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几页纸，已经跨越了一个时代；尽管商人在本书中的大戏还没有落幕，但周人已经登场。周人有周人的故事，有周人的信仰，很多地方还和我们今天一样。
关于周人的历史和由来，历史课本上讲述的已经足够详细，在此不必赘述。但是他们为何取代商却又继承并发扬了殷商的青铜礼器制度，似乎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西周青铜器和商代青铜器在造型风格和用途上有多少联系又有多少不同呢？弗里尔美术馆内的西周青铜重器《令彝》，不但用自己的形象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并且还在“亲口”讲述着这段历史。
国之重器
著名艺术理论家阿诺德·豪泽尔曾在《艺术社会学》中指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和教育阶层都倾向于发展自己的形式语言，用对所有别人来说常常毫无意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周人也不例外，他们可能模仿并继承了商代青铜器的形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两者之间的神似。如果他们是有意为之就无须更多解释，但如果是无意的，那么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解释，就应该是由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导致的。
英国学者苏利文在《艺术中国》中认为，和典型商代青铜器相比，西周青铜器“看起来制作粗糙，仅就形式而言，显得下沉而沉重，扉棱粗壮并伴有牙状突出。”这种评价似乎略显苛刻了一点。也许他不幸地采用了西周晚期青铜器作为分析样本，因为按照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分析，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确实出现了“粗陋苟简”的迹象。但是这些不高的评语与《令彝》无缘，作为一件铭文清楚表示纪年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它还是“器型制作凝重结实，花纹造型庄严典重”的，仍属“青铜器的鼎盛阶段”（商末周初）。《令彝》高35.3厘米，体量居中，不但具有“扉棱粗壮”明显的特征，而且彝足和彝腹还有大型夔纹组构而成的兽面纹，口沿下还可见精美的双尾龙纹，方形足上还有分尾小鸟纹，在纹饰的表现水平上并不逊于商晚期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必须承认，今天依然不清楚周人是如何称呼这一类高方器身、有类似坡屋顶的大盖、盖上还有大得夸张的纽，身上密布“扉棱”的青铜器。因为大多数金文中是以“尊彝”代表所有青铜器的，所以北宋金石学者干脆将这类方形酒器都称为“彝”。但大多数后世学者并不认同他们的成果，并执意寻找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名称，相关争论仍在进行中。
很明显，认为“重器”就是比较重的青铜器这一观点是不值得加以驳斥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重器”这一概念仍未达成共识，具体体现在：何谓重器？礼器与重器的具体区分标准？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标准？尽管这三个问题尚有争议，但很显然，单件的（而非成套的）、铭文较长的（而非很短或根本没有的）、供奉于宗庙中（而非单纯作为明器随葬于墓中）的较大型青铜器是重器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生活于现代背景下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青铜重器在周人心目中的巨大神圣感，这种神圣感真实存在以至于战国时期孟子还苦苦劝导齐宣王攻占燕国后一定不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否则会激起反抗，导致局面失去控制。毕竟，现代国家已不再属于某个人和某个家族，因此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场所的纪念性建筑象征的。但是在西周时期，国家是属于家族的，因此国家的象征就是私人场所——统治家族宗庙中的青铜重器，而《令彝》就是其中最杰出、地位最高的代表之一。
重器不能随便铸造，其上的铭文也不会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内容。首先，周王要在都城的宗庙或王宫下达“册命”，然后赏赐有功的贵族以奴隶、土地、服饰、车马、兵器等，之后才可以铸器并放置在宗庙内。铸成后的青铜器还象征着这一家族的世袭特权，可受到世代子孙的供奉。因此，“册命”的内容往往是青铜器铭文的主题。事实上，《令彝》上的这段14行、187个字的长篇铭文对于研究西周初期的历史是如此珍贵，以致郭沫若等大学者纷纷投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学者们发现了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以及更多的疑点，由此又引发了《令彝》铭文中的一个最大疑点——
明保何许人
《令彝》的铭文已经比大多数商代青铜器铭文内容要丰富许多，但依然比较艰涩：“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音同则）告于周公宫……”通过“王令某某”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册命”铭文。大意为周王命“周公子明保”管理“三事四方”，“周公子明保”又命夨将此事告于周公之宫，并准备10月舍命。两个月的准备工作后，“周公子明保”回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后对夨令等人加以赏赐。夨令很高兴，制此器以纪念颂扬。这也是《令彝》（也称《夨令彝》）之名的由来。
学者们尤为关注的在于“周公子明保”这个人，有学者认为这很明显就是“周公子”——周公的儿子，如长子伯禽甚至是次子君陈。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断句应为“周公”和“子明保”，所以他就是周公。他们强调，周公名旦，而“旦，明也”，所以子明是周公的字，保则是官职或尊称，因为据记载周公曾任太保。（三公之一，另二为太师和太傅）对此的热烈争论仍在进行中。
关于周公，孔子赞许过，曹操诗颂过，即使外国学者也不无敬意地向他们国内的读者介绍道：“周公是周王朝最主要的设计师”。作为周武王之弟，他长期辅佐年幼的成王，在著名的东征中平定了商遗臣和其他诸侯的叛乱，推行当时而言比较先进的分封制。最主要的是，他一手缔造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配套的等级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级。这套制度的核心精神——忠与孝，还深深浸润到后世儒学之中。考虑到他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这套制度基本有效运转的时间之长，即使是疑古论者也不能否认周公是天才，是伟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周公的才能中包涵超自然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在《天才：成因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每种人类文化都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并按一定用途和原则组织起来，这就是文化范式。而“一种具有特定前提和某种发展原则的范式有着确定的潜力和内在固有的局限。”比如“紧随牛顿之后诞生的人们发现自己已无更多要征服的世界了。”如果按照他的理论解释，周公首先要有才能，其次是要幸运地“降生在文化潮流汹涌澎湃、四面会合并进入最后的合成阶段”之时。（应该就是中国社会奴隶制接近瓦解，而更进步的制度还未建立时）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理解了怀特费了很大力气诠释的东西，基本就是“时势造英雄”。
众多研究铭文的学者还对这段铭文中的西周官制抱有浓厚兴趣，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不尽可信。事实上官制的研究成果也为“周公子明保”之争提供了部分依据，因为能够管理“卿事寮”机构的人就是“卿事”，是周王以下的最高政务长官。他还能管理“三事四方”，三事可能是指“常任”、“常伯”、“准人”，也可能指“司徒”、“司马”、“司空”，在铭文中可能代表朝中百官。四方则是周边邦国诸侯。一个能够总揽周王朝内外政务于一身的人，如果不是“相王室以尹天下”的周公，那么——就像很多学者一直强烈暗示的——还会有谁呢？
最后，文中的“成周”也激起学者们的考证热情，研究结果渐渐导向这样一个事实——《令彝》的出土地点洛阳，这座今天以龙门石窟和水席闻名的中原城市，其实就是——
昔时成周
需要指出一点，在没有任何航拍和卫星制图手段的时代，比如西周，人们总是保有一种对地形地势的敏锐洞察力。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的周武王最早注意到洛阳所处的优越位置——“天下之中”，并嘱托弟弟周公在此经营，认为既可保周都安全，也可将其作为前进基地。东征平叛归来的周公忠实执行这一政策，《尚书·周书·洛诰》记载他不辞辛苦地占卜了黄河北方的黎水（“我卜河朔黎水”）、涧水以东等地区（“我乃卜涧水东”），最后他认为洛地最为吉利（“惟洛食”）。随后他请周成王来视察并向他献上吉兆（“伻来以图及献卜”）。
成王首先行礼，并肯定了周公的辛苦工作：“周公敬重上天赐予的福庆（‘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亲自勘查地址（‘来相宅’），准备营建能够与镐京相配的新邑（‘其作周配’），真是太好了！（‘休’）”随后他表示了齐心协力的愿景：“让我们共同担当这一福庆吧（‘我二人共贞’）。”成周营建工作就此展开。当然，此城市亦称洛邑，还有成周在洛邑之东之说。
尽管这段经典中可能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我们不难体会到周王朝创业者的远大志向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成王的回答也显示出他具有谦逊的品格和良好的修养，不愧为后来令人民安居乐业甚至刑法都被搁置的“成康之治”奠基人。《令彝》铭文的重大价值就在于能和《尚书·周书·洛诰》配合对照，得出周人营造成周的进度，比如铭文中“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就显示了这时成周已经建成了周王宗庙。后来，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至成周（洛阳）以作新都。这一事实可能令周公和成王等先驱欣慰，因为他们的努力为后人造福。但是迁都的原因——王室内讧和戎狄入侵——则是他们没有想到并会为之感到耻辱的。
兴盛一时的成周王城渐渐废弃败落，但数百年间葬于此地的多位周天子和无数贵族，则令洛阳地下豪墓连营。《令彝》就在其间度过两千余年平静岁月，却不料有朝一日地上不靖，令先祖重器——
恨别马坡
盗墓不是新现象，差不多从有墓可盗的时代就出现了。利用超自然力量来阻止盗墓显然是低效率的，古埃及诸位法老在墓中下了极为刻毒的诅咒，依然未能阻止随葬尽逝、棺启尸曝的厄运。利用技术如暗设机关、积沙积石甚至布空冢，效果略好些，但如果盗墓者既不怕麻烦又有时间，那么就少有失手。可见，关键在于地上世界，少有敢打扰祖先亡灵的不肖子孙，有的是清明严厉的政治秩序，盗墓即使偶发也成不了气候。
很不幸，20世纪20年代的中原大地多的是前者，缺的是后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掘古墓之风甚至得到军阀支持，堂而皇之。一位尽管没有敦煌王道士出名，但是“贡献”远甚前者的中国文物商人与一位觊觎中国文物的西方传教士，两人既有时间又有知识，一拍即合，遂成为盗墓界翘楚。
卢芹斋，祖籍浙江，是清末少有的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商人之一，在那个中国关税被洋人把持，仅能出口生丝等初级产品的时代，他却在北京、上海、巴黎、纽约等地开设商号，叱咤风云。凭借这一成就，他本可以被后人视为商业英雄，可叹他的“拳头”产品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
怀履光（Kelly Walsh）来自枫叶之国，长期担任基督教河南圣公会主教，后来对中国文物产生浓厚兴趣。退休后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远东部主任和多伦多大学考古学副教授的身份回到中国，目标明确。
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开展了以盗掘洛阳古墓为核心的“中外合作”。洛阳北郊的马坡西周墓葬就是他们重要的“合作项目”之一。1929年，《令彝》出土，转运出境后于转年被弗里尔纳入囊中，并在弗里尔美术馆收藏至今。
然而，卢芹斋和怀履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后面介绍其他国宝的流失过程中还将屡现他们的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