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掀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那么肖洛霍夫的态度如何呢？
许多事实证明，当时赫鲁晓夫考虑到肖洛霍夫的声望和影响，曾竭力拉拢他，给他戴高帽，称他为“伟大的苏联作家”，说他是“我们伟大时代的有才华的、忠实的历史记述者”，“他的创作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等等，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利用他，而且还想让他把自己写进作品以便名扬后世。赫鲁晓夫又力图与肖洛霍夫建立私交，曾在1959年邀请他一起访问美国，访问前专程到维约申斯克看望他。肖洛霍夫自然也作出了一些回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发表过一些拥护和支持二十大后的某些方针政策的言论，有时甚至表现得与赫鲁晓夫比较亲热，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说他与赫鲁晓夫有一种不大说得出口的“男人的友好爱慕之情”。然而他在内心里并不那么尊重赫鲁晓夫，也不打算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其树碑立传。根据上面提到过的丘耶夫的回忆，肖洛霍夫曾对他说：“赫鲁晓夫很想让我写他，坐飞机到我这里来，但是我是一个狡猾的老头……”意思是说，想办法应付过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肖洛霍夫没有跟着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流传过他的一句名言：“有过崇拜，但也有过杰出的个人”。有人问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肖洛霍夫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斯维特兰娜证明确实说过。而根据儿子亚历山大的回忆，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有一次肖洛霍夫看到新来的报纸刊登着揭露个人崇拜的材料时沉思起来，谈起了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见。他说，在谈完正事后告辞前进行有问有答的简短的闲谈，他突然问斯大林“为什么允许如此没完没了地颂扬自己？为什么允许不问场合地唱颂歌，到处挂像和立碑？”斯大林并无恶意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有什么办法呢？——人们需要神。就让斯大林当这个神吧（由于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肖洛霍夫开头把‘神’听成‘头脑’。——引者）。”肖洛霍夫觉得斯大林本人也只是忍受着这个“崇拜”，并相信这一点，而且一直这样认为。肖洛霍夫又说，他不喜欢“崇拜”这个词，最好说“信仰”；而信仰应该是崇高的，高尚的，崇高的精神财富也可升格为崇拜的对象。他认为崇高的精神财富是由具体的个人培育和体现的，根据这一点，他就不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个人。肖洛霍夫说，“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在最上面总会出现领袖，出现最高统帅，出现能敢于作出最后决定的人。而事业完全是新的，没有任何经验，这个人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既然如此，那就会变得毫无理智地冷酷无情，恐怕斯大林还不是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典型。肖洛霍夫的这些议论与上面提到过的“有过崇拜，但也有过杰出的个人”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他对个人崇拜这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了分析，说明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反斯大林浪潮的情况下，文学界的一些曾起劲地为斯大林唱颂歌的人转而进行批判，但是肖洛霍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他对斯大林仍然一往情深。上面提到过的丘耶夫的一段回忆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对二十大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不满，写了一首诗，其中这样说道：
为什么要砸掉斯大林的纪念碑？
它们使我们想起，
是坚强的和可敬的领袖
实现了昔日的强大并留给了我们。
他曾把这首诗在集会上和公共场所朗读，受到了相当多的听众的欢迎，但是也遭到有关部门以及作协组织的批评。1967年6月，丘耶夫随同一批年轻作家到维约申斯克访问。根据他事后的回忆，肖洛霍夫已听说他因写肯定斯大林的诗而受到批评的事，见到后便说：“小伙子，你朗诵一下在莫斯科挨批的诗！”丘耶夫便朗诵起来，听众不少，有人扯一扯丘耶夫的衬衣，叫他停住。肖洛霍夫发现后说道：“您这是也叫我什么也不说。列夫·托尔斯泰头上只有一个沙皇，而我头上有一大批——从区委书记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过去高喊：‘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现在他们说什么来着？小伙子，把它读完！”肖洛霍夫听完后泪流满面，拥抱了丘耶夫，亲吻了他，和他谈起了生活和作家的劳动，对他说：“你就这样写……听我这个老头的！”毋庸赘言，这是肖洛霍夫真实感情的流露。
这里还要讲一下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五六十年代肖洛霍夫继续进行这部小说的创作，构思发生了一些变化，拓宽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从战前写起，一直写到战争胜利结束。1968年他把新写的章节送《真理报》发表，其中写了三十年代末军队的大清洗。《真理报》请示苏斯洛夫，苏斯洛夫要求删去写大清洗的场面。肖洛霍夫不同意，几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要求与他面谈这件事。勃列日涅夫拖延着，一直没有搭理。1969年3月，《真理报》刊登了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组织人删改过的一个片断，肖洛霍夫看到后特别气愤，感觉到已无法和上面的人说理，小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于是一气之下把要回的手稿付之一炬。
《他们为祖国而战》这部小说之所以有这样悲剧性的结局，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写了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和军队大清洗。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他们要求肖洛霍夫对自己的小说作删改。而肖洛霍夫不同意这样做，最后酿成了上述的悲剧。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年发表出来的经过删改的片断，这新的几章究竟是怎么写的，已鲜为人知。有人根据小说写了军队大清洗和提到了斯大林，就认为作者采取了反对斯大林的立场；也有人认为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战争初期军队指挥系统的薄弱和遭到失利的原因，主要不针对针对斯大林个人。上面列举的种种事实说明，肖洛霍夫从关心人和关心人的命运出发，对三十年代整个大清洗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持揭露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他们为祖国而战》中似乎继续这样做。当然他并不否认斯大林对军队大清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是要说他开始否定斯大林，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
1970年肖洛霍夫在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谈到了战争年代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他说：“我完全同意朱可夫元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能故意歪曲和贬低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第一，这样做不诚实；第二，对国家、对苏维埃人有害。这倒不是因为胜利者不受审判，而首先是因为‘打翻在地’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不符合真实情况。”这里他用明确的语言表明自己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作用的基本看法。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在苏维埃国家的充满尖锐复杂斗争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斯大林和肖洛霍夫这两位巨人——一位政治家和一位艺术家——遇到了一起。他们两人有共同点，这就是信仰社会主义，热爱人民，这是主要的。可是两人又有区别。斯大林作为政治家，首先关心社会发展的方向，关心如何更快更好地前进，着重注意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而在观察思考问题时重理智而不重感情，有时为了解决问题，不惜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肖洛霍夫作为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艺术家，特别关心具体的人的命运和遭遇，更容易看到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和问题，而且富于感情，常常作出强烈的反应。由于这些差别，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斯大林在肯定肖洛霍夫的创作对人民有利和赞赏他的艺术才华的同时，批评过他的片面性，对他某些任性的行为表示过不满；而肖洛霍夫在总体上赞同斯大林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对斯大林的支持和爱护表示感激的同时，对路线和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感到不能容忍并进行有力的揭露，晚年间接地提出斯大林应负责任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与肖洛霍夫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只看到两人之间的共同点和亲密关系，称肖洛霍夫为“典型的、顽固的斯大林分子”；有人则相反，几乎把肖洛霍夫说成斯大林的敌人，把两人之间的关系说成相互利用的关系。应该说，这样的看法都是由于没有全面地看问题造成的，而且把问题简单化了。因此在说明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的关系时，应该努力避免这种片面性。
三
再讲一下斯大林与米哈尔科夫的关系。根据米哈尔科夫的回忆，他受到斯大林的注意，是在他发表一首题为《斯维特兰娜》的诗之后，时间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时刚二十岁出头的米哈尔科夫在《消息报》信访部当一名编外工作人员。他写了一首原题为《摇篮曲》的诗交给了编辑部。恰巧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斯维特兰娜的姑娘，在见面时对她说：“你要不要我明天发表一首写你的诗？”那姑娘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得到。于是他便跑到编辑部，把将要发表的诗的题目改为《斯维特兰娜》。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睡吧。不会有人惊动你。
你可以放心地睡。
我不会叫醒你，
你可以在这黑暗的房间，
斯维特兰娜，
一觉睡到大天亮，
做你快乐的梦……
这首诗发表后，那姑娘根本不在意，可是米哈尔科夫却出人意料地被叫到党中央机关，那里一位名叫季纳莫夫的负责人接见了他，告诉他说，斯大林同志喜欢这首诗，问起了诗作者的情况。根据传说，斯大林曾高兴地给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读了这首诗。还有一种传说，说这首诗是作者献给斯大林的女儿的。上面米哈尔科夫已说明了这首诗的发表经过，因此后一种传说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名字的巧合对这首诗引起斯大林的注意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之后，米哈尔科夫虽然仍在《消息报》信访部工作，但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处处感觉到上面对他的关怀。1937年他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有一种说法，说是斯大林把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列入将要发展的作协新会员名单的。1939年，二十六岁的他与老前辈马尔夏克一起因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而荣获列宁勋章。接着他的《儿童诗集》和电影剧本《前线的女友》先后于1941年和1942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二等奖。他的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据他说，他曾用诗的形式写了这样一份住房申请书：
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请您把一个诗人怜惜。
这个诗人家里
没有写作之地方。
他工作条件很差，
请您设法让他搬进新房。
结果他分到了一处两居室的住房，与着名作家布尔加科夫为邻。莫斯科市领导如此“怜惜”这位年轻诗人，很快解决他的问题，大概也与他们了解此人的特殊背景有关。
米哈尔科夫成为苏联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斯大林。他在回忆往事时详细地叙述了他和他的朋友埃尔－列吉斯坦写的歌词被选中的经过和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知道，苏联成立后一直没有专门的国歌，而以《国际歌》代替。1942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决定制定国歌，成立了以伏罗希洛夫和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1943年9月，谢尔巴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里说，一年多来吸收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曲家参加国歌的制定工作，共收到了十九位诗人和八位作曲家的作品，而在这十九位诗人提交的二十七首歌词中，只有古谢夫、吉洪诺夫、多尔马托夫斯基、希洛夫、列别杰夫－库马奇、科雷切夫、戈洛德内等人写的歌词可以考虑，但都不甚理想。谢尔巴科夫向斯大林建议采取内部有奖征求词曲的做法继续征求词曲。
这时卫国战争正在进行。米哈尔科夫以空军的《斯大林之鹰报》记者的身份在前线采访。他没有被吸收参加国歌歌词的创作。他和他的朋友埃尔－列吉斯坦是在从前线采访回莫斯科办事时才听说要制定国歌这件事的。两人便不问是否允许他们参加，决定应征，根据亚历山大罗夫作曲和列别杰夫－库马奇作词的《布尔什维克党党歌》的诗格，写了一首歌词，请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转交专门委员会，自己又上前线去了。但是他们写的歌词连初选也没有选上，没有列为谢尔巴科夫所说的“可以考虑”的作品。
然而他们两人合作写成的歌词却被斯大林看中了。不久，伏罗希洛夫把他们从前线紧急召回，对他们说：“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了你们写的歌词！你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我们将和你们一起修改！”谈话时，米哈尔科夫发现，在伏罗希洛夫面前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在第83页上夹着一张书签，这一页印的就是他们俩写的歌词，上面有斯大林的批语。后来才知道，前后参加评选的歌词作者共有六十五人，其中包括像别德内依、吉洪诺夫、列别杰夫－库马奇、伊萨科夫斯基、基尔萨诺夫、雷利斯基、斯维特洛夫、阿谢耶夫、希帕乔夫、西蒙诺夫等名家。