模型。Blaikie等在《At Risk》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灾害的压力与释放模型———“灾害＝致灾因子+脆弱性”，指出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致灾因子是灾害形成的必要条件，在同一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Cannon Blaikie，1994）。他认为灾害镶嵌于日常生活之中，减灾就是要减轻灾害形成的压力，包括致灾因素和人的脆弱性。概念模型方法可以半定量地研究灾害脆弱性与自然、社会、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了人文因素的作用，并为减灾与救灾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生态环境脆弱性理论
“脆弱性”概念最早来自生态学，生态脆弱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脆弱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是由群落交错带概念演变而来。1905年Elements将Ecotone术语引入生态学研究，Ral由此含义扩大到生态交错带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地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学者将Ecotone中过渡地带思想引入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形成生态环境脆弱带等相关概念。王小丹认为生态脆弱性是指生态受到外界干扰作用超出自身的调节范围，而表现出的对干扰的敏感程度。脆弱性是特定区域条件下生态自身具有的属性，具有区域性和客观性。生态脆弱性只有在“外力干扰”的驱动下才表现出来，该脆弱性的大小可以通过敏感性和稳定性等指标进行量化评价（王小丹，2003）。很多学者对脆弱生态环境的概念做了充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脆弱生态环境所下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被打乱，超过了弹性自调节的阈值并由此导致反馈机制的破坏，系统发生了不可逆变化，从而失去恢复能力的生态环境，称为“脆弱生态环境”。具有代表性的有牛文元提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在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所具有的，对外界扰动（或胁迫）的敏感程度及发生反应、抗拒干扰能力的强弱。一地的生态环境对各种干扰越是敏感，抵抗扰动的能力愈弱，表明其越脆弱，在各种生态环境的交界面上往往表现出突出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形成脆弱性的生态环境（牛文元，1989）。申元村等定义脆弱生态环境为生态稳定性差、生物组成和生产力波动大，对人类活动及突发性灾害的反应敏感，自然环境易于向不利于人类利用方向演替的一类自然环境类型（申元村，1993）。赵平认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指生态系统或区域在干扰的压力下，其结构组成与功能发生变化，并向不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趋势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赵平，1998）。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以致影响当前或近期人类的生存和自然资源利用时称为“脆弱生态环境”。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生态环境退化超过了在现有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下能长期维持目前人类利用和发展的水平时，称为“脆弱生态环境”。该观点属于广义的人文理解范畴。
由上述关于脆弱生态环境的三种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种观点是以自然属性或生态方面的变化类型和程度来定义的。第二种观点是从自然人文方面理解的，它把人地关系系统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系统，从中去探求系统内部的自然因素、人文条件的变化及其后果。第三种观点属于广义的人文理解范畴，支持的观点是在保持和增大人类利用环境的程度和规模的条件下，可通过经济、技术改革和调整，也可靠外来资源和向外输出来缓解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同时将区域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当前，关于脆弱性生态环境的第三种定义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赞同。
造成生态环境脆弱的原因有先天的自然背景因素，但更多的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负面积累有关，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自然铸就了环境脆弱的基本骨架，人类通过自然改造、自然资源的利用对其施加不利影响，加剧了脆弱性的发展。总体上讲，脆弱生态环境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与脆弱性生态环境的成因相对应，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研究通常包括自然脆弱性和由于外界干扰导致的脆弱性这两方面。自然脆弱性指由于自然的、系统内部演替所表现的脆弱性。
自然因素通常包括地质构造、地貌特征、地表组成物质、生物群体类型及气候状况等因子，是生态环境构成的物质基础。外界干扰导致的脆弱性一般指人为因素引起的脆弱性。资源环境与人类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总是处于动态平衡中，但人类活动处于主导地位。如果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再生能力协调，则生态环境处于良性演替，如果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将会逆向演替，并将导致脆弱生态环境的产生。人类不合理利用资源环境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过度垦殖土地、过度放牧、过度采药、矿山开发等。国内关于脆弱性生态环境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的研究。苏维词对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成因主要是碳酸岩系的抗侵蚀能力强，成土过程缓慢；山多坡陡的地表结构不利于水土资源的保存；人口超载的压力；顺坡耕作等（苏维词，2000）。很显然前两种成因属于自然脆弱性，后两种成因属于人为因素的范畴。张殿发认为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生态脆弱性主要表现为敏感度高、环境容量低、抗干扰能力弱和稳定性差。他从内动力机制和外动力机制两个方面阐述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形成机制。内动力机制是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环境背景，外动力机制主要来自季风活动、人口过快增加和贫困（张殿发，2002）。事实上，并不是自然脆弱因子存在，生态环境就一定脆弱，因为生态环境不仅可通过人类的合理调节和建设得到改良，而且其自身也有自我调节和修复功能。反之，也不是没有自然脆弱因子存在，生态环境就一定不脆弱，人类不合理利用甚至破坏生态环境，也会使本来较好的生态环境变成脆弱生态环境。另外，即使有自然脆弱因子和人为不利影响同时存在，生态环境也不是一定就脆弱，只要自然脆弱因子和人为不利因素的影响程度未超出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也就不表现脆弱。因此，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相对而言的，绝对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不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导致环境脆弱的因素。
生态环境脆弱性除了探讨脆弱性的特征和成因机理，对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也是其研究内容之一。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主要是结合脆弱生态环境的成因及结果表现构建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定量、半定量的分析方法对某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度量，最终达到对脆弱生态环境进行整体的概括。
目前，关于生态脆弱性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但都必须经过选择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及利用数学原理分析计算这三个基本步骤。刘燕华采用将主因素分析、承载背景分析和区域脆弱承受能力等三要素结合，进行脆弱度的分析（刘燕华，1995）。牛文元选取地质脆弱因子、地表起伏、气候因素、植被因素、水文因子及土壤或地表构成物质作为生态脆弱度的评价指标（牛文元，1989）。万洪秀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博斯腾湖湿地进行了评价。评价中依据湿地生态特征及演化规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湿地的脆弱度（万洪秀，2006）。王言荣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喀斯特地区各县生态环境脆弱度进行计算和定量评价，并根据最大隶属原则把46个典型县分别划分为极度脆弱、强度脆弱、中度脆弱和轻度脆弱四种不同脆弱等级（王言荣，2002）。姚建分别运用模糊数学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及投影寻踪方法对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性，呈现明显的不稳定状态（姚建，2004）。赵雪雁针对绿洲这一特殊区域，结合绿洲的地缘性、惟水性、脆弱性、演变性，从绿洲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主要成因和结果出发，选取相关指标，并用专家咨询法给各指标权重赋值，构建具有一定操作性与可比性的河西绿洲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赵雪雁，2002）。胡宝清依靠GIS技术，通过建立脆弱生态环境指标数据库，运用综合评价与聚类方法对广西喀斯特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和分区。在确定各指标权重时，采用改进的3标度I-AHP，通过建立梯阶层次结构和比较矩阵，并经过一致性检验得到各指标权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进行脆弱性生态环境评价时，通常采用综合评价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常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判断矩阵等方法（胡宝清，2004）。随着对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的不断深入，GIS技术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对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研究涉及各种区域，比如喀斯特地区、湿地、绿洲、沙漠等，可见其研究区域的广泛性。
三、地下水脆弱性理论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始于1968年，主要研究地下水被污染的脆弱程度，以此来唤醒人类社会对地下水污染问题危害性的认识。1968年Margat首次提出“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87年以前，地下水脆弱性概念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的内部要素这个角度来定义。众多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地下水脆弱性是影响污染物进入含水层的地表与地下条件的复杂性。1987年之后，一些学者对地下水脆弱性给出了新的定义。在1987年的“土壤与地下水脆弱性国际会议”上，“地下水脆弱性”的定义方式有了新的突破，不少学者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同时也考虑了人类活动和污染源等外部因素对地下水脆弱性的影响。如Ｆoster认为地下水污染是由含水层本身的脆弱性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负荷造成的。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93年给出的定义：地下水脆弱性是污染到达最上含水层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倾向性与可能性（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U。S。1993）。该定义既考虑了水文地质本身的内部要素，同时也考虑到人类活动和污染源等外部因素对地下水脆弱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将地下水脆弱性分为本质脆弱性与特殊脆弱性。本质脆弱性是指不考虑人类活动和污染源而只考虑水文地质内部因素的脆弱性。而特殊脆弱性则指地下水对某一特定污染源或人类活动的脆弱性。国内对地下水资源脆弱性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尚没有明确的定义，多引用外文文献，但比较倾向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将地下水脆弱性分为两类的主张。
目前，对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水文地质背景值法、参数系统法、模糊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及相关分析与数值模型法。
水文地质背景值法和参数系统法都属于迭置指数法，它是通过对选取的评价参数的分指数进行叠加形成一个反映脆弱程度的综合指数，再由综合指数进行评价。水文地质背景值法是将研究对象与一个同其条件相类似的且已知脆弱性的地区相比较，进而得出研究对象脆弱性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建立多组地下水脆弱性标准模式。该方法适用于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的大区域，但这种脆弱性评价多为定性或半定量的。
参数系统法通过选择评价脆弱性的代表性参数来建立一个参数系统，每个参数均有一个给定的大致区间，这个区间又被进一步细分成几个亚区间，这些参数均被赋予一个相应的权重，权重反映了参数与地下水脆弱性的关系（孙才志、潘俊，1999）。参数系统法的引进与运用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一个发展和飞跃。这种方法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常用的方法，最适宜于区域层次的脆弱性评价。
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方法是在确定评价因子、各因子的分级标准及因子赋权的基础上，经过单因子模糊评判和模糊综合评判来划分地下水的脆弱程度。相对而言，模糊数学法的指标数据较容易获得，方法简单易于掌握，是国内外常用的一种方法。但由于评价指标和脆弱性的分级标准没有统一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所以该方法的脆弱性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
统计方法是通过对已有的地下水污染信息和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确定地下水脆弱评价因子并用分析方程表示出来，把已赋值的各评价因子放入方程里计算，然后根据其结果进行脆弱性分析。常用的统计方法包括地理统计方法、线性回归分析法、逻辑回归分析法、实证权重法等。用统计方法进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必须有足够的监测资料和信息，但该方法在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的应用不如迭置指数法那么广泛。
相关分析与数值模型法则依赖于数学公式，通过将影响地下水脆弱性的各种要素定量化，并将它们放在同一个模型里求解，最终得到一个反映地下水脆弱性的脆弱指数。该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描述影响地下水脆弱性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并可以估计污染物的时空分布情况，该方法适用于具有足够的且可靠的地质数据及长序列污染质运移数据的地区。
国外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多以参数系统法为主。Aller等提出了评价地下水脆弱性的分级标准（DRASTIC），主要考虑地下水位深度、净补给量、含水层介质、地形、包气带性质及含水层导水系数，该标准将以上每个参数分成几个区间，每个区间都赋予一个分值，而每个参数则赋予一个权值，这一权值反映了参数与地下水脆弱性之间的关系。DRASTIC分级标准主要用于评价地下水的本质脆弱性（Aller L。etc，1987）。随着农业污染日趋严重，提出了考虑农业活动的农药DRAS－TIC标准，该标准用于地下水的特殊脆弱性评价。国外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农药DRASTIC标准为基础，结合地下水流模型、统计模型、随机模型等数学手段来评价地下水对污染尤其是农药污染的脆弱性。随后，SNTACS评价模型和GIS技术都相继被运用于评价地下水脆弱性。关于地下水脆弱性的评价方法尽管较多，但评价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多参数数学模型过于繁琐，指标权重赋值主观性较强或完全按照数学模型计算，灵活性差，存在地区局限性等。
通常情况下，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分为本质脆弱性评价和特殊脆弱性评价两类。在国内，地下水脆弱性研究集中在本质脆弱性方面，主要针对局部城市或水源地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淑芳研究的河北平原地下水防污性能，主要是地下水本质脆弱性方面（刘淑芳，1995）。陈美贞、杨世瑜考虑水文地质内部因素，采用DRASTIC方法和GIS技术对丽江盆地地下水进行了脆弱性评价（陈美贞、杨世瑜，2006）。本质脆弱性评价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地下水与人类活动等外部因素的关系密切，因而特殊脆弱性评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郑西来研究西安市潜水的脆弱性，既考虑了水文地质内部特征，又考虑了污染源特征，属于地下水特殊脆弱性评价（郑西来，1997）。长春科技大学应用水文地质研究所研究松嫩盆地地下水脆弱性，运用模糊数学与GIS技术两种方法将本质脆弱性与特殊脆弱性结合在一起（长春科技大学应用水文地质研究所，1996）。
目前，国内进行的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多是关于湿润或半湿润地区的，且主要从地下水质的角度出发研究地下水潜在的易污染性，但对于干旱区、潮湿地区、寒热带地区、沼泽湿地等极端气候地区的研究却很少。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侧重于质的方面，而忽略了量的方面，可以认为是单纯的地下水的易污染性评价。而过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地面沉降、水质恶化、沙漠化等环境地质问题是否属于地下水脆弱性的范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影响地下水脆弱性的指标很多，既有定性的又有定量的，且指标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所以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如何进行定性指标的量化标准及指标间的关联性问题尚未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
在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时，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给出的脆弱性定义：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World Bank，2001）。另外，脆弱性也被用于国际扶贫和援助领域，世界粮食计划署把脆弱性定义为某地区或人群面对粮食安全风险时表现出的脆弱性，它是风险的大小和抵御风险能力的综合反映，即：“脆弱性=粮食安全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从上述关于脆弱性的典型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脆弱性包含两方面，即受到的冲击和抵御冲击的能力，脆弱性是两者相较量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当受到的冲击相同时，抵御能力强的脆弱性低；当抵御冲击的能力相同时，受到的冲击越大则脆弱性越高。脆弱性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冲击发生的可能、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及冲击的结果等都是推测的。脆弱性实际上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它着眼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结合社区或家庭应对冲击的能力做出预测，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维起点（韩铮，2004）。
现有研究对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大致分为三类：第一，贫困的脆弱性是指家庭将要面临的风险和风险所导致的陷入贫困的概率。第二，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被视为贫困的脆弱性。第三，该脆弱性即是家庭应对风险之后的福利结果。贫困的脆弱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收入的脆弱性，与健康相连的风险，还包括来自社会排斥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对家庭福利状况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Coudouel&；amp；Hentschel，2000）。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贫困脆弱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含义：具有前瞻性，被定义为在未来承受一个相对于某种福利标准的福利损失；如果一个家庭在未来会遭受福利损失，那么它就是脆弱的，而这种脆弱性来自不确定性事件；脆弱性程度取决于风险的特征及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脆弱性还取决于时间维度，体现在家庭于将来一个时间段上会对风险具有脆弱性等，且家庭的应对措施随着时间而发生；贫困和非贫困家庭会因为有限的资产和有限的风险应对能力而具有脆弱性。
在研究贫困的脆弱性时，应该明白脆弱性与贫困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具有不同的含义。Chambers的定义明确地区分了贫困和脆弱性的不同，他说“脆弱性……与贫困并不是一回事。脆弱性不是短缺或匮乏，而是指面临危险、冲击和压力时表现的抵御力的不足、不安全和易受灾的程度”。贫困与脆弱性虽具有不同的含义，但二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贫困导致较高的脆弱性，即当冲击发生时，越贫困者越脆弱，遭受的福利水平的下降越严重。另一方面，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表现。由于贫困人口缺乏应对冲击的能力，在冲击出现时，他们往往表现为损失最大、恢复最慢，即呈现较高的脆弱性。由此可见，脆弱性常常与贫困相互伴生且互为因果。但脆弱性与贫困这两个概念在用于考察社区和人口的生活状况时切入点不同，描述的时间层面也不同，因而对实际工作的指标意义也不同。
对脆弱性的评价不仅包含当前的福利水平、资源拥有量等与衡量贫困相类似的因素，还包含了对冲击的种类、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及冲击影响和冲击后恢复等的预测。脆弱性评价的结果是警示性的，如果能够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冲击发生的可能或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均可在事前起到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从而免于加重贫困或陷入贫困。所以，开展脆弱性评价，根据不同地区和人群历史和现在情况做出前景预测，可为扶贫工作提供指导性建议。
贫困脆弱性研究与分析最早来自自然灾害研究，它是在确定人群中那些最脆弱的人群及寻找应付和适应灾难的机制以减轻其灾害后果的需求下而产生的。在此分析与研究中，比较一致性的意见可以概括为受灾度、敏感性和恢复力三个维度。
受灾度指一个地区或群体蒙受灾难或危险的程度；敏感性是一个系统对冲击或压力的反映程度；恢复力是一个系统面临冲击或压力时通过应付或适应避免损害的程度。SEI和克拉克大学基于上述三个概念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该框架概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条件如何影响和规定脆弱性及其维度。该框架可以用来评价某群体面临的多大风险、多少不安全感或抵御力不足程度如何等问题，并且能指明脆弱性不同来源及等级规模。在这个脆弱性分析框架中，选取自然变率、生理和生态贡献率、政治和经济因素来分析冲击和压力如何对一个群体造成危害（Martha G。Roberts、杨国安，2003）。
脆弱性分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于强调群体和区域的动态属性评估。因此，趋势历史分析、轨迹过程分析、未来变量考虑是详细的脆弱性分析的主要问题。美国国际发展组织开发的饥饿预警系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脆弱性分析案例。该系统用脆弱性分析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中引入了很多关于食物获得的指标，为非洲政府和救援组织提供及时和有启发意义的食物安全信息，旨在改善饥饿威胁的管理。在这个饥饿预警系统中，脆弱性被当作确定一个地区食物安全状况的众多方法的组成部分。此系统把食物平衡表和卫星影像融入脆弱性分析中，发展了当前脆弱性分析和食物安全与脆弱性图景分析。前者是对食物安全的即景分析，用来确立区域和群体即将面临的食物短缺，而后者被用于时限为半年、对区域食物不安全的详尽调查和长期脆弱性原因的分析。
贫困的脆弱性分析不仅局限于自然灾害，还涉及甚至拓展到食物安全分析、气候变化分析等领域。脆弱性分析和制图系统1995年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项目中开始应用。它融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一体，通过对目标地区和人群进行脆弱性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脆弱性地区及对脆弱性地区人群进行援助，并结合卫星图像和水文资料等进行粮食安全的早期预警，在有突发人为或自然灾害时，这一系统可用于估测受援人口数量和需粮的数量。
Demon发展了一个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把农户的各类资源、收入、消费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在该框架中，农户就当期消费需要与将来的福利进行动态决策，将来的状态或多或少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必须考虑不同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即风险（Demon，2001）。这里的风险不仅包括外部环境危害，还包括市场机制、公共政策、社会资本、户内资源禀赋等因素。
在国内，关于贫困脆弱性分析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韩铮通过设计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大类指标对广西西部十县农村脆弱性进行了分析。同时采用聚类分析法将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组，并找出脆弱性最突出的小组，较全面地反映了研究地区或人群的脆弱性程度，进而找出造成脆弱性的直接原因。她指出对脆弱性的评价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福利水平、资源拥有量等与衡量贫困相类似的因素，还包含了对冲击的种类、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及冲击影响和恢复等的预测（韩铮，2002）。
陈传波依据Demon提出的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探讨了农户可能遭受的各类资产风险、收入风险、福利风险及这些风险在贫困落后地区的特征。按照这个风险与脆弱性框架，对来自中国贫困地区108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风险和经济困难的认知涉及他们生活的多方面，多种风险交织是农户风险的一个突出特点（陈传波，2005）。
林洪涛认为导致黑龙江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脆弱性风险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灾害、疾病和市场风险。其中疾病引起的脆弱性表现在：一是疾病影响农户的生产，进而影响农户的收入；二是相对高的医疗费用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市场风险引发的脆弱性体现在农村贫困地区农民在与市场风险较量过程中，自身的脆弱性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在对脆弱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增强医疗服务等措施来缓解脆弱性风险（林洪涛，2006）。
目前，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度量主要采用三种方法：第一，使用家庭消费的变动性来度量；第二，使用未来消费支出与贫困线之间的差来度量；第三，使用陷入贫困的概率来度量。使用标准差来度量脆弱性则会给予正向风险与负向风险以相同的权重，如果使用标准差除以其平均值则有助于克服这一局限性，但当平均值为零或比较接近于零的时候，这一方法也有问题。使用消费的变动性来度量脆弱性存在的重要缺陷是很难确定一个恰当的脆弱线，但在度量贫困的脆弱性时必须考虑如何设定一个恰当的指标作为评判家庭是否脆弱的标准。
预测贫困的脆弱性需要一个动态框架，以便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事先判断哪些家庭将会陷入贫困，从而提前制定保护计划，但当前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度量，也就是说没有充分体现出脆弱性的前瞻性优点。关于如何确定一个脆弱线以判断哪些家庭是脆弱这一个问题上，Chaudhuri等认为脆弱线的选择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有两条脆弱线值得注意，一个是等于总体观察到的贫困率，一个是50%。50%被视为高脆弱线，只有那些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高于50%的家庭会被认为是脆弱性的（Chaudhuri，et al，2002）。但没有研究明确解释为什么选择50%作为脆弱线，为什么那些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50%的家庭被认为是不脆弱的，以及当选择50%为脆弱线时，那些陷入贫困概率低于50%的家庭是否应该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保护政策之外。
五、水资源脆弱性理论
水资源脆弱性用词最初表达为 water resources-based vulnerability，后来演变为vulner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目前，关于水资源脆弱性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研究者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给出不同的定义。唐国平和刘绿柳等根据水资源供给能力和水资源需求性关系提出了宏观水资源脆弱性的定义。唐国平提出气候环境变化条件下，水资源的脆弱性是水资源系统在气候变化、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水资源系统的结构发生改变、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及由此引发的水资源供给、需求、管理的变化和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唐国平、李秀彬等，2000）。
刘绿柳在综合考虑自然和人为双重作用的条件下，把水资源脆弱性定义为水资源系统易于遭受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威胁和损失的性质和状态，受损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状态和功能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地表、地下水资源数量、质量，水资源循环更新速率、水资源承载能力等。他认为水资源所处的自然背景、产业结构、管理机制、经济技术水平、开发利用方式都会影响水资源系统的脆弱性（刘绿柳，2002）。
邹君等在综述相关领域脆弱性研究进展和地表水资源系统特性的前提下，提出了地表水资源脆弱性的概念：特定地域天然或人为的地表水资源系统在服务于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过程中，或在抵御污染、自然灾害等不良后果出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适用性或敏感性。脆弱性是地表水资源系统自身的客观属性，通过农业水旱灾害、水质污染等不良后果表现出来。地表水资源脆弱性具有动态性和区域性特点，是系统敏感于人类不合理利用的活动的一种状态，并试图从不良影响中实现自我恢复的一种能力（邹君，2007）。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脆弱性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水资源供给能力的影响；第二，是对水资源需求性的影响。因此，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是水资源系统的综合评估，其主要内容涉及水资源的供给、需求、管理等。
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按其变现方式可以分为水文系统的脆弱性、水利系统及设计的脆弱性和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的脆弱性。水文系统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年径流量、月径流量、日径流量和绝对径流总量等水文参数上。水利系统及设计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相关法规、政策及设计的敏感变化，如水资源权属变更、水资源价格的调整等。水环境问题、农业灌溉等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体现出水资源对气候等变化的脆弱性（Waggoner P E，1990）。
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类型有影响评估和综合评估两种。其中影响评估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不变两种假设前提下的比较评估，它是通过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来估计其对资源的影响。综合评估是从分析水资源系统与气候、大气化学组成、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反馈机制出发，通过建立更复杂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Major D C，Khiwer K D，1997）。
邓慧平研究了气候波动对莱州湾地区水资源脆弱性的影响。根据莱州湾地区水资源情况，她首先分析了1960—1993年的气候波动对莱州湾地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和脆弱性的影响，然后根据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分析了在2000年规划和2020年规划年供水能力和需水条件下，未来气候变化下（2000—2042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及脆弱性的影响。她提出水资源脆弱性指数是某区域水资源的实际供给量与需求量二者的比值，即水资源的供需比（邓慧，2001）。脆弱性指数越大，水资源脆弱程度就越低，反之，水资源脆弱程度就越高。可以看出这种计算脆弱指数的方法所隐含的观点是随着用水保证率的提高，水资源脆弱程度就会随之增加。
唐国平、李秀彬等指出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是对水资源系统、社会经济、区域气候系统的综合研究。要评估某一区域气候变化下水资源的脆弱性，就要研究水资源供给和需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全球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通常利用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如GIS分析水资源供给数量的剩余或短缺，结合各种脆弱性指标对评价区域的水资源脆弱性进行分类和识别。他们根据水资源脆弱性的水文系统的脆弱性、水利系统及其设计的脆弱性、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的脆弱性，选择了23个指标建立了评价水资源脆弱性的指标体系（唐国平、李秀彬等，2000）。王国庆也论述了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我国淡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水资源在气候变化情景下的脆弱性的问题。
水资源脆弱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简单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简单的定性分析就是根据对水资源变化有密切关系的因子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了解现实和未来水资源状况以及水资源的短缺等。黄友波、郑冬燕等对甘肃西部黑河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及产生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该地区水资源脆弱性表现为水域面积变化、径流量减少、水污染变化、森林生态变化和草地生态变化几个方面。产生这些脆弱性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因素及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人类活动的影响、水资源利用过度及利用效率低等。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水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一些建议（黄友波、郑冬燕等，2004）。杨燕舞等探讨了水资源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并阐述了我国水资源脆弱性的现状，讨论了水资源脆弱性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问题（杨燕舞，2002）。
关于水资源脆弱性的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有刘绿柳建立了水资源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并构建了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考虑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分为本质脆弱性指标和特殊脆弱性指标两类，包括17个评价指标。采用系统参数法与背景值法相结合进行脆弱度评价，该方法首先建立了一个参评体系，用以与研究区参照对比，接着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对各指标进行量化后再标准化，以减少不同指标在数值上的差异，最后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了水资源脆弱度，并把脆弱性分为不脆弱、较不脆弱、中等脆弱、较脆弱、非常脆弱五个等级（刘绿柳，2002）。在研究气候变化对水资源脆弱性影响评价时唐国平等提出了4个标准，即可操作性、可靠性、综合性和通用性。并且认为水资源脆弱性评估包括4个步骤：首先选择合适气候变化的方案；采用一维的水量平衡模型评估水资源供给系统；对水资源的需求评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评估———脆弱性评估（唐国平，2000）。
我国南方地区以季节性干旱、季节性人畜饮水困难、洪涝灾害为特点的水资源脆弱性问题比较突出。但关于南方地区农业水资源脆弱性研究的成果却很少。邹君、杨玉蓉等根据南方地区农业地表水资源系统特点提出了农业水资源脆弱性的概念：特定地域农业水资源系统在服务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过程中，或者在抵御涉水农业自然灾害的不良后果出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适用性或敏感性。在对农业水资源脆弱性定义及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以衡阳盆地为例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脆弱性、人为脆弱性、承载脆弱性3方面12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将区域农业水资源脆弱度分为不脆弱、微脆弱和强脆弱三个级别。最后，运用模糊物元模型对衡阳盆地7个县（市）的农业水资源脆弱度进行评判（邹君、杨玉蓉等，2007）。
由以上关于水资源脆弱性的研究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水资源脆弱性概念。环境变化情况下水资源脆弱性研究主要局限于气候变化下的情况，很少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在定量评价水资源脆弱性问题研究上，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完整以及评价方法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唐国平、李秀彬等在全球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及其评估方法中提到的几个指标则具有易操作、可比性强的特点，但不够全面。目前对脆弱性的评价方法虽较多，但在评价时往往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多参数数学模型过于繁琐，指标权重赋值主观性较强或完全按数学模型计算，灵活性差，存在地区局限性等。
六、经济脆弱性理论
2000年5月，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成为研讨会的一个主题。2002年，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将保证安全和减少脆弱性列为目前世界面临的六大挑战之一。
当前，关于经济脆弱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冯振怀提出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度，指某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差、对外部经济条件改变反映敏感、外部条件的干扰和变化下遭受各种损失的程度比较大。脆弱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函数和空间函数，不应刻意追求理想状态的“均衡”，即零脆弱。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从内部的不稳定性、对外部经济环境改变的敏感性、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后的损失度等方面分析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理论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冯振怀，2005）。
王建军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度，指某一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差、对外部经济条件改变反映敏感、在外部条件不利变化时经济替代能力弱。他提出区域经济脆弱性评价着重探讨外界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对区域经济系统带来的影响，还包括区域经济系统对外界环境不利变化的响应评价，常用稳定性、敏感性、抗干扰性、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术语来表述评价对象的性质和现状（王建军，2007）。
李尊实在区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定义：在区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不断破坏经济系统的稳态机制和增加不稳定性，有时竟达到使经济系统彻底崩溃的地步。他指出脆弱性是区域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的本质特征，是系统发展过程中起副作用的变量（李尊实，2005）。
张鹏在研究三峡库区经济发展脆弱性时，以地区经济差距为切入点，基于分形理论，选择测算了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人均GDP基尼系数，运用R/S分析模型揭示了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考察了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趋势，认为脆弱性是一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具有累积效应的度，它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负面作用，累积到一定程度，将带来该区域甚至更大范围的经济波动与“退化”（张鹏，2006）。
张炜熙根据区域发展脆弱性的外部特征把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分为累积式脆弱性与冲击式脆弱性，并分别与可持续发展、风险和危机的概念做出了界定。通过对区域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分析，构建基于多维的区域发展脆弱性指标体系，提出区域发展脆弱度评估模型，并对河北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张炜熙，2006）。
有少量研究涉及个人或家庭经济脆弱性情况，但并不详尽。针对农户脆弱性的研究首先是在关于干旱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商彦蕊提出脆弱性是由人和人群特征决定的使其易于遭受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伤害和损失是因一系列社会、物质条件限制了他们对付灾害的能力所导致的。他提出的脆弱性概念是强调“易于”遭受伤害的特征，而不是衡量生态系统抵抗力的特征之一。认为农户脆弱性是由贫困特征决定的农户生计系统易于遭受伤害和损失的性质，它是贫困农户生计系统本身的特征之一，即它具有内在的持续性（商彦蕊，2000）。
“由于经济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只能通过经济状况所受的影响和变化得到反映。”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非典”社会影响应急研究小组认为经济收入受到的影响反映了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经济脆弱程度，即经济脆弱性。把被访者在“非典”期间个人收入的变化作为其经济脆弱性的指标，分别对职业类型、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与收入影响间的关系做双变量分析。并构建一个多元对数回归模型，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分析职业、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这3个变量的独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对人们的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独立作用。
还有研究者对家庭脆弱性的研究主要是从家庭消费水平的角度对经济脆弱性进行分析，并以贫困线为基准线进行对比，以确定所研究的家庭是否脆弱。这种方法虽对脆弱性进行了度量，但未体现经济脆弱性的动态性，并且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经济具有脆弱性并不等同于贫困，不是具有经济脆弱性的家庭都是贫困家庭。再者，对脆弱性的分析仅从单一的指标进行评价是不科学的，因为导致脆弱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所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