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的败落，固然是和其子弟多为纨绔，只贪图享受而没有忧患意识有关，但根本原因是贾府的“转型”失败，即没有从一个以武功立功封爵荫及子孙的大家庭，转型为以诗书立家、走科举之路来巩固其地位。
冷子兴在《红楼梦》一开始就说道：“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红楼梦》第二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中国古代一个世家要永葆繁荣是很困难的。我以为，关键是中国以农耕立国的经济政策所决定的。农耕是一种消极的再生产，在没有疆土大面积开拓、种植技术飞跃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多，土地的压力必然越来越大，最后造成大量流民，引起社会动乱，从而导致一个个王朝倾覆。因为没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不能有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得不到成倍的扩张，这种历史的循环是必然的，所以农耕经济的潜力几乎不可能根本解决人口剧增的问题。
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生齿日繁，事务日盛”是必然的。一般说来要保证家庭能应付这类局面，就必然不断地进行土地兼并，以购买别人的土地来缓解本家庭的人口压力。要增加自己的土地，一是这家不要由败家子当家，能省出余钱从事田地买卖；二是这家在权力机构中必须有不间断的代表。
贾府先把希望寄托在身世迷离但背景很深的秦可卿身上，进行了一场政治豪赌，不幸可卿早死。后来再把希望寄托在当了贵妃的元春身上，元春又突然暴亡。没有政治后台，贾府即使勤俭持家，仍然有随时被暴风雨吞噬的危险。在感叹贾府阴盛阳衰的同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依靠自己家族的男人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斗鸡走狗的混混？
很显然，贾府的教育是很失败的。我所说的教育是否成功，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一个衡量标准——科举成绩，与子弟的道德无关。像贾雨村这样寒儒出身的伪君子，尽管人品不堪，但在科举上他成功了，也可以说当时的教育在他身上是成功的。
中国自唐末藩镇割据以后，历代王朝特别注意防止武将势力的扩大。对开国武将来说，皇帝采取“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的方式已经非常客气了，像朱元璋那样大肆诛杀战功赫赫的老臣也屡见不鲜。“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享太平”（《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四回》）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从宋代开始，中国历朝基本上是个文官政府，利用武将夺取天下，但鸟尽弓藏，要确保江山的稳固，只能仰仗文官来治理天下。日益完备的科举制度，目的是为文官政府不断地培养、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公平和政治公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汪洙《神童诗》）是可以实现的梦想。因此，王朝定鼎后，最值得羡慕的家族不再是开国武将，而是“三代五进士，父子三尚书”之类的诗礼家族，如清代的常熟翁同龢家族和南皮张之万、张之洞兄弟。
从《红楼梦》中可看出，宁、荣二公是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才挣下这份富贵的。可是，在他们的子孙中，竟然没能出一个显赫的文官。在当时，爵位、官职和差事是不同的三个概念。对于祖先有功的贵族子弟，爵位可以世袭，而具体的官职则不能世袭。没有官职就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爵位只是一个荣誉性虚衔。
据冷子兴介绍，宁、荣二公死了后，代化、代善袭了官，代化死了，贾敬袭了官，贾敬因为一味好道，早早把官给了儿子贾珍；荣府那边代善的官由贾赦袭。这里所说的“官”，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虚职。贾府子弟如果要担任实职，必须走科举那条路。可是贾府几代人，科举的成绩实在太差了。唯一中了进士，可以出任实职的贾敬，却不愿意做官，想做神仙，生生浪费了这个资源。就是那个“自幼酷爱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的贾政，也不是科举出身，由皇帝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即不在编的主事，后来升了员外郎，这算是真正的实职，可权力不大，也就是个“司局级干部”。唐代那个颠沛流离一生的“诗圣”杜甫也做过工部员外郎。
到了宝玉这一代，贾珠早死，贾珍、贾琏根本就不读书，不应举。贾府在权力格局中面临空前的危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女人身上也是不得已。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贾家对宝玉、贾兰叔侄科举之路所寄托的殷殷希望。
平生恨透了八股制艺、科场文字的宝玉，在续写的后四十回中，出家前和侄子贾兰一起考中了举人。这情节是否是曹雪芹的原意暂且不论，但可以看作是宝玉以中举来报答贾政的养育之恩，他很了解自己这个大家族对子弟科举成功的期盼。
贾府一直盼望着从武将出身的贵族家庭转型为科举出身的文官家庭，可是没有成功，因而其家庭的政治地位也很难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